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

港澳观察
澳门防疫抗疫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段聿舟 2021-07-22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2020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全面展开施政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为艰难且极不平凡的一年,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特区政府坚持“严防严控,不惜代价”的防疫政策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疫抗疫策略,保护了市民健康安全。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澳门特区政府于2020年1月21日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以下简称“应变协调中心”),直接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应变协调中心负责全面规划、指导和协调各公共及私人机构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工作。应变协调中心的设立为日后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的果断决策、实时应变和迅速反应打下了制度基础。在疫情出现后,特区政府快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实施社区卫生防护措施,有效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并持续推进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澳门疫情回顾 澳门的第一波疫情始于2020年1月22日。当天,第一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出现。翌日起,卫生局实行“保障口罩供应计划”,同日,各入境口岸开始执行健康申报措施。随后,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亦是澳门至今唯二的境内感染个案。为防止病毒在本地社区传播,特区政府宣布本澳娱乐场所、幸运博彩经营场所以及其它娱乐设施于2月5日零时零分起关闭15天,可谓自断经济命脉。自2月4日至3月15日,澳门确诊个案没有增加,维持在10宗。 澳门的第二波疫情始于2020年3月15日。当日,澳门新增第11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随后掀起了第二波疫情。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开始转向防范外国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先是禁止所有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者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紧接着,对入境前14天内曾到过外国的非澳门居民的入境措施由“14天医学观察”升级为“禁止入境”,澳门机场也停止转机服务。面对香港感染人数的大幅增加,暂停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变相再无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港澳。所有学校包括高等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学校都延后到4月下旬起复课,以减低学童聚集感染的风险。特区政府的一系列应对举措有利于堵截病源、切断病毒传播。 第三波疫情始于2021年1月22日并持续至今。此间,澳门陆续新增零星个案,均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并无大规模境内感染。截至2021年7月9日,澳门累计有55宗个案,51名患者已康复出院,澳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零死亡、零小区感染、零院内感染、低重症率和高治愈率的好成绩。现在澳门是一座低疫情风险的安全旅游城市。2020年8月12日、26日及9月23日,珠海、广东和内地各省区陆续恢复办理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防疫抗疫的经验 澳门特区政府以应对灾难的办法抗疫防疫,应变及时,慎终如始,赢得不少掌声。具体来看,特区政府此次抗疫的施政经验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充足的财政储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行政长官贺一诚在2020年2月宣布赌场关闭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澳门肯定会是赤字预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但经常说花无百日红,一定要积谷防饥,财政储备这个阶段再不用,存来干嘛?”霸气的表述,强调防疫抗疫代价“澳门承受得起”,政府在所不惜。 充足的财政储备是特区政府全力防疫抗疫的经济基础,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澳门特区政府依法适度动用财政储备。贺一诚在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相关开支将超过500亿澳门元。2020年是澳门回归以来第一个赤字预算的年度。2020年特区政府首次动用共466亿的财政储备填补预算赤字,并将2018年度的预算执行结余当中的522.6亿拨入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发挥财政调节手段的作用,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开支,减税费,扩投资,以实现“保供应、保民生、稳就业、稳经济”的目标,打好防疫抗的持久战。 (2)决策果断,应变实时,跑赢病毒。疫情初次突袭时,特区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取消春节庆祝活动,关闭博物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推迟学校开学,提倡市民戴口罩并保证口罩供应,在出入境口岸实行健康申报并测量体温等;本土病例出现时,及时关闭赌场;内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而国外疫情开始暴发时,立刻转向防范国外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机场停止转机服务。特区政府基于雷厉风行的决策,屡次及时阻断了疫情输入与传播。 (3)生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抗疫防疫的一个亮点是,至今仅有两宗境内感染个案。2020年2月4日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澳门特区政府立即宣布次日起关闭博彩和娱乐业服务。澳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赌场,按正常情况估算,停业意味着澳门每天要损失约8亿澳门元的博彩收益,关闭赌场犹如自掐命门。这项决策展现出特区政府的担当和魄力,视市民的生命健康高于经济利益。贺一诚在2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关闭赌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澳门居民的健康,必须这样做”。 (4)具有前瞻性的公共危机应对政策。是次抗疫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处处体现其决策的前瞻性与责任心。以口罩保障为例,世界各国与地区在应对疫情时几乎都遇到“口罩荒”,而澳门自始至今保障口罩的供应充足与价格稳定。澳门于首个确诊案例出现的第二天便开启“澳门居民口罩保障计划”,承诺提供2,000万口罩给澳门市民。自疫情开始,澳门的口罩就能够保证“八元十只”的低供应价格,当地居民可每十日购买一次,保证每人每日都有口罩防护,这对整个防疫起了重大作用。 澳门之所以没有出现“口罩荒”与“天价口罩”,是因为特区政府决策具有前瞻性,及时准备,不惜代价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搜罗口罩运回澳门。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将口罩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直接派给全体市民。与口罩保障类似,澳门的核酸检测与新冠疫苗亦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澳门的核酸检测价格便宜,为百元澳门币左右。这是由于澳门采用中国内地的检测试剂,并且由政府进行统一采购。 (5)以大局为重,“麻烦”市民,常态抗疫。在社交管制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多采取强制性措施,给市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譬如,大幅缩减巴士及轻轨班次;强制停工、停学;出入公共场所和出席大型活动皆需出示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证明;亦要求海外人员入境必须要进行隔离;所有乘搭巴士和的士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方可上车。贺一诚坦言,非常时期不会以“便民”为先,就是要“麻烦”市民,“你骂也是这么说”。 (6)精准监控,联防联控,善用科技。澳门特区政府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做到严防死守,不仅精准监控入境人士,亦做到密切监测内地与外国的疫情变化,以保证应变及时。首先,特区政府对入境人士实行严密监控,做到全链条专人专车无缝衔接和闭环运作,待医学观察排除感染后,才允许相关人士回到社区,这有效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其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尤其是与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它地区的防疫协调和联动安排。再次,澳门特区政府善用电子化防疫技术,密切监测疫情变化,不断提升预防、救治、检测和协调的能力。 ...
更多...
专题报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溯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1-07-22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最为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比如日本甚至比中国更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创造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领悟与融会贯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床。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发展的现象,其特点就是通过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要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明的冲突倒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然而,中华文明养育出了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这为文化交融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和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与整合,由此塑造出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它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合”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述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和”。从个体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发展的儒学兼采百家 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明倡儒学,实则兼采百家。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 儒学对“和”的追求和坚守,深刻影响到自身的兴衰。宋明理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又一座高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借鉴。走过这座高峰以后,儒学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于是就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了。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已经生长出了“和”的基因,它已经超越了儒家学说的领域,构成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底蕴,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宝贵功能。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不断地对外来文化予以鉴别、消化、吸收,不断书写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篇章。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 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和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这种属性的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分和边界十分清楚,即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很容易发生。然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释的。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来源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其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中华文明的开放基因被激活 中华文明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其它文化相遇时,中华文明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这能够产生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成果:其一,善于从其它不同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既有文化的发展;其二,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体系,加以民族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断,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基因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基因也并非总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显现。文化上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后,当西方国家大踏步走向全球时,中华民族恰恰开始了闭关锁国。很显然,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迅速落伍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击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宝贵基因被激活了。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向外寻求治国之道,寻求真理。在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关注器物阶段和关注制度的阶段后,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求索阶段。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开始大批翻译西方著作。此后,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仿效,成立各种翻译机构。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当时最大的译书中心。一些新兴的社会组织以及教会都在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梁启超1896年在《西学书目表》中的统计,到1895年,除宗教类书籍外,全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到1902—1904年,史地、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已经占到49.5%,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下降到31.5%。严复从1899年到1908年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所谓的西方八大名著,涉及到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更多...
台湾观察
农渔业可为再生能源添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21-07-22 数十年来,化石燃料的使用主宰了能源供给,但它不仅会产生空气污染,危害人类健康,冲击区域经济,而且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危机,因此实行能源转型政策势在必行。全球须加速发展再生能源,才能维持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危机,不仅造成生命威胁,导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也加快世界能源转型。新能源主导权争夺正在展开,能掌控太阳能、风电及新蓄电池的国家,将能掌握新能源的主导权。数十年来,化石燃料的使用主宰了能源供给,但它不仅会产生空气污染,危害人类健康,冲击区域经济,而且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危机,因此实行能源转型政策势在必行。全球须加速发展再生能源,才能维持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发展再生能源成全球趋势 全球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再生能源价格大幅度降低(如近十年来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八成,陆上风力发电成本下降四成),且再生能源发电往往比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更低。全球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逐年提高,全球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由2011年的25.1%,成长到2020年的36.6%。去年新增的所有电力容量中有80%以上是由再生能源提供,其中太阳能和风能占新增可再生能源的91%,太阳能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成本最低的大宗电力来源。日本计划到2030年将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提高到22-24%(主要发展重点:离岸风电、氢能、蓄电池及二氧化碳再利用),台湾宣示在2025年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可达20%。中国大陆政府则表示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具体方案会列入十四五规划(包括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再生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绿色能源消费机制等等)。届时,再生能源将提供约六成电力,其中核能占28%,化石燃料占12.8%。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市场,去年增加了136吉瓦(GW),主要来自风能(72 GW)和太阳能(49 GW)。2020年再生能源占中国能源需求15%左右,2021-2025年期间可能上升到18%。目前中国正积极建构碳定价,“去碳化”与“数字化”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两大重要目标。 全球产业将面对碳成本上扬的挑战。欧盟现为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规模已逼近1,700亿欧元,专家预测2021年的平均碳价为40欧元/吨左右。欧盟碳关税将改变市场竞争格局。 农渔业可为再生能源添力 农业既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和最为脆弱的领域,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之一,估计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价值链消耗的能源占全球可用能源的30%。农作物、鱼类、家畜和林业产品的生产、存储、加工、运输和分销,均会消耗能源,农业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0%。未来十年,全球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将增加4%,主要来自于畜牧业生产的扩大。农业粮食体系想要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又要保证达成粮食生产率的目标,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向可持续的再生能源转型。再生能源对于农业食品系统转型、气候变化适应力和净零排放战略至关重要。若能如此,农业粮食体系价值链上所有参与者就能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粮食,从而增加收入及改善生计。简言之,再生能源是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向气候安全、可持续未来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积极改善农村经济暨用电 中国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近1/3),七成原油及四成天然气仰赖进口。中国对煤炭依赖度高(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中,燃煤发电占56.8%),尤其农村能源需求量大,每年约有1.13亿吨的低质量煤用于供暖,热效率仅30-40%,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加上许多农业废弃物未被有效利用,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中国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给农作物增产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200—1,400亿元/年,但地膜残留却对部分农业生产和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农业废弃物清洁转化成为研发重点。2020年中国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费量占总使用量的28.8%,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8.4%。中国政府原本打算在2021年逐步取消其再生能源补贴,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财政部为因应新的排放目标和经济刺激的需要,将再生能源补贴延续到2021年。未来农场应该拥有更优质的土地、更先进的作物保护措施及更高效地使用能源。 台湾力拼非核家园 根据统计,2020年台湾发电结构中,再生能源只占5.4%(其中风力与太阳光电占比达3%),燃煤仍占了45.02%,天然气占35.70%。台湾想达成非核家园目标,需大幅改变民众生活和革新产业结构。 台湾能源高达98%需要依赖进口,国内民生、服务业以及工业用电,大多是依靠进口石油以及油气,再生能源占比偏低。新能源政策须兼顾能源安全、环境生态及经济效益。为落实非核家园,台湾正大力推动再生能源,主要包括离岸风电和农渔电共生(美国研究指出1%农业结合太阳能发电,可以提供总发电量的20%)。全球农业太阳能装机容量已从2012年约5兆瓦(MW)增加到2020年的2.9吉瓦(GW)。除在池埤、湖泊、水坝等地方安装太阳能设备外,台湾力拼2025年离岸风力发电累计达5.5 GW,目前岛内离岸风电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区块开发(第一阶段:示范系统,第二阶段:潜力场址开发),官方却尚未公布场址申请规则,引发外界批评,要求先启动海洋规划。 政府推动农渔电共生虽有望解决农田短缺、供电不足、水源不足等问题,可助力农村可持续发展,但面临的挑战亦不少。除了技术尚未周全,原因也在于每种作物有其独特性,非所有鱼种皆适合,须找到最合适的作物生长模型及协作模式,例如光照强度对葡萄糖分、酒精和酸含量影响,遮亮度会对苹果落果及产量造成影响。太阳能板的理想倾斜角度依鱼种而异,可依太阳路径和天气预报数据自动调节;全球针对渔业设计的浮动太阳能系统,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欧盟正积极开发海上太阳能结合海藻、蓝贻贝、鲑鱼、牡蛎等养殖模式。目前蔡政府预计推动鱼电共生之鱼塭面积约1万公顷,占总养殖面积25%,在西南沿海掀起“鱼塭争夺战”,也衍生出圈地、炒地及转卖租约乱象。由于实际从事农渔业生产者与土地拥有者不同人,对于土地拥有者而言,出租土地无论是用于农渔业或太阳能发电并无差异,不过租金收入却有相当大的差距(养鱼租金平均每年每公顷3-5万元,绿能业者承租鱼塭行情平均每年每公顷30-50万元),因而对养殖渔业产生排挤效果,养殖规模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假农渔作真种电”。 ...
更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溯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1-07-22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最为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比如日本甚至比中国更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创造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领悟与融会贯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床。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发展的现象,其特点就是通过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要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明的冲突倒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然而,中华文明养育出了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这为文化交融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和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与整合,由此塑造出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它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合”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述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和”。从个体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发展的儒学兼采百家 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明倡儒学,实则兼采百家。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 儒学对“和”的追求和坚守,深刻影响到自身的兴衰。宋明理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又一座高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借鉴。走过这座高峰以后,儒学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于是就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了。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已经生长出了“和”的基因,它已经超越了儒家学说的领域,构成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底蕴,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宝贵功能。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不断地对外来文化予以鉴别、消化、吸收,不断书写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篇章。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 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和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这种属性的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分和边界十分清楚,即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很容易发生。然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释的。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来源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其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中华文明的开放基因被激活 中华文明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其它文化相遇时,中华文明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这能够产生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成果:其一,善于从其它不同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既有文化的发展;其二,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体系,加以民族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断,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基因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基因也并非总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显现。文化上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后,当西方国家大踏步走向全球时,中华民族恰恰开始了闭关锁国。很显然,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迅速落伍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击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宝贵基因被激活了。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向外寻求治国之道,寻求真理。在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关注器物阶段和关注制度的阶段后,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求索阶段。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开始大批翻译西方著作。此后,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仿效,成立各种翻译机构。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当时最大的译书中心。一些新兴的社会组织以及教会都在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梁启超1896年在《西学书目表》中的统计,到1895年,除宗教类书籍外,全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到1902—1904年,史地、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已经占到49.5%,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下降到31.5%。严复从1899年到1908年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所谓的西方八大名著,涉及到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更多…
印度第二轮疫情与其地缘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1-07-22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认为印度在新冠病毒面前,已经躺赢,即使举行政治选举和宗教集会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或者这种后果与政治上推进民族国家整合的胜利相比也无足轻重。另外,只有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显示印度已经战胜疫情,西方跨国公司才会到印度投资,莫迪政府才能实现其经济“去中国化”目标,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疫情对其地缘战略的影响 首先,第二轮疫情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都造成沉重打击。印度自身经济发展目标已无法实现,莫迪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这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公布的数据,印度2020-202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此前预测的-8%调整为-7.3%。印度2019-2020财年的GDP总值约为2.85万亿美元,2020-2021财年GDP增长率为-7.3%,呈萎缩趋势,可能回到印度2018-2019财年2.6万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印度GDP本来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印度要到2026年才能重新超过英国。莫迪2019年提出,印度到2023-2024年将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这个目标完全破灭。最近,经合组织将印度的增长预测从12.6%下调至9.9%。印度政府则维持其2021-2022财年经济将增长10.5%的预估,然而印度国家银行将其增长预估从10.4%调降至7.9%。2020年,印度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2021年1月至5月,以美元计算,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481.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印度对中国经济依赖不降反升。 疫情对莫迪政府的执政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莫迪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疫情再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印度国内出现社会危机。美国《纽约时报》5月25日的文章指出,医学专家对印度第二轮疫情最保守的科学估计为4.04亿人感染,60万人死亡;而最悲观的估计数字为7亿人感染,420万人死亡。在缺乏充足医疗物资和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印度根本不可能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第二轮疫情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如此猛烈,大量人员死亡使得莫迪和印人党的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这反映在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失利上。为维持其统治,莫迪采取了禁锢舆论等一些极端的手段,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印度战略界已经出现分裂。以梅农、萨仁山为首的一批人虽然主张对华强硬,但在认真反思其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而另一批人则歇斯底里,更加仇视中国。有一些人像尼赫鲁大学教授谢钢那样,配合美国,在疫情起源问题上攻击污蔑中国。不幸的是,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受印度外交决策核心人物的青睐。 其次,第二轮疫情沉重打击了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可能更趋军事化,地区博弈参与者增多,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第二轮疫情使得印度建立一条取代中国的价值链、产业链,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梦想受挫,同时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对话机制通过线上首脑峰会的方式刚刚达成协议,帮助印度生产疫苗以抗衡所谓中国疫苗外交的战略,也宣告破产,这将沉重打击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 由于印度第二轮疫情以及莫迪政府的应对举措,美国对印度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价值观以及印度能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有力支柱产生怀疑。印度疫情的失控充分证明这个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到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可靠的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但印度仍希望在“印太”框架下,通过与美方合作,在外交、安全、经济、科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向印度转移。苏杰生在5月24日的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新一轮病毒全球大流行,必须构建分散且具有灵活性的供应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推进(避免生产基地集中于中国)“供应链弹性倡议”;正在印日美澳四国机制和“QUAD+”的框架下,讨论共同研究疫苗和半导体生产等问题。 然而,第二轮疫情使印度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减少,印度所要做的,一是竭力证明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价值。因此,印度对华政策将跟随美国,趋向强硬,中印边境地区可能再次面临比较紧张的态势。苏杰生在访美之前放言,印度已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及周边地区上展开竞争。苏杰生如此表白,不仅仅只是为了从美国那里争取疫苗。二是像苏杰生之子德鲁瓦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所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安全合作。虽然在4月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上,苏杰生否认QUAD将变成亚洲小北约,但从印度组织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印度仍希望与俄罗斯合作,保持其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间的摇摆地位。第二轮疫情之后,印度可能将进一步推动加强QUAD的军事合作。三是印度希望引进更多的外部力量,特别是欧洲的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希望通过加入G7以及G7推出的对冲和替代“一带一路”的B3W倡议实现这一目标。“印太”地区区域内博弈者增多,地区局面更加混乱。 印度一些战略界学者提出,印度应该重新加入RCEP,但印度政府可能更加倾向于与英美和欧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如果印度真的重新提出要加入RCEP,中国确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印度在国际机制中一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风。 最后,印度很可能成为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被孤立。当前,印度第二轮疫情还没有结束。印度政府担心经济停摆,不愿采取大规模封锁的措施,第三轮疫情暴发的可能性很大。印度很可能将成为一轮又一轮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对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从而被世界孤立。 印度未来对华政策走向 印度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印人党国内政治议程、印度的全球大国野心和美、俄等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上。印度在经过第二轮疫情的肆虐之后,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内部确实在发生变化,但印度国内没有能够和莫迪竞争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派也不能团结起来对抗印人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疫情使得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野心受到抑制,但其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企图没有变化,甚至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印度所运用的手段也将更加卑劣,破坏性更强。印度疫情的蔓延恶化了周边国家防疫形势,中、巴与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防疫机制,开展抗疫合作。印方认为,这对其势力范围形成了挑战。印度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进行争夺和破坏的行动可能将增加。印度将会利用达赖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 印度不能容忍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且认识到,无论印度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中国,那么印度要做的就是寻求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结盟,从而在所谓“印太”地区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坚决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为此团结其盟友,并且企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莫迪政府仍然抱有很大的期待。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之后,中方积极提供制氧机等抗疫物资,印度不仅不感激反而对中国百般污蔑,在边界地区加强战备。对华强硬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正确”,他们希望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下主动向印度退让。印度主动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从印度一再释放对巴基斯坦缓和的信号来看,印度确实希望消除“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中国应密切关注印度国内政治动向及其地区外交政策,坚决反击印方挑起冲突转移其国内民众注意力的企图。 …
更多…
塑造国家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7-22 改善国际传播、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宏大的工程,而塑造国家品牌则是其中需要推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在各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奇迹。在极不寻常的2020年,新冠疫情猖獗肆虐,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然而,中国在外宣方面一直缺乏足够能量和技巧把这些成就转化成国际特别是西方社会喜闻乐见的叙事,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困境是最新的例子,西方媒体把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德政妖魔化,而中方的对外宣传几无还手之力,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改善国际传播、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宏大的工程,而塑造国家品牌则是其中需要推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品牌概念 国家品牌的概念和实践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生事物,其核心目标在于树立正面国家形象,提高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好感和信任。国家品牌建构是国家战略与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通过情绪与体验的感知组合与集成达致理性的国家发展目标,其主要执行方式为正向识别、信用背书、价值观吸引。 正向识别指的是国家通过符号系统建立起比其它国家更显著的地位,诉诸于人们的记忆反应;信用背书指的是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政府的政策具有公认的功能优势和品质表现,诉诸于人们的认知反应;价值观吸引指的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具有共通价值信仰和心理模式的共同体,诉诸于人们的情绪反应。 品牌塑造一直是商业世界的概念,不久前才得到民族国家的重视,成为与经济、安全、政治等并驾齐驱的利益范畴。西方国家政府把商业世界的品牌塑造概念和技巧移植到外交领域,包括品牌精髓、品牌消息、品牌形象、品牌标识等在内的术语逐渐进入外交官的意识和实际工作中,被用来影响国际社会对民族国家的感觉和认知。 政府建构国家品牌 政府可以通过塑造国家品牌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把局限于小圈子精英阶层的公共外交延伸到其它民族国家的普通国民,由此在非理性领域为国家赢得良好声誉和支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开始接受软实力概念,各国民众逐渐支持本国政府巨额的海外传播和人文交流行为,但是基于公民责任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他们不希望看到纳税人的贡献被官僚和私人企业白白浪费。严格的社会监督和部分民众的理解滞后导致政府在国家品牌建构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府需要花钱营造国家的正面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喜爱,提升国际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优先满足国内事项,尽量顺应国民的意愿,因此国家品牌塑造只能低调行事,甚至不得不被纳入情报机构的工作范围。 品牌塑造是一个长期主义行为,这一特点也给各国政府带来挑战。品牌塑造与教育一样,其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是细水长流、不断滴灌、久久为功的过程,动辄需要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投入。这与看重短期效益的商业逻辑表面上有些矛盾,也造成公众对国家品牌塑造的隔膜。社交媒体降低了新闻传播信息的准确性和专业性,经常短视地挑剔政府在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领域所进行的投资,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品牌塑造。因此,许多受其影响的社会成员把国家品牌建设理解为奢侈的面子工程,而不是说服人心、促进国家利益的长期行为。 如果政府出面推动国家品牌的塑造,那么操作要保持合规合法、公开廉洁,并且在长期和短期成效之间寻求平衡,这样才能首先取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本国国民对国家品牌塑造行为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那么政府的努力必将付之流水。 只有在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后,政府才可以大规模落实国家品牌营销工作。政府可以在全球性媒体上做广告,正面宣传本国的制度、政策和文明;可以雇佣专业的公关公司来影响目标受众甚至是国际社会对本国的态度和了解;可以动员侨民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慈善事业,广泛树立国民积极向上的形象;可以发动本国私营机构和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主动配合政府的海外传播行为。政府也需要特别与全球品牌咨询公司和公关公司良好互动,建立双赢的商业关系,这样有助于获得行业的认可,但是二者的互动要经得起公众的质询与审查。 民间社会对国家品牌的贡献 除了政府的参与,国家品牌建设更需要民间社会的努力。环顾全球,美国在国家品牌层面拥有压倒性优势,这与美国民间社会的贡献息息相关。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流行音乐和娱乐节目在全球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美国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全世界大量年轻人模仿。自上世纪初以来,好莱坞便一直主导着世界电影业,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既赚到巨额的财富,也在潜移默化中输出了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自我奋斗精神、个人英雄主义、美国的“世界警察”理念等等。这种娱乐产品极具洗脑功能,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能促进国家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以此为出发点学习美国政治经济模式,试图简单粗暴地以美国为榜样来改造自己的国家,既无视国家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具体国情,也不管国家在民主实现形式和道路上的巨大差异,偏执地认为美国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本世纪进一步改善了美国国家品牌。谷歌、苹果、亚马逊、英特尔等企业,对全球技术行业的影响力是史无前例的。硅谷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名勇敢地与特朗普政府抗衡,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反而塑造出反抗暴政的美国英雄形象,强化了美国的品牌优势。谷歌几乎垄断了中国以外的互联网搜索市场,不仅向天下人昭告美国的技术霸权,也把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多数非西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谷歌主导的全球互联网体系之中。在高科技品牌主宰全球市场的背景下,部分美国政客看到挟技术以令诸侯的机会,主张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基于技术优势的“仁慈霸权”品牌,从而为美国的战争和自私自利行为涂脂抹粉。 以良好品牌设计生成亲和力 良好的国家品牌能够引发对国家的正向识别及亲和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喜爱,从而有助于增加出口、吸引外资和促进旅游。旅游业是国家品牌最早推动者之一,因为一个国家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正面形象有利于吸引游客,因此一些著名旅游景点就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比如英国的大本钟、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等等。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旅游业在塑造国家品牌方面的局限性甚至负面作用。比如英国的大本钟被解读为大英帝国的遗产,英国的乡村电影被解读为一种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的国家形象,掩盖了当代英国对赛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贡献;中国的长城被解读为封闭与内卷,张艺谋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被解读为落后与原始,掩盖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生态方面的狂飙突进。长城、大本钟这种古老的形象以及乡村生活的夸张式传播无助于中英两国政府赢得人心、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的努力。 中国、美国、英国等大国都拥有多种属性,有些属性有利于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资,有些则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在塑造国家品牌时要通过极其专业的设计趋利避害。选择哪些“载体”来传播国家的正面信息、建立正面的国家形象并非易事,需要艺术性地在多种属性中进行取舍和组合。这些载体包括知名景点、商业品牌、科技成就、技术人才、营商环境、亲商政府等符号。 …
更多…
澳门防疫抗疫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段聿舟 2021-07-22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2020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全面展开施政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为艰难且极不平凡的一年,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特区政府坚持“严防严控,不惜代价”的防疫政策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疫抗疫策略,保护了市民健康安全。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澳门特区政府于2020年1月21日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以下简称“应变协调中心”),直接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应变协调中心负责全面规划、指导和协调各公共及私人机构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工作。应变协调中心的设立为日后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的果断决策、实时应变和迅速反应打下了制度基础。在疫情出现后,特区政府快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实施社区卫生防护措施,有效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并持续推进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澳门疫情回顾 澳门的第一波疫情始于2020年1月22日。当天,第一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出现。翌日起,卫生局实行“保障口罩供应计划”,同日,各入境口岸开始执行健康申报措施。随后,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亦是澳门至今唯二的境内感染个案。为防止病毒在本地社区传播,特区政府宣布本澳娱乐场所、幸运博彩经营场所以及其它娱乐设施于2月5日零时零分起关闭15天,可谓自断经济命脉。自2月4日至3月15日,澳门确诊个案没有增加,维持在10宗。 澳门的第二波疫情始于2020年3月15日。当日,澳门新增第11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随后掀起了第二波疫情。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开始转向防范外国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先是禁止所有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者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紧接着,对入境前14天内曾到过外国的非澳门居民的入境措施由“14天医学观察”升级为“禁止入境”,澳门机场也停止转机服务。面对香港感染人数的大幅增加,暂停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变相再无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港澳。所有学校包括高等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学校都延后到4月下旬起复课,以减低学童聚集感染的风险。特区政府的一系列应对举措有利于堵截病源、切断病毒传播。 第三波疫情始于2021年1月22日并持续至今。此间,澳门陆续新增零星个案,均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并无大规模境内感染。截至2021年7月9日,澳门累计有55宗个案,51名患者已康复出院,澳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零死亡、零小区感染、零院内感染、低重症率和高治愈率的好成绩。现在澳门是一座低疫情风险的安全旅游城市。2020年8月12日、26日及9月23日,珠海、广东和内地各省区陆续恢复办理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防疫抗疫的经验 澳门特区政府以应对灾难的办法抗疫防疫,应变及时,慎终如始,赢得不少掌声。具体来看,特区政府此次抗疫的施政经验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充足的财政储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行政长官贺一诚在2020年2月宣布赌场关闭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澳门肯定会是赤字预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但经常说花无百日红,一定要积谷防饥,财政储备这个阶段再不用,存来干嘛?”霸气的表述,强调防疫抗疫代价“澳门承受得起”,政府在所不惜。 充足的财政储备是特区政府全力防疫抗疫的经济基础,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澳门特区政府依法适度动用财政储备。贺一诚在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相关开支将超过500亿澳门元。2020年是澳门回归以来第一个赤字预算的年度。2020年特区政府首次动用共466亿的财政储备填补预算赤字,并将2018年度的预算执行结余当中的522.6亿拨入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发挥财政调节手段的作用,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开支,减税费,扩投资,以实现“保供应、保民生、稳就业、稳经济”的目标,打好防疫抗的持久战。 (2)决策果断,应变实时,跑赢病毒。疫情初次突袭时,特区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取消春节庆祝活动,关闭博物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推迟学校开学,提倡市民戴口罩并保证口罩供应,在出入境口岸实行健康申报并测量体温等;本土病例出现时,及时关闭赌场;内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而国外疫情开始暴发时,立刻转向防范国外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机场停止转机服务。特区政府基于雷厉风行的决策,屡次及时阻断了疫情输入与传播。 (3)生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抗疫防疫的一个亮点是,至今仅有两宗境内感染个案。2020年2月4日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澳门特区政府立即宣布次日起关闭博彩和娱乐业服务。澳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赌场,按正常情况估算,停业意味着澳门每天要损失约8亿澳门元的博彩收益,关闭赌场犹如自掐命门。这项决策展现出特区政府的担当和魄力,视市民的生命健康高于经济利益。贺一诚在2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关闭赌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澳门居民的健康,必须这样做”。 (4)具有前瞻性的公共危机应对政策。是次抗疫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处处体现其决策的前瞻性与责任心。以口罩保障为例,世界各国与地区在应对疫情时几乎都遇到“口罩荒”,而澳门自始至今保障口罩的供应充足与价格稳定。澳门于首个确诊案例出现的第二天便开启“澳门居民口罩保障计划”,承诺提供2,000万口罩给澳门市民。自疫情开始,澳门的口罩就能够保证“八元十只”的低供应价格,当地居民可每十日购买一次,保证每人每日都有口罩防护,这对整个防疫起了重大作用。 澳门之所以没有出现“口罩荒”与“天价口罩”,是因为特区政府决策具有前瞻性,及时准备,不惜代价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搜罗口罩运回澳门。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将口罩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直接派给全体市民。与口罩保障类似,澳门的核酸检测与新冠疫苗亦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澳门的核酸检测价格便宜,为百元澳门币左右。这是由于澳门采用中国内地的检测试剂,并且由政府进行统一采购。 (5)以大局为重,“麻烦”市民,常态抗疫。在社交管制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多采取强制性措施,给市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譬如,大幅缩减巴士及轻轨班次;强制停工、停学;出入公共场所和出席大型活动皆需出示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证明;亦要求海外人员入境必须要进行隔离;所有乘搭巴士和的士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方可上车。贺一诚坦言,非常时期不会以“便民”为先,就是要“麻烦”市民,“你骂也是这么说”。 (6)精准监控,联防联控,善用科技。澳门特区政府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做到严防死守,不仅精准监控入境人士,亦做到密切监测内地与外国的疫情变化,以保证应变及时。首先,特区政府对入境人士实行严密监控,做到全链条专人专车无缝衔接和闭环运作,待医学观察排除感染后,才允许相关人士回到社区,这有效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其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尤其是与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它地区的防疫协调和联动安排。再次,澳门特区政府善用电子化防疫技术,密切监测疫情变化,不断提升预防、救治、检测和协调的能力。 …
更多…
澳门“中心-平台-基地”发展与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1-07-22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被提及八次,澳门被提及四次,提出“确保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使命更加明晰。随后,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统筹澳门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的总体设计及工作部署,就澳门特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做出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如何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 问题与挑战 首先,“一国两制”下不同的治理文化,彼此对相互之间的营商环境仍然缺乏全面了解和信心,致使港澳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实现资源优化的实践中受阻。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主体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组成,但只要四方之一或“9+2城市”中的任何一方在推进中出现节奏不一的情况,各方协调合作的过程将随之受制,并产生对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粤港澳大湾区各中心城市在法律体系、关税制度、治理文化、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这无疑是跨境协调需要解决的区域合作障碍。简言之,当前广东的营商环境并不足以激发港澳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大湾区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澳门发展局战略研究中心前经济及社会事务司司长梁文达也指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融合进程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受制于大湾区“9+2城市”区域利益、竞争性和排他性。以旅游产业为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2019年2月,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地,并对共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高铁“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提出明确要求。“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建立旨在加强粤港澳旅游产业合作,开发澳门和周边城市之间的旅游路线,开展多站式旅行。同时,为了延长澳门的旅游产业链,“旅游+”项目希望能通过旅游带动商贸、中医药业、会展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发展。但自“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开启至今,一方面受制于疫情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旅行时间和费用,游客更聚焦于澳门本地的消费餐饮和博彩业,很少会选择多站式旅行。此外,尽管大湾区“9+2城市”已经就旅游整合开展了相应的推介会和宣讲会,也举行了“中珠澳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工作会议”,但是,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讨论、参访、了解、考察的阶段,尚没有开始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也没有设定现实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旅游业自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各城市更关心的是各区自身的利益。 澳门特区政府也缺乏实施的具体框架。2020年关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目标的问答中,立法会何润生议员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旅游+”项目,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并未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做出回应。澳门旅游局在2021年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将深化“旅游+”跨界融合旅游业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操作指南。有好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第三,澳门“一个平台”建设缺乏服务平台的有效性和弹性。2017年6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将澳门概括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的“精准联系人”。随后,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中的“精准联系人”角色逐步向功能丰富的“精准联系”方向拓展。澳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萧志伟指出,“精准联系”是要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和贸易合作中架起一座桥梁。2015-2020年间,在服务平台作用下,中葡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波动较大,从中反映出平台贸易服务有效性缺失、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等特征,澳门所承担的精准联系功能相对被动、脆弱。 此外,葡语国家对中葡商贸平台的认知和使用度有限,缺乏对“一个平台”的全面了解。中葡商贸平台的推广主要以官方推广为主,企业和商业推广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葡商贸论坛知名度有限。葡语国家对平台缺乏实际认知,使该平台的使用受限。根据2015年至2020年的数据,中国从葡语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量远大于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总量,出现了中葡国家的贸易往来偏向以进口为主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 第四,港澳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和身份认同阻碍了大湾区战略在港澳的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交流中心,鼓励年轻人从港澳去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旅游等领域为澳门居民提供国民待遇。“澳门青年大湾区实习计划”“英才计划”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的在于组织更多青年赴广东学习交流,以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尽管有政策支持,去粤经商的港澳居民人数和就业人数未明显增加,港澳居民赴大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兴趣明显不足。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在《2020年施政报告》问答会中表示部分年轻人不习惯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经济财政司司长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薪资水平不足以吸引港澳青年,港澳青年对于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创业动力不足。 澳门青年的身份认同差异是影响其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就业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澳门街坊总会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及生活意愿调查》显示,1,402名青年中仅有1%受访者能正确识别大湾区所有九个城市,近53%的年轻人表示对在其它城市就业兴趣一般。2019年澳门华人学生总会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意向”问卷调查中,1,026名学生中只有20%对广东的了解过了及格线,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兴趣一般的比例超过了街坊总会的调查数据。相比之下,受访者中更偏爱在本地就业和发展,而“不愿”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人士自称是“澳门人”,表达“愿意”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中国澳门人”。《2020澳门中学生国民认同研究报告》显示,99.4%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澳门人”的说法,只有59.5%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 第五,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受制于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和短缺。澳门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人才层次不够丰富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澳门约有38.8万名就业人口,其中博彩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22.0%,达8.5万人。同时,澳门本地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据比率较大。根据2015年《澳门人才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拥有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约34%,澳门劳动力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约为61%,远低于香港的72.37%和台湾的86.65%。而且,澳门人才引进和回流受到移民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阻滞,政策前景不明朗,引进机制不健全,引进人才的移民审批事务或停滞或进展缓慢,来自各地的高层次行业人才对专业发展空间、家属子女入学等程序产生疑虑和观望。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异质城市群,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跨社会、跨法律及跨行政的磨合问题。作为湾区四大城市之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引擎,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完善和加强其作用的基础上,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跨越本地利益,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身份认同对形成核心凝聚力至关重要,身份认同的迷失会破坏其它相关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澳门在开展好国情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其拓展方式更加多元化,与时俱进。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应以更易于青年一代接受的方式和渠道开展,细水长流,增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 第二,在顶层设计上,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介入。大湾区“9+2城市”之间需要顺畅的牵头协调机制,理顺城市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求异存同,形成有序竞争,避免排他情绪。同时,发挥横琴辐射效应,加快推进横琴激励政策的落实,形成大湾区思维。探讨实行大湾区身份证的可行性,确保持证人可以在大湾区不受限制地投资创业。 第三,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对外,加强对葡语国家企业的商业宣传和民间沟通,扩大“平台”的知名度,增加“平台”的使用度,发挥和提升“精准联系”功能。对内,增强澳门居民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了解,阐明大湾区发展战略与其事业发展、生活的关联性,增进战略本身的吸引力。 第四,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才俊,提供相应的福利补贴,作为激励措施。同时,湾区其它城市也应出台相应的港澳青年落地就业的薪金模式、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特区政府应充分调研,了解“中心、平台和基地”真正所需人才,梳理相关移民审批程序,推进新政出台和落实;应出台稳定人心的“定心丸”,解决澳门高层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重大缺口。 …
更多…
中国共产党心系香港社会民生
天大研究院 2021-0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百姓是山,民生是海。作为一个为百姓谋幸福、有着百年奋斗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中走来,始终夙夜为公、孜孜以求,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努力、矢志奋进。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14亿多人民安居乐业,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追求和梦想得以实现。 香港回归20多年来,港人当家作主,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经济社会稳健趋好,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续写了『香江奇迹』,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先例,深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然而,光环之下,却见阴暗;广厦之间,劏房处处,轮候公屋几近6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香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达0.539,并衍生了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房屋问题。房屋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民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届特区政府都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但由于各种利益交织掣肘,至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复告诫、明确指示特区政府必须迎难而上,改善香港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解决房屋,首需土地。香港缺土少地吗?其实,香港并不缺土地。全港约有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郊野公园就占400多平方公里,但已建设的土地仅有265平方公里,占比为24%。香港的私人楼宇总占地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公屋约15平方公里,而废弃农地约有50平方公里,比私人楼宇加公屋的总面积还要大得多。可见,无论是从废弃农地着手,还是从郊野公园的边角处拉条线、画个圈,抑或是通过合理优化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发挥土地最大效用这一综合手段,都能挤出房屋用地,解决房屋问题。 解决房屋问题,比土地更要紧的是决心。这包括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决心、社会各界及持份者的决心。特区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长久以来,有关解决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的研讨会、研究报告、建议方案多如天上的星星,却始终未能照亮香港这个阴暗面,实际成效乏善可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方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没有决心,善心也能解决问题啊! 中央的表态够清楚了,解决房屋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开始。特区政府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顾虑的呢?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放下身段,问计于民,求助于民,诚诚恳恳地寻求各大地产商、各大持份者合作,平衡利益,该让的让,该给的给,必定可达成最大公约数,制定可行政策和措施,那么,上百万尚无安身之地的香港市民乔迁之喜就指日可待,而非遥遥无期。 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14亿多人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缺衣少房、棚户区改造等等,都一一妥善解决了;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褒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都如期干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变成现实,750万人的房屋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还能一拖再拖、任其掉链吗?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堪称世界上最认真的执政党。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究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房屋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寻觅土地,更需要特区政府转变思想观念和施政作风,统筹发挥香港各界的力量和作用,积极有为,群策群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将之作为非完成不可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笃定信心,让全体市民住进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家。如此,那将是港人之幸,香港之幸!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支持香港在诸多领域的中心定位,为香港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鼓励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又一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香港特区和香港市民唯有与国家同向、与国人同路,切实读懂中国共产党,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掉队、不迷路,尽快走出低谷,实现长期繁荣稳定,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荣光! …
更多…
农渔业可为再生能源添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21-07-22 数十年来,化石燃料的使用主宰了能源供给,但它不仅会产生空气污染,危害人类健康,冲击区域经济,而且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危机,因此实行能源转型政策势在必行。全球须加速发展再生能源,才能维持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危机,不仅造成生命威胁,导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也加快世界能源转型。新能源主导权争夺正在展开,能掌控太阳能、风电及新蓄电池的国家,将能掌握新能源的主导权。数十年来,化石燃料的使用主宰了能源供给,但它不仅会产生空气污染,危害人类健康,冲击区域经济,而且会释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危机,因此实行能源转型政策势在必行。全球须加速发展再生能源,才能维持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发展再生能源成全球趋势 全球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再生能源价格大幅度降低(如近十年来太阳能发电成本降低八成,陆上风力发电成本下降四成),且再生能源发电往往比化石能源发电成本更低。全球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逐年提高,全球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占比已由2011年的25.1%,成长到2020年的36.6%。去年新增的所有电力容量中有80%以上是由再生能源提供,其中太阳能和风能占新增可再生能源的91%,太阳能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成本最低的大宗电力来源。日本计划到2030年将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提高到22-24%(主要发展重点:离岸风电、氢能、蓄电池及二氧化碳再利用),台湾宣示在2025年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可达20%。中国大陆政府则表示力争2030年“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具体方案会列入十四五规划(包括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再生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绿色能源消费机制等等)。届时,再生能源将提供约六成电力,其中核能占28%,化石燃料占12.8%。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再生能源市场,去年增加了136吉瓦(GW),主要来自风能(72 GW)和太阳能(49 GW)。2020年再生能源占中国能源需求15%左右,2021-2025年期间可能上升到18%。目前中国正积极建构碳定价,“去碳化”与“数字化”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两大重要目标。 全球产业将面对碳成本上扬的挑战。欧盟现为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规模已逼近1,700亿欧元,专家预测2021年的平均碳价为40欧元/吨左右。欧盟碳关税将改变市场竞争格局。 农渔业可为再生能源添力 农业既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和最为脆弱的领域,也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之一,估计全球农业粮食体系价值链消耗的能源占全球可用能源的30%。农作物、鱼类、家畜和林业产品的生产、存储、加工、运输和分销,均会消耗能源,农业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0%。未来十年,全球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将增加4%,主要来自于畜牧业生产的扩大。农业粮食体系想要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又要保证达成粮食生产率的目标,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向可持续的再生能源转型。再生能源对于农业食品系统转型、气候变化适应力和净零排放战略至关重要。若能如此,农业粮食体系价值链上所有参与者就能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粮食,从而增加收入及改善生计。简言之,再生能源是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向气候安全、可持续未来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积极改善农村经济暨用电 中国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近1/3),七成原油及四成天然气仰赖进口。中国对煤炭依赖度高(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中,燃煤发电占56.8%),尤其农村能源需求量大,每年约有1.13亿吨的低质量煤用于供暖,热效率仅30-40%,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加上许多农业废弃物未被有效利用,易造成环境污染。例如中国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给农作物增产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达1,200—1,400亿元/年,但地膜残留却对部分农业生产和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农业废弃物清洁转化成为研发重点。2020年中国再生能源电力实际消费量占总使用量的28.8%,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8.4%。中国政府原本打算在2021年逐步取消其再生能源补贴,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财政部为因应新的排放目标和经济刺激的需要,将再生能源补贴延续到2021年。未来农场应该拥有更优质的土地、更先进的作物保护措施及更高效地使用能源。 台湾力拼非核家园 根据统计,2020年台湾发电结构中,再生能源只占5.4%(其中风力与太阳光电占比达3%),燃煤仍占了45.02%,天然气占35.70%。台湾想达成非核家园目标,需大幅改变民众生活和革新产业结构。 台湾能源高达98%需要依赖进口,国内民生、服务业以及工业用电,大多是依靠进口石油以及油气,再生能源占比偏低。新能源政策须兼顾能源安全、环境生态及经济效益。为落实非核家园,台湾正大力推动再生能源,主要包括离岸风电和农渔电共生(美国研究指出1%农业结合太阳能发电,可以提供总发电量的20%)。全球农业太阳能装机容量已从2012年约5兆瓦(MW)增加到2020年的2.9吉瓦(GW)。除在池埤、湖泊、水坝等地方安装太阳能设备外,台湾力拼2025年离岸风力发电累计达5.5 GW,目前岛内离岸风电已进入第三阶段即区块开发(第一阶段:示范系统,第二阶段:潜力场址开发),官方却尚未公布场址申请规则,引发外界批评,要求先启动海洋规划。 政府推动农渔电共生虽有望解决农田短缺、供电不足、水源不足等问题,可助力农村可持续发展,但面临的挑战亦不少。除了技术尚未周全,原因也在于每种作物有其独特性,非所有鱼种皆适合,须找到最合适的作物生长模型及协作模式,例如光照强度对葡萄糖分、酒精和酸含量影响,遮亮度会对苹果落果及产量造成影响。太阳能板的理想倾斜角度依鱼种而异,可依太阳路径和天气预报数据自动调节;全球针对渔业设计的浮动太阳能系统,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欧盟正积极开发海上太阳能结合海藻、蓝贻贝、鲑鱼、牡蛎等养殖模式。目前蔡政府预计推动鱼电共生之鱼塭面积约1万公顷,占总养殖面积25%,在西南沿海掀起“鱼塭争夺战”,也衍生出圈地、炒地及转卖租约乱象。由于实际从事农渔业生产者与土地拥有者不同人,对于土地拥有者而言,出租土地无论是用于农渔业或太阳能发电并无差异,不过租金收入却有相当大的差距(养鱼租金平均每年每公顷3-5万元,绿能业者承租鱼塭行情平均每年每公顷30-50万元),因而对养殖渔业产生排挤效果,养殖规模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假农渔作真种电”。 …
更多…
台湾新一波新冠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伟栋 2021-07-22 按照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5日至27日,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台湾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0例,使台湾当局一年来自我标榜的“防疫模范生”“抗疫优等生”之说不攻自破。这次台湾暴发的新一波新冠疫情,不仅在岛内造成民怨四起,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跌,而且由于其始终用“政治防疫”取代“科学防疫”,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2016年上台以来完全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去中国化”“渐进式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此次新一波疫情,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方式“甩锅”大陆,为其在岛内继续制造“反中、仇中、抗中”情绪创造条件,这必将使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一是台湾当局攻击大陆表示援助是“假好心”,完全拒绝大陆的善意。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后,大陆顾及两岸同胞情,携手抗疫,使台湾早日战胜疫情,不仅没有计较去年初台湾当局禁止向大陆出口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禁令,而且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国台办发言人希望台湾当局去除政治障碍,表达大陆愿意向台湾提供帮助。然而,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仍然意识形态挂帅,继续采取“政治防疫”的态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而且还攻击大陆是“假好心”,甚至将台湾无法采购到新冠疫苗的责任完全归咎为大陆的阻挠,令大陆民众非常愤慨。 二是台湾当局和“绿色媒体”欺骗岛内民众,声称大陆表达的善意是“真‘统战’”。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始终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内涵,污名为“做渗透”“挖墙脚”“买人心”等,并且将大陆所有的善意和诚意都扣上“统战”的帽子,就连大陆赠送给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圆圆也曾被称为是“统战”工具。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对于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则“宁可信其有”,对大陆的善意也存有戒心,甚至担心被“统战”,在心理上与大陆有所疏离。 三是台湾当局“以疫谋独”造成两岸民众的“敌意”进一步升级。岛内不少青年人受到台湾当局的蛊惑,认为台湾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和买不到新冠疫苗,就是因为受到大陆的打压和阻挠,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对大陆进行无端攻击,且对岛内愿意来大陆洽谈疫苗的人士进行“围剿”,有人甚至称大陆的疫苗是“生物武器”。对此,大陆网民也不示弱,“以牙还牙”,造成两岸民众间(特别是青年人间)的“敌意”不断升级,大陆网民“武统”的声音也进一步高涨。 四是台湾当局坚持“政治防疫”,担心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转化为“向心力”。不可否认,近年来大陆出台的“31条”“26条”等一系列惠台措施以及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岛内的民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5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不仅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台湾当局担心如果真的采购大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并在台湾民众接种后证明此款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等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标准要求,且副作用又远远小于“阿斯利康疫苗”,那么,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会快速上升,近几年来所煽动的“反中、仇中、抗中”就会破功。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对此非常害怕,必然继续坚持“政治防疫”,拒绝接受大陆的疫苗,以免使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逐渐转化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向心力”。 五是台湾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交流。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始终将其视为“斩断”两岸纽带的有利时机,所以出台了各种措施阻挠两岸民间交流。此次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必然会使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对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造成不利影响。 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趋冷 2020年,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要与大陆“脱钩”,但两岸经贸关系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大陆率先控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复工复产,使产业链、供应链等及时恢复正常工作与运转;另一方面美国对华为不断打压,台积电等芯片代工大厂为华为赶单,带动了岛内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创新高。今年,随着欧美新冠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加上台湾发生新一波新冠疫情,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积极因素有所减少,这使得两岸经贸额呈下降趋势。 一是台湾向大陆出口的农渔产品交易量下降。因为台湾出口大陆的菠萝被检测出有害生物,所以从今年3月1日起,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菠萝。对此,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不是查找自身的原因,而是鼓励岛内民众吃菠萝,“挺果农”,煽动“仇中”情绪,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销路。同时,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为了“亡羊补牢”,防止大陆今后会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以外的农作物,所以对于其它农渔产品也在积极寻求销路。新一波疫情发生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一定会继续推动“新南向政策”,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市场。尽管这些农渔产品的贸易额不大,但对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台湾向大陆出口高端电子产品减少。2020年,大陆在5G等高科技应用方面的快速提升和电子通讯产品的采购量激增,大陆对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今年随着美国强制要求台湾有关企业禁止向华为供应相关产品,加上台湾新一波疫情造成产能下降,所以,类似202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同比增长24.5%,占大陆进口比重55.4%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这必然导致两岸经贸额的下滑。 三是欧美各国与台湾的贸易额将有所增加。随着欧美各国民众大量接种新冠疫苗,这些国家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疲软将有所改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产能有所回升。然而,受到新一波疫情影响,台湾电子产品产能有所下降,并且要优先为欧美各国供货。因此,受到美国对台湾出口大陆的限制和产能下降的双重挤压,两岸电子产品等贸易额必然会有所萎缩。 四是台商赴大陆投资有所减少。台湾新一波疫情,必然影响到岛内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况且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政策导向上要与大陆实行完全“脱钩”,并通过制定“国安六法”和“反渗透法”,以行政命令或“修法”的方式限制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加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时遇到障碍,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减少。 对策和建议 台湾暴发的新一波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大陆需要积极应对。 一是通过两岸有关县市的现有交流机制,援助新冠疫苗。台湾各个县市政府和广大民众最缺的是疫苗,最期盼的也是疫苗。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流机制,如上海市与台北市的“双城论坛”作为突破口(寄希望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能够积极配合),向台北市提供疫苗与防疫物资。 …
更多…
美日联合声明在台海插入“楔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关照宇 2021-05-27 时隔半个世纪,台湾话题再次出现在美日联合声明中,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做出重大调整及改变。 2021年4月16日,在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会谈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将美日同盟定位为“新时代的美日全球伙伴关系”,并在时隔52年后再次提及台湾。该声明模糊地表达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表示,“希望看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即便声明没有直接表明两国插手中国内政的事实,但时隔半个世纪,台湾话题再次出现在美日联合声明中,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做出重大调整及改变。 在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及拜登本人在多个公开场合的发言中,拜登政府把中国正式定位为首要的战略对手。同时,考虑到拜登政府在政策上对奥巴马政府有较大程度的延续,美国将致力于加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同盟关系,并尽全力促成美、日、印、澳四国在亚太地区的“统一战线”,以回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解放军开始派遣先进战机对台湾地区空域进行常态化巡航,这本是正常的内政行为,但美日对此采取了过度解读的态度。同时,台湾面临新冠疫情、岛内大面积停电、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当局应对措施效果较差,加上“新南向政策”失败,于是民进党政府试图寻找一个转移社会注意力的“点”,便通过媒体加大了对解放军常态化巡航问题的渲染。台湾的传媒依附于西方话语体系,在西方传播领域具有较强的拓展性和渗透性,因此蔡英文试图借此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 在过度解读台海局势和台湾舆论叫嚣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美日在联合声明中着重强调了“希望看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并通过多国联合军演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战略威慑,以期达到台海“维持现状”的战略目的。 日本参与此次声明的自身立场 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旋律是在中美两方之间保持“微妙”平衡,中日关系在这样的一种旋律下,朝着持续改善的方向推进。此次美日会谈所发表的共同声明,可以看作是菅义伟及其内阁对中美关系的重新表态。 从日本国内政治角度出发,菅义伟在此次会谈中大大深化了美日双边关系,这是其对日本外交事业的重要建树,有利于巩固其在自民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为自身在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选票。 从日本对外关系的角度出发,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日之间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不断深化。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日本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3,191亿美元;中国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3,039亿美元。然而,“日中友好”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对于日本的影响仍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麦克阿瑟对日本社会的改造,加上冷战格局的影响,日本逐步形成了在政治上依赖美国的习惯。同时,根据自身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以及日本如何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更大程度地谋取自身利益,在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中,日本已经形成更偏向于美日关系的惯性。 日本政治精英由此判断美国对华遏制将会是长期的战略,并基于当前核心领导层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的惯性等原因,选择在此次联合声明中为美国站台。 台湾岛内态度分化 民进党对美日联合声明新内容表示热烈欢迎。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惇涵在4月17日称,台湾欣见美国及日本政府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并表达感谢与肯定之意,相信这对亚太区域局势有正面助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在Facebook发文称:“台湾已成为国际局势中不敢忽视的一环,乐见更多国家加深与台湾的关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发言人罗秉成亦表示:“非常感谢国际理念相近国家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对台湾安全的关心,在中国大陆频派军机绕台的此刻,台湾乐见并肯定美日双边的联合声明。” 国民党方面强调了美日新声明的负面作用。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政策核心智囊、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表示:“台湾只是一张牌,美日在联合声明中提台湾问题,是他们为了各自利益而打台湾牌,主观上并非为了支持台湾。”“美国这么做,根本目的还是想遏制中国崛起,试图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国民党智库高级助理研究员谢志传指出,美日此次联合声明声称是要稳定台海局势,但实际上起的却是相反作用。美日两国给岛内“台独”发出错误信息,搅动台海风云,扰乱中国内政,拖延两岸统一进程,声明所及台湾,不仅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美日所谓的“台海安全”,反而会加剧台海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强化台海冲突的风险,民进党倒贴的举动正中美日下怀。台湾前驻海地“大使”杨承达表示,他看不出这次美日联合声明有何特别的意义,因为第一,日本是被动的;第二,整个事情的背景,是日本在会谈前,就要求把钓鱼岛问题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基本上谈判是有交换条件的;第三,很难想象,假定今天美国跟大陆发生武力冲突,日本会介入去帮美国。 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张其禄表示,乍看之下台当局所谓地位被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两岸冲突可能性恐会提高,台当局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不能因美日等国所谓“支持”而心存侥幸,美日联合声明只是提到“重视台海稳定”,并不是组成“挺台”联盟。 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表示,美日现在就是想用钓鱼台来牵制中国大陆放松台湾议题,这些都是从战略层面去考虑,可是事情发展到最后,大家必须要表态,美国的国力越来越衰弱,所以希望用台湾作为棋子挑起两岸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美国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些都是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可以看出,岛内的态度主要是以阵营背景来划分的,包括国民党、新党和民众党在内的蓝营群体,对美日联合声明提及台湾事宜感到担忧,而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等在内的绿营群体,则大力支持美日对台湾事务的介入。 中国的对策 …
更多…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
天大研究院 2018-10-08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研究報告內容提要 1.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應對城市發展挑戰的一個趨勢,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1998年便推出了「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然而,香港發展數碼經濟的路線有別於國際上其他城市,後者更為專注城市管理的可持續性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從香港近期在智慧城市及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香港正落後於很多其他同級城市。2017年10月,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決心,並在2017年12月發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政府的決定獲得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立法會更於2018年7月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加快行動,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建設。 2.從其他智慧城市的經驗來看,智慧城市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2018年3月,天大研究院啟動項目,研究智慧城市發展初期普遍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以及這些障礙(若亦存在於香港)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港智慧城市的發展。2018年9月項目完成。本報告分析香港智慧城市建設所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並提出建議,供政策制定者及持份者參詳。 何謂智慧城市? 3.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實體基礎設施及其附屬裝置,以加強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質素。儘管各方對智慧城市的定義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明顯的共識是,智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針對城市與眾不同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願景、充分利用創新科技的策略以及可帶來持續增長和更高市民生活質素的益處。 4.智慧城市關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發展智慧城市的重心,在於如何滿足市民的需要和優先訴求。技術是工具,而市民的參與才是關鍵。在推行智慧城市概念時必須首先細緻分析城市的內部實力及外部挑戰與機遇,從而制定以城市特色為基礎的策略、由市民確定的優先次序,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持份者及其他參與者認為切實可行的運行模式和規管框架。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 5.香港的策略一直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數碼基礎設施,加強電子商務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市民或未能看到這些建設為個人所帶來的裨益,而現時與市民溝通的機制主要還是面向持份者。讓社會明白建設智慧城市的必要性,以及市民可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或獲得裨益,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推行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這須從市民方面著手。現將可能影響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概述如下: (a)香港甚少就技術整合、策略推行、持份者的參與、以及根據世界城市發展趨勢和指標進行數據收集等進行討論。現時《藍圖》內的發展計劃由六個範疇下的70多項措施組成,將於未來五年實施。這並非智慧城市發展的整體策略,也不是構想完備的路線圖。 (b)要成功發展智慧城市,香港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本。儘管政府有良好意願來強化學生在科技領域的知識基礎,但學生把創意和創業精神應用在其他科目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由於老師仍未充分掌握將創科應用於所有科目上的知識,故未來10年內能否培育出具備相關技能的新一代參與數碼經濟,仍是未知數。 (c)智慧城市計劃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賴各行各業在不同層面的共同合作,通過創新及實證研究來制定解決方案。香港在研發方面較為薄弱。儘管大灣區為初創企業和技術整合提供了巨大潛力,但由於語言因素,及不願意大膽投身於新的鄰近環境及工作文化,加上缺乏輔導及指引等,香港青年人的發展機會受到局限。 (d)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新興初創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需要指導和建議。他們在市場推廣方面亦遇到困難,即使開發產品的資金可能來自政府,但香港並沒有政策鼓勵政府部門使用其產品。此外,由於無力負擔測試和陳列場地的租金,加上人脈網絡薄弱,新興初創企業難以在香港生存。 (e)項目融資及採購制度欠多樣化,窒礙了私營機構的參與。由於擔心被指偏袒某些私營機構,政府較傾向於自行以公帑資助智慧城市計劃,並採用傳統的程序採購服務,這不利於創新科技的採購。 (f)立法機關審批撥款有既定程序,如果所需撥款金額龐大,而預期的成果並不完全清晰的時候,流程會變得特別冗長。政府和立法機構可以參考海外的經驗,探討更合適的融資及採購方案,並大膽開拓新領域,以取得更佳的成果。 (g)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可審核及督導智慧城市的項目,但並未具有監管全部策略規劃和發展的職權,亦不能直接處理由不同政策局局長管轄的部門內較低級別人員協調不足的問題。現有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的發展小組可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智慧城市項目不但涉及創新科技的支援,亦涉及全球視角下的城市管理。 (h)智慧城市發展需要高度適應性和融合,如果主事人員沒有合作的思維,便無法成功。公務員普遍抗拒轉變。隨着智慧城市運動的出現,公務員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維方式滲透到各級公務員的日常工作中。 (i)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導變革,因而不得不主要倚賴外聘顧問。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和知識,政府將難以在發展過程中,更嚴謹地管理項目和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 (j)過時的法律與規定窒礙創新科技發展。目前也沒有為適應新科技發展而檢討現行法律的時間表。部分政府部門保守及被動的態度,對企業家運用其技術知識和專業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意願,構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討論智慧城市推行的障礙時,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公眾對開發及使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所涉個人私隱保障問題的關切。 …
更多…
香港各界對候任特首施政期望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 …
更多…
2015年香港人民币期货的发展与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5-06-01 一、引言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境外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也逐步发展。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于2012年9月17日在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为人民币全面国际化走出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 1996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要,自发产生了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这个是人民币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交易品种只限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 Forward,简称NDF),NDF交易主要在一些国际商业银行之间进行。 2006年3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简称CME)签署合作协议,2006年8月28日CME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货期权合约。这是继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人民币场外NDF之后的第一个场内人民币NDF标准合约。 2012年9月17日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人民币货币期货,让投资者进行汇率对冲,在合约到期日时以本金交收,更方便有商贸往来的公司进行货币支付的管理,也可让不同投资者和商人进行人民币外汇风险管理。离岸人民币期货有助促进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发展,也是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份和避险的重要交易工具;投资银行可用此工具作出相应的对冲以规避汇率风险,通过人民币期货、掉期等其他产品,进行汇率及利率套期以进行保值等风险控制的活动。 港交所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可拓展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及广度。基于此,本文探讨人民币期货在香港的推行状况及主要发展的障碍。 二、离岸人民币期货主要市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已经看到了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机会,并相继推出以人民币为交易标的的衍生品。而新加坡交易所也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并在上市首日受到了热捧,这证明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正逐渐扩大。 离岸人民币期货推出后,将取代不交收人民币远期合约,成为离岸人民币定价的权威工具,未来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来反映。 2.1    芝商所(CME)人民币期货市场 CME于2006年8月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合约,于2013年2月又推出了以离岸人民币汇率为标的的人民币期货。由于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离岸人民币期货都是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标的。 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USD/CNH)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合约,合约面值为10万美元;另一种为小合约,合约面值为1万美元。保证金方面,对于将要到期的近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3,750元,小合约则要1,375元;对于远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8,430元,小合约需要1,843元。保证金约为合约面值的2%,而杠杆比率则接近50倍。 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是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进行交易。在交割日,CME在岸人民币期货采用现金交割制度。多空双方只需要交换相应的美元差额,而不涉及真正的人民币交换。 …
更多…

研究院简介

天大研究院是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于2005年在香港创立的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经过十余年努力,研究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多位专职和特约研究员、研究网络覆盖全球的中国特色战略智库。

天大研究院依托“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独特优势,遵循客观、求实原则,着力于应用性政策课题和宏观战略问题的前瞻性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和安全战略、经济和金融战略、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资源和环境、港澳台问题等,并出版《天大报告》。研究院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全球问题的深度思考、探讨和研究,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和新举措,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服务。

天大研究院还与清华大学联合创立了“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携手提升中国国家战略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