南方朔：从失语到复语---天大研究院成立的意义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这个道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说得可能是最直接和最清楚的了。他曾在一个场合说到，“人类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这乃是他后来不断为“亚洲价值”鼓吹的原因。可惜的是他的态度与主张，缺乏了知识力、学术力，甚至传播力的持续耕耘。
不少中国人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也深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重建合理性的重要。中国文化的许多观点透过重新诠释，对这个愈来愈赤裸野蛮、透过垄断一切理由而恣意妄为的世界，或许才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召唤中，由中国新兴企业家出资创办的“天大研究院”正式开始运作，要以国际著名的智库为参考坐标和样板。对于这样的自我期许，我衷心的乐观其成。只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说来容易，做起来艰难。它必须展开高度的知识学术力动员，必须有旺盛而不同于别人的问题意识，还必须要有极强的活动能量，而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与累积，始可做出成绩。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及，它需要耕耘的时间。
每个国家政权的维系都需要许多形式的权力手段：它需要军力，以免被他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而入侵；它需要财经力，来维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它需要科技力，俾让军力和财经力得以进步不衰。而与前述各种力量同等重要的，则是它需要有话语权力。那是一种知识学术力。靠着这种力量，它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建造出正当性以及制定自己国家的日程表。话语权力如果无法存在，整个国家即不免沦为思想的被殖民状态。而大学、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都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例如，近代人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东方主义”之说。那是一种合理化殖民主义的知识建构，也让东方产生“自我低劣”的意识。而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从一七九五年萨赛（Silvestre de Sacy）创设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后，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东方主义”的建构，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有关今日美英的霸权，两位美国学者休普（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在合着的《帝国能力托拉斯》一书里指出，一战之后瓦尔塞会议前，一群美英代表，信奉钻石大王罗德士（Cecil Rhodes）的感召，以建构新的“美英帝国”为职志，这就是美国今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身。
今天的美国，早已成为相当程度“智库领导型”的国家了。一九一六年创设的“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四三年创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已分执自由及保守两大势力的牛耳，并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而中间偏左的“政策思考研究所”，则是代表了美国良心的少数派。智库之功能，乃是透过内政外交问题的深刻思考，扮演着主导国家方向的角色。另方面也透过学术活动，开辟国际网络，并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集团。在美国，智库和政府领导层甚至还有旋转门，人员也相互交流。除此之外，智库还有一个知识及政策形成上的重要意义，它有别于有态度、有立场，但却无方针、无策略的“书生论政”。在“智库论政”后，一个“没有研究既没有发言权”的新标准即告确立。
今天的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惹眼的存在”。别的国家会更注意它和谈论它，偏见和畏惧当然增加；另外则是中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应该到了开始自己搭起桥来过河的阶段了。无论为了自求进步，或替自己的存在发声，甚至为国际社会上和自己命运相同者仗义执言，现在的确已到了中国新兴民间企业家把智库当作新事业来经营的时候了。这是个百年大业，企业家把钱用到这方面，化财力为国家的能力，也才更有积极的意义。
据我所知，“天大集团”乃是中国新兴的青壮企业集团。它的事业遍及全球，这也使得该集团负责人卓具世界性的视野。这乃是该集团决定资助创办天大研究院的原因。天大研究院设在香港，其着眼当然在于以香港之利，一方面便于面向全球，另方面也有利于整合华人社会的知识学术资源。香港除了可扮演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角色外，也未尝不能扮演思想发展上的另一前沿平台。
近代中国“失语”已久。“失语”者不会看自己，不会为自己设定日程表，也不会述说自己。从“失语”到“复语”，那可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迈出这重要的第一步吧！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