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

港澳观察
澳门“中心-平台-基地”发展与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1-07-22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被提及八次,澳门被提及四次,提出“确保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使命更加明晰。随后,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统筹澳门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的总体设计及工作部署,就澳门特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做出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如何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 问题与挑战 首先,“一国两制”下不同的治理文化,彼此对相互之间的营商环境仍然缺乏全面了解和信心,致使港澳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实现资源优化的实践中受阻。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主体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组成,但只要四方之一或“9+2城市”中的任何一方在推进中出现节奏不一的情况,各方协调合作的过程将随之受制,并产生对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粤港澳大湾区各中心城市在法律体系、关税制度、治理文化、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这无疑是跨境协调需要解决的区域合作障碍。简言之,当前广东的营商环境并不足以激发港澳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大湾区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澳门发展局战略研究中心前经济及社会事务司司长梁文达也指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融合进程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受制于大湾区“9+2城市”区域利益、竞争性和排他性。以旅游产业为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2019年2月,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地,并对共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高铁“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提出明确要求。“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建立旨在加强粤港澳旅游产业合作,开发澳门和周边城市之间的旅游路线,开展多站式旅行。同时,为了延长澳门的旅游产业链,“旅游+”项目希望能通过旅游带动商贸、中医药业、会展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发展。但自“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开启至今,一方面受制于疫情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旅行时间和费用,游客更聚焦于澳门本地的消费餐饮和博彩业,很少会选择多站式旅行。此外,尽管大湾区“9+2城市”已经就旅游整合开展了相应的推介会和宣讲会,也举行了“中珠澳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工作会议”,但是,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讨论、参访、了解、考察的阶段,尚没有开始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也没有设定现实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旅游业自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各城市更关心的是各区自身的利益。 澳门特区政府也缺乏实施的具体框架。2020年关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目标的问答中,立法会何润生议员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旅游+”项目,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并未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做出回应。澳门旅游局在2021年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将深化“旅游+”跨界融合旅游业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操作指南。有好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第三,澳门“一个平台”建设缺乏服务平台的有效性和弹性。2017年6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将澳门概括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的“精准联系人”。随后,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中的“精准联系人”角色逐步向功能丰富的“精准联系”方向拓展。澳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萧志伟指出,“精准联系”是要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和贸易合作中架起一座桥梁。2015-2020年间,在服务平台作用下,中葡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波动较大,从中反映出平台贸易服务有效性缺失、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等特征,澳门所承担的精准联系功能相对被动、脆弱。 此外,葡语国家对中葡商贸平台的认知和使用度有限,缺乏对“一个平台”的全面了解。中葡商贸平台的推广主要以官方推广为主,企业和商业推广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葡商贸论坛知名度有限。葡语国家对平台缺乏实际认知,使该平台的使用受限。根据2015年至2020年的数据,中国从葡语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量远大于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总量,出现了中葡国家的贸易往来偏向以进口为主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 第四,港澳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和身份认同阻碍了大湾区战略在港澳的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交流中心,鼓励年轻人从港澳去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旅游等领域为澳门居民提供国民待遇。“澳门青年大湾区实习计划”“英才计划”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的在于组织更多青年赴广东学习交流,以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尽管有政策支持,去粤经商的港澳居民人数和就业人数未明显增加,港澳居民赴大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兴趣明显不足。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在《2020年施政报告》问答会中表示部分年轻人不习惯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经济财政司司长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薪资水平不足以吸引港澳青年,港澳青年对于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创业动力不足。 澳门青年的身份认同差异是影响其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就业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澳门街坊总会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及生活意愿调查》显示,1,402名青年中仅有1%受访者能正确识别大湾区所有九个城市,近53%的年轻人表示对在其它城市就业兴趣一般。2019年澳门华人学生总会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意向”问卷调查中,1,026名学生中只有20%对广东的了解过了及格线,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兴趣一般的比例超过了街坊总会的调查数据。相比之下,受访者中更偏爱在本地就业和发展,而“不愿”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人士自称是“澳门人”,表达“愿意”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中国澳门人”。《2020澳门中学生国民认同研究报告》显示,99.4%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澳门人”的说法,只有59.5%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 第五,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受制于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和短缺。澳门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人才层次不够丰富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澳门约有38.8万名就业人口,其中博彩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22.0%,达8.5万人。同时,澳门本地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据比率较大。根据2015年《澳门人才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拥有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约34%,澳门劳动力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约为61%,远低于香港的72.37%和台湾的86.65%。而且,澳门人才引进和回流受到移民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阻滞,政策前景不明朗,引进机制不健全,引进人才的移民审批事务或停滞或进展缓慢,来自各地的高层次行业人才对专业发展空间、家属子女入学等程序产生疑虑和观望。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异质城市群,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跨社会、跨法律及跨行政的磨合问题。作为湾区四大城市之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引擎,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完善和加强其作用的基础上,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跨越本地利益,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身份认同对形成核心凝聚力至关重要,身份认同的迷失会破坏其它相关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澳门在开展好国情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其拓展方式更加多元化,与时俱进。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应以更易于青年一代接受的方式和渠道开展,细水长流,增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 第二,在顶层设计上,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介入。大湾区“9+2城市”之间需要顺畅的牵头协调机制,理顺城市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求异存同,形成有序竞争,避免排他情绪。同时,发挥横琴辐射效应,加快推进横琴激励政策的落实,形成大湾区思维。探讨实行大湾区身份证的可行性,确保持证人可以在大湾区不受限制地投资创业。 第三,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对外,加强对葡语国家企业的商业宣传和民间沟通,扩大“平台”的知名度,增加“平台”的使用度,发挥和提升“精准联系”功能。对内,增强澳门居民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了解,阐明大湾区发展战略与其事业发展、生活的关联性,增进战略本身的吸引力。 第四,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才俊,提供相应的福利补贴,作为激励措施。同时,湾区其它城市也应出台相应的港澳青年落地就业的薪金模式、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特区政府应充分调研,了解“中心、平台和基地”真正所需人才,梳理相关移民审批程序,推进新政出台和落实;应出台稳定人心的“定心丸”,解决澳门高层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重大缺口。 ...
更多...
专题报告
印度第二轮疫情与其地缘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1-07-22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认为印度在新冠病毒面前,已经躺赢,即使举行政治选举和宗教集会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或者这种后果与政治上推进民族国家整合的胜利相比也无足轻重。另外,只有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显示印度已经战胜疫情,西方跨国公司才会到印度投资,莫迪政府才能实现其经济“去中国化”目标,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疫情对其地缘战略的影响 首先,第二轮疫情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都造成沉重打击。印度自身经济发展目标已无法实现,莫迪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这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公布的数据,印度2020-202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此前预测的-8%调整为-7.3%。印度2019-2020财年的GDP总值约为2.85万亿美元,2020-2021财年GDP增长率为-7.3%,呈萎缩趋势,可能回到印度2018-2019财年2.6万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印度GDP本来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印度要到2026年才能重新超过英国。莫迪2019年提出,印度到2023-2024年将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这个目标完全破灭。最近,经合组织将印度的增长预测从12.6%下调至9.9%。印度政府则维持其2021-2022财年经济将增长10.5%的预估,然而印度国家银行将其增长预估从10.4%调降至7.9%。2020年,印度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2021年1月至5月,以美元计算,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481.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印度对中国经济依赖不降反升。 疫情对莫迪政府的执政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莫迪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疫情再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印度国内出现社会危机。美国《纽约时报》5月25日的文章指出,医学专家对印度第二轮疫情最保守的科学估计为4.04亿人感染,60万人死亡;而最悲观的估计数字为7亿人感染,420万人死亡。在缺乏充足医疗物资和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印度根本不可能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第二轮疫情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如此猛烈,大量人员死亡使得莫迪和印人党的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这反映在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失利上。为维持其统治,莫迪采取了禁锢舆论等一些极端的手段,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印度战略界已经出现分裂。以梅农、萨仁山为首的一批人虽然主张对华强硬,但在认真反思其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而另一批人则歇斯底里,更加仇视中国。有一些人像尼赫鲁大学教授谢钢那样,配合美国,在疫情起源问题上攻击污蔑中国。不幸的是,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受印度外交决策核心人物的青睐。 其次,第二轮疫情沉重打击了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可能更趋军事化,地区博弈参与者增多,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第二轮疫情使得印度建立一条取代中国的价值链、产业链,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梦想受挫,同时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对话机制通过线上首脑峰会的方式刚刚达成协议,帮助印度生产疫苗以抗衡所谓中国疫苗外交的战略,也宣告破产,这将沉重打击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 由于印度第二轮疫情以及莫迪政府的应对举措,美国对印度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价值观以及印度能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有力支柱产生怀疑。印度疫情的失控充分证明这个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到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可靠的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但印度仍希望在“印太”框架下,通过与美方合作,在外交、安全、经济、科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向印度转移。苏杰生在5月24日的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新一轮病毒全球大流行,必须构建分散且具有灵活性的供应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推进(避免生产基地集中于中国)“供应链弹性倡议”;正在印日美澳四国机制和“QUAD+”的框架下,讨论共同研究疫苗和半导体生产等问题。 然而,第二轮疫情使印度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减少,印度所要做的,一是竭力证明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价值。因此,印度对华政策将跟随美国,趋向强硬,中印边境地区可能再次面临比较紧张的态势。苏杰生在访美之前放言,印度已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及周边地区上展开竞争。苏杰生如此表白,不仅仅只是为了从美国那里争取疫苗。二是像苏杰生之子德鲁瓦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所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安全合作。虽然在4月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上,苏杰生否认QUAD将变成亚洲小北约,但从印度组织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印度仍希望与俄罗斯合作,保持其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间的摇摆地位。第二轮疫情之后,印度可能将进一步推动加强QUAD的军事合作。三是印度希望引进更多的外部力量,特别是欧洲的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希望通过加入G7以及G7推出的对冲和替代“一带一路”的B3W倡议实现这一目标。“印太”地区区域内博弈者增多,地区局面更加混乱。 印度一些战略界学者提出,印度应该重新加入RCEP,但印度政府可能更加倾向于与英美和欧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如果印度真的重新提出要加入RCEP,中国确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印度在国际机制中一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风。 最后,印度很可能成为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被孤立。当前,印度第二轮疫情还没有结束。印度政府担心经济停摆,不愿采取大规模封锁的措施,第三轮疫情暴发的可能性很大。印度很可能将成为一轮又一轮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对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从而被世界孤立。 印度未来对华政策走向 印度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印人党国内政治议程、印度的全球大国野心和美、俄等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上。印度在经过第二轮疫情的肆虐之后,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内部确实在发生变化,但印度国内没有能够和莫迪竞争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派也不能团结起来对抗印人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疫情使得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野心受到抑制,但其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企图没有变化,甚至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印度所运用的手段也将更加卑劣,破坏性更强。印度疫情的蔓延恶化了周边国家防疫形势,中、巴与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防疫机制,开展抗疫合作。印方认为,这对其势力范围形成了挑战。印度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进行争夺和破坏的行动可能将增加。印度将会利用达赖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 印度不能容忍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且认识到,无论印度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中国,那么印度要做的就是寻求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结盟,从而在所谓“印太”地区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坚决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为此团结其盟友,并且企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莫迪政府仍然抱有很大的期待。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之后,中方积极提供制氧机等抗疫物资,印度不仅不感激反而对中国百般污蔑,在边界地区加强战备。对华强硬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正确”,他们希望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下主动向印度退让。印度主动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从印度一再释放对巴基斯坦缓和的信号来看,印度确实希望消除“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中国应密切关注印度国内政治动向及其地区外交政策,坚决反击印方挑起冲突转移其国内民众注意力的企图。 ...
更多...
台湾观察
台湾新一波新冠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伟栋 2021-07-22 按照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5日至27日,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台湾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0例,使台湾当局一年来自我标榜的“防疫模范生”“抗疫优等生”之说不攻自破。这次台湾暴发的新一波新冠疫情,不仅在岛内造成民怨四起,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跌,而且由于其始终用“政治防疫”取代“科学防疫”,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2016年上台以来完全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去中国化”“渐进式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此次新一波疫情,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方式“甩锅”大陆,为其在岛内继续制造“反中、仇中、抗中”情绪创造条件,这必将使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一是台湾当局攻击大陆表示援助是“假好心”,完全拒绝大陆的善意。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后,大陆顾及两岸同胞情,携手抗疫,使台湾早日战胜疫情,不仅没有计较去年初台湾当局禁止向大陆出口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禁令,而且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国台办发言人希望台湾当局去除政治障碍,表达大陆愿意向台湾提供帮助。然而,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仍然意识形态挂帅,继续采取“政治防疫”的态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而且还攻击大陆是“假好心”,甚至将台湾无法采购到新冠疫苗的责任完全归咎为大陆的阻挠,令大陆民众非常愤慨。 二是台湾当局和“绿色媒体”欺骗岛内民众,声称大陆表达的善意是“真‘统战’”。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始终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内涵,污名为“做渗透”“挖墙脚”“买人心”等,并且将大陆所有的善意和诚意都扣上“统战”的帽子,就连大陆赠送给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圆圆也曾被称为是“统战”工具。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对于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则“宁可信其有”,对大陆的善意也存有戒心,甚至担心被“统战”,在心理上与大陆有所疏离。 三是台湾当局“以疫谋独”造成两岸民众的“敌意”进一步升级。岛内不少青年人受到台湾当局的蛊惑,认为台湾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和买不到新冠疫苗,就是因为受到大陆的打压和阻挠,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对大陆进行无端攻击,且对岛内愿意来大陆洽谈疫苗的人士进行“围剿”,有人甚至称大陆的疫苗是“生物武器”。对此,大陆网民也不示弱,“以牙还牙”,造成两岸民众间(特别是青年人间)的“敌意”不断升级,大陆网民“武统”的声音也进一步高涨。 四是台湾当局坚持“政治防疫”,担心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转化为“向心力”。不可否认,近年来大陆出台的“31条”“26条”等一系列惠台措施以及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岛内的民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5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不仅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台湾当局担心如果真的采购大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并在台湾民众接种后证明此款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等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标准要求,且副作用又远远小于“阿斯利康疫苗”,那么,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会快速上升,近几年来所煽动的“反中、仇中、抗中”就会破功。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对此非常害怕,必然继续坚持“政治防疫”,拒绝接受大陆的疫苗,以免使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逐渐转化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向心力”。 五是台湾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交流。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始终将其视为“斩断”两岸纽带的有利时机,所以出台了各种措施阻挠两岸民间交流。此次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必然会使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对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造成不利影响。 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趋冷 2020年,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要与大陆“脱钩”,但两岸经贸关系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大陆率先控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复工复产,使产业链、供应链等及时恢复正常工作与运转;另一方面美国对华为不断打压,台积电等芯片代工大厂为华为赶单,带动了岛内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创新高。今年,随着欧美新冠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加上台湾发生新一波新冠疫情,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积极因素有所减少,这使得两岸经贸额呈下降趋势。 一是台湾向大陆出口的农渔产品交易量下降。因为台湾出口大陆的菠萝被检测出有害生物,所以从今年3月1日起,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菠萝。对此,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不是查找自身的原因,而是鼓励岛内民众吃菠萝,“挺果农”,煽动“仇中”情绪,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销路。同时,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为了“亡羊补牢”,防止大陆今后会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以外的农作物,所以对于其它农渔产品也在积极寻求销路。新一波疫情发生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一定会继续推动“新南向政策”,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市场。尽管这些农渔产品的贸易额不大,但对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台湾向大陆出口高端电子产品减少。2020年,大陆在5G等高科技应用方面的快速提升和电子通讯产品的采购量激增,大陆对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今年随着美国强制要求台湾有关企业禁止向华为供应相关产品,加上台湾新一波疫情造成产能下降,所以,类似202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同比增长24.5%,占大陆进口比重55.4%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这必然导致两岸经贸额的下滑。 三是欧美各国与台湾的贸易额将有所增加。随着欧美各国民众大量接种新冠疫苗,这些国家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疲软将有所改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产能有所回升。然而,受到新一波疫情影响,台湾电子产品产能有所下降,并且要优先为欧美各国供货。因此,受到美国对台湾出口大陆的限制和产能下降的双重挤压,两岸电子产品等贸易额必然会有所萎缩。 四是台商赴大陆投资有所减少。台湾新一波疫情,必然影响到岛内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况且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政策导向上要与大陆实行完全“脱钩”,并通过制定“国安六法”和“反渗透法”,以行政命令或“修法”的方式限制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加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时遇到障碍,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减少。 对策和建议 台湾暴发的新一波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大陆需要积极应对。 一是通过两岸有关县市的现有交流机制,援助新冠疫苗。台湾各个县市政府和广大民众最缺的是疫苗,最期盼的也是疫苗。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流机制,如上海市与台北市的“双城论坛”作为突破口(寄希望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能够积极配合),向台北市提供疫苗与防疫物资。 ...
更多...
印度第二轮疫情与其地缘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1-07-22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认为印度在新冠病毒面前,已经躺赢,即使举行政治选举和宗教集会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或者这种后果与政治上推进民族国家整合的胜利相比也无足轻重。另外,只有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显示印度已经战胜疫情,西方跨国公司才会到印度投资,莫迪政府才能实现其经济“去中国化”目标,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疫情对其地缘战略的影响 首先,第二轮疫情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都造成沉重打击。印度自身经济发展目标已无法实现,莫迪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这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公布的数据,印度2020-202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此前预测的-8%调整为-7.3%。印度2019-2020财年的GDP总值约为2.85万亿美元,2020-2021财年GDP增长率为-7.3%,呈萎缩趋势,可能回到印度2018-2019财年2.6万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印度GDP本来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印度要到2026年才能重新超过英国。莫迪2019年提出,印度到2023-2024年将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这个目标完全破灭。最近,经合组织将印度的增长预测从12.6%下调至9.9%。印度政府则维持其2021-2022财年经济将增长10.5%的预估,然而印度国家银行将其增长预估从10.4%调降至7.9%。2020年,印度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2021年1月至5月,以美元计算,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481.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印度对中国经济依赖不降反升。 疫情对莫迪政府的执政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莫迪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疫情再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印度国内出现社会危机。美国《纽约时报》5月25日的文章指出,医学专家对印度第二轮疫情最保守的科学估计为4.04亿人感染,60万人死亡;而最悲观的估计数字为7亿人感染,420万人死亡。在缺乏充足医疗物资和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印度根本不可能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第二轮疫情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如此猛烈,大量人员死亡使得莫迪和印人党的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这反映在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失利上。为维持其统治,莫迪采取了禁锢舆论等一些极端的手段,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印度战略界已经出现分裂。以梅农、萨仁山为首的一批人虽然主张对华强硬,但在认真反思其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而另一批人则歇斯底里,更加仇视中国。有一些人像尼赫鲁大学教授谢钢那样,配合美国,在疫情起源问题上攻击污蔑中国。不幸的是,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受印度外交决策核心人物的青睐。 其次,第二轮疫情沉重打击了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可能更趋军事化,地区博弈参与者增多,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第二轮疫情使得印度建立一条取代中国的价值链、产业链,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梦想受挫,同时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对话机制通过线上首脑峰会的方式刚刚达成协议,帮助印度生产疫苗以抗衡所谓中国疫苗外交的战略,也宣告破产,这将沉重打击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 由于印度第二轮疫情以及莫迪政府的应对举措,美国对印度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价值观以及印度能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有力支柱产生怀疑。印度疫情的失控充分证明这个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到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可靠的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但印度仍希望在“印太”框架下,通过与美方合作,在外交、安全、经济、科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向印度转移。苏杰生在5月24日的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新一轮病毒全球大流行,必须构建分散且具有灵活性的供应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推进(避免生产基地集中于中国)“供应链弹性倡议”;正在印日美澳四国机制和“QUAD+”的框架下,讨论共同研究疫苗和半导体生产等问题。 然而,第二轮疫情使印度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减少,印度所要做的,一是竭力证明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价值。因此,印度对华政策将跟随美国,趋向强硬,中印边境地区可能再次面临比较紧张的态势。苏杰生在访美之前放言,印度已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及周边地区上展开竞争。苏杰生如此表白,不仅仅只是为了从美国那里争取疫苗。二是像苏杰生之子德鲁瓦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所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安全合作。虽然在4月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上,苏杰生否认QUAD将变成亚洲小北约,但从印度组织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印度仍希望与俄罗斯合作,保持其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间的摇摆地位。第二轮疫情之后,印度可能将进一步推动加强QUAD的军事合作。三是印度希望引进更多的外部力量,特别是欧洲的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希望通过加入G7以及G7推出的对冲和替代“一带一路”的B3W倡议实现这一目标。“印太”地区区域内博弈者增多,地区局面更加混乱。 印度一些战略界学者提出,印度应该重新加入RCEP,但印度政府可能更加倾向于与英美和欧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如果印度真的重新提出要加入RCEP,中国确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印度在国际机制中一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风。 最后,印度很可能成为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被孤立。当前,印度第二轮疫情还没有结束。印度政府担心经济停摆,不愿采取大规模封锁的措施,第三轮疫情暴发的可能性很大。印度很可能将成为一轮又一轮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对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从而被世界孤立。 印度未来对华政策走向 印度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印人党国内政治议程、印度的全球大国野心和美、俄等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上。印度在经过第二轮疫情的肆虐之后,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内部确实在发生变化,但印度国内没有能够和莫迪竞争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派也不能团结起来对抗印人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疫情使得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野心受到抑制,但其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企图没有变化,甚至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印度所运用的手段也将更加卑劣,破坏性更强。印度疫情的蔓延恶化了周边国家防疫形势,中、巴与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防疫机制,开展抗疫合作。印方认为,这对其势力范围形成了挑战。印度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进行争夺和破坏的行动可能将增加。印度将会利用达赖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 印度不能容忍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且认识到,无论印度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中国,那么印度要做的就是寻求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结盟,从而在所谓“印太”地区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坚决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为此团结其盟友,并且企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莫迪政府仍然抱有很大的期待。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之后,中方积极提供制氧机等抗疫物资,印度不仅不感激反而对中国百般污蔑,在边界地区加强战备。对华强硬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正确”,他们希望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下主动向印度退让。印度主动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从印度一再释放对巴基斯坦缓和的信号来看,印度确实希望消除“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中国应密切关注印度国内政治动向及其地区外交政策,坚决反击印方挑起冲突转移其国内民众注意力的企图。 …
更多…
拜登政府东南亚政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1-05-03 拜登上台后,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将重点依托“印太战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多边主义战略以及美菲和美越等主要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平衡中国影响力。 拜登上台后,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将重点依托“印太战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多边主义战略以及美菲和美越等主要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平衡中国影响力。 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地位上升 与特朗普“忽视”东南亚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第一,拜登要对特朗普的战略收缩进行纠正,推动适度的战略扩张,以恢复并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兼具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的东南亚将是美国战略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第二,拜登希望通过复活东南亚双、多边联盟网络,恢复并巩固盟友对美国的信心与支持,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第三,拜登将致力于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以便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更好地遏制中国崛起;第四,拜登需巩固与东南亚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以维持美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对华战略压力。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多边和双边战略 拜登将主要依靠多边和双边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第一,美国将促进“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融合,引导东盟向美“印太战略”靠拢。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突出“印太战略”的排他性和对抗性,与东盟寻求经济合作、包容开放的利益诉求相悖。因此,美国“印太战略”难以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拜登上台后将坚持“印太战略”的排他性,同时淡化“印太战略”的对抗性,以深化经济合作和拓展防务合作为支柱来调整“印太战略”,实现与东盟“印太展望”的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印太战略”干扰中国“一带一路”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功能。 第二,美国将重新谈判CPTPP,与中国竞争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由于美国在最后时刻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导致TPP夭折,目前美国重返TPP可能性不大。同时,在已签署CPTPP的情况下,原有成员国也没有足够动力重新加入TPP,且成员国国内重新审批TPP也要耗费大量政治资本。此外,美国也缺乏兴趣直接加入CPTPP,毕竟以“后来者”身份加入CPTPP将使美国丧失制定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因此,最有可能的方式是美国重新主导CPTPP谈判。考虑到美国已在TPP框架下与成员国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重新谈判CPTPP只需在美国贸易政策新变化(尤其是关税战)、劳工权益保障等几个领域进行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难度相对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通过重新谈判CPTPP来提升规则标准,从而阻拦中国加入CPTPP或增加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最终以CPTPP来与RCEP竞争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 第三,美国将加速实施《湄公河下游倡议》,在湄公河“阻击”中国影响力扩张。目前,美国已通过实施《湄公河下游倡议》以及召开“湄公河下游倡议”部长级会议、“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以及成为“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发展伙伴等多种方式,逐步强化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等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粮食和供水安全、教育、健康、能源和妇女自主权等领域的合作。拜登上台后会充实这些多边合作机制的合作内容和援助力度,并提升其机制化程度,使之充分发挥削弱中国影响力的作用。此外,美国将以缅甸政局突变为契机,通过外交施压和舆论炒作等方式激活缅社会反华情绪,在湄公河地区制造强大的反华社会舆论,干扰“一带一路”在湄公河流域的实施,离间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 第四,美国将致力于恢复并巩固东南亚盟友/伙伴关系网络。一是优先恢复美菲盟友关系,离间菲中关系。美国将通过深化防务合作优先恢复美菲传统盟友关系,同时加大对菲国内亲美力量的扶持力度,增加其对杜特尔特政府的反对压力,尤其是集中火力批评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和中菲关系上的“亲华”立场,引导菲社会反华舆论,协助亲美势力在杜特尔特卸任后掌权,扭转中菲关系积极向好发展趋势;二是继续发展对越关系,进一步发挥越南在南海问题、东盟-美国关系、湄公河-美国关系以及对华竞争中的带头作用。美国将主要从提升海上武器装备水平、提高海上巡逻执法能力、强化海上军事交流三方面增强越海战能力,强化美越海上安全合作,提升越在南海对抗中国的军事实力。同时,美将支持越南提出南海仲裁案,并联合越南制造国际反华舆论,削弱中国对南海局势的塑造和掌控能力。美也有可能怂恿越南在东盟内部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以及中国加入CPTPP制造障碍,干扰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美“重返”东南亚对中国的多重影响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中国元素”特征,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然而,与特朗普“单枪匹马”和逼盟友“选边站”不同,拜登将通过多边主义战略和双边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合力对付中国,从而给中国造成更为复杂的多重影响。 在经济上,拜登政府将有可能通过重新谈判CPTPP来给中国加入CPTPP制造困难。中国应提前做好谈判准备和应对预案,以便最终顺利加入CPTPP。在政治上,拜登政府将借助东盟地区论坛、湄公河下游合作倡议等多边机制来重新“夺回”话语权,削弱中国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将致力于在杜特尔特卸任后翻转菲中亲密关系,扶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给中国周边外交制造更大挑战。鉴此,中国应借助疫情外交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稳定中菲、中越关系,不给美国可趁之机。 在军事上,拜登政府不仅会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的战略拓展空间,还会重点强化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军事合作,增强其与中国在南海博弈的军事实力,从而有可能造成南海局势动荡。中国宜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实现“一带一路”与“印太展望”的有机融合,推动《南海行为各方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谈判,以海上合作和海上规则稳住南海局势。 …
更多…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应之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赖红波 2021-03-31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仅断供“芯片”,而且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卡脖子”的窘境。以传感器为例,它是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了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22项技术,其中有6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当前,欧、美、日传感器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美国MEAS、霍尼韦尔、凯勒和美国艾默生、罗克韦尔、GE等,都是世界知名传感器企业。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令人担忧,全世界生产超过2万种产品品种,而粤港澳大湾区仅能生产其中的一小部分,约1/3,且整体技术含量较低。然而,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达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1,7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体量大,但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尤其是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95%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转型发展最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之一。其一、市场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很明显,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聚焦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的外围,汽车产业如此,仪器等产业也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没有市场支撑,即使做出来了,也没办法做久做好。以科研仪器为例,越高端前沿的实验室,国外仪器设备越多。在全球前20名的仪器制造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目前,在国内多达几千家的A股上市公司中,真正做科学仪器的也只有“东方中科”等极少数企业。其二、技术方面,传感器技术开发很难突破。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同,传感器涉及很多芯片,传统的技术方式难以突破。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只要有了市场,技术就会跟上来,但大多数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很难获得典型行业(如汽车、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本土传感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需要提升。传感器当中,如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公司自己做的,必须从外面买进来。以德国First Sensors为例,其晶圆是中国台湾采购的,运到德国做封装,然后卖给中国。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存在的痛点。其三、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传感器产业链的痛点是直接由供应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压力传感器,供应链的复杂性,包括ASIC芯片、压电电阻、陶瓷基板、MEM和焊接/粘结技术等。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散落在各地,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导致产业链协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合作信任存在痛点。工业品的传感器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并依靠这些企业客户而生存和发展。如欧美传感器企业围绕客户形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联盟圈”,由下游客户提需求,传感器企业研究技术可行性,一旦技术可行就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容易出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的痛点就是缺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信任或关系不牢固,缺乏把下游企业的需求和传感器自己的上游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合作氛围。其四、融资方面。传感器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如美国霍尼威尔固态传感器中心,每年用于设备投资就有5,000万美元,要做好很不容易。目前拥有单晶生长、图形发生器、自动涂胶和光刻、等离子刻蚀等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而且每三年左右就要更新其中大部分仪器设备。以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的几家传感器企业为例,大多数传感器企业经营模式偏重资产,前期投资大,融资要一轮一轮跟上。实际情况很尴尬,要么是融资不能跟上,要么是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在跟进,而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还是很缺乏,筹集资金困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能将数字化落实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和区域并不多。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核聚变”效应显现。同时,数字经济的背后,关键是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强劲的新动能。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和安全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得益于最终消费品产业的成功,尤其是围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服装、家电、家具等生产制造和世界工厂。未来,伴随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与最终生产品产业,包括提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和工业软件等智能制造的发展紧密结合。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产品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之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最核心一点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展开智能制造的前瞻布局,这个过程应优先考虑传感器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传感器为抓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1、市场方面应对建议。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领域,进行传感器市场培育。包括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和电力装备(涡轮机,发电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完全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和动态发布机制,向全球招商和征集全球企业或人才参与解决方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应用场景,参与传感器的开发,而不是闭门造车。二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应用场景狠抓高端布局。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为此,必须提前布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世界级集群优势,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从最基本的产品开始布局,如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微陀螺仪等,实现高端封装和测试,才能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领域获得突破打下基础。2、产业链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以选定粤港澳大湾区有优势的3至5个垂直行业进行推进,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二是鼓励以集成创新进行产业链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可以尝试改变过去产业链单一环节应对,选择走系统集成的路子来探索传感器技术突破。3、投资融资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专门针对中小型传感器企业的专项技术创新基金,以及科创板应重点支持从事B2B业务的传感器企业等。二是快速积聚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活力,可推动本土传感器企业快速发展,吸引多渠道投资资本。尤其是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与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包括与产业链内大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产品。4、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欧美传感器大厂,非常注重与高校合作,由高校来承担传感器的基础研究,而传感器企业侧重应用场景挖掘和产业化推进。对标英国“以学带产”的“2+5”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依托高校优势,走传感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5、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机制难题。围绕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统筹推进学科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优势,鼓励各高校成立传感器研究院,设置传感器相关学科与专业,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传感器师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现状,重点开展传感器基础理论与技术、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培育跨学校、多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围绕潜在的未来应用场景开展传感器跨学科基础研究,提前布局和跟踪,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人才培育体系,从基础和应用层面联合攻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发展。针对短板环节(如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的核心人才给予人才绿色通道或人才积分,尤其是针对传感器、测控仪器等领域认定高级职称专家,包括来自民营企业的人才。总之,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在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未雨绸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提升传感器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以此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技术定点攻关和重点突破,勇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重任以及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领跑的“主引擎”。 …
更多…
澳门“中心-平台-基地”发展与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1-07-22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被提及八次,澳门被提及四次,提出“确保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使命更加明晰。随后,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统筹澳门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的总体设计及工作部署,就澳门特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做出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如何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 问题与挑战 首先,“一国两制”下不同的治理文化,彼此对相互之间的营商环境仍然缺乏全面了解和信心,致使港澳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实现资源优化的实践中受阻。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主体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组成,但只要四方之一或“9+2城市”中的任何一方在推进中出现节奏不一的情况,各方协调合作的过程将随之受制,并产生对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粤港澳大湾区各中心城市在法律体系、关税制度、治理文化、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这无疑是跨境协调需要解决的区域合作障碍。简言之,当前广东的营商环境并不足以激发港澳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大湾区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澳门发展局战略研究中心前经济及社会事务司司长梁文达也指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融合进程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受制于大湾区“9+2城市”区域利益、竞争性和排他性。以旅游产业为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2019年2月,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地,并对共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高铁“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提出明确要求。“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建立旨在加强粤港澳旅游产业合作,开发澳门和周边城市之间的旅游路线,开展多站式旅行。同时,为了延长澳门的旅游产业链,“旅游+”项目希望能通过旅游带动商贸、中医药业、会展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发展。但自“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开启至今,一方面受制于疫情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旅行时间和费用,游客更聚焦于澳门本地的消费餐饮和博彩业,很少会选择多站式旅行。此外,尽管大湾区“9+2城市”已经就旅游整合开展了相应的推介会和宣讲会,也举行了“中珠澳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工作会议”,但是,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讨论、参访、了解、考察的阶段,尚没有开始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也没有设定现实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旅游业自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各城市更关心的是各区自身的利益。 澳门特区政府也缺乏实施的具体框架。2020年关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目标的问答中,立法会何润生议员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旅游+”项目,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并未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做出回应。澳门旅游局在2021年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将深化“旅游+”跨界融合旅游业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操作指南。有好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第三,澳门“一个平台”建设缺乏服务平台的有效性和弹性。2017年6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将澳门概括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的“精准联系人”。随后,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中的“精准联系人”角色逐步向功能丰富的“精准联系”方向拓展。澳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萧志伟指出,“精准联系”是要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和贸易合作中架起一座桥梁。2015-2020年间,在服务平台作用下,中葡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波动较大,从中反映出平台贸易服务有效性缺失、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等特征,澳门所承担的精准联系功能相对被动、脆弱。 此外,葡语国家对中葡商贸平台的认知和使用度有限,缺乏对“一个平台”的全面了解。中葡商贸平台的推广主要以官方推广为主,企业和商业推广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葡商贸论坛知名度有限。葡语国家对平台缺乏实际认知,使该平台的使用受限。根据2015年至2020年的数据,中国从葡语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量远大于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总量,出现了中葡国家的贸易往来偏向以进口为主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 第四,港澳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和身份认同阻碍了大湾区战略在港澳的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交流中心,鼓励年轻人从港澳去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旅游等领域为澳门居民提供国民待遇。“澳门青年大湾区实习计划”“英才计划”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的在于组织更多青年赴广东学习交流,以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尽管有政策支持,去粤经商的港澳居民人数和就业人数未明显增加,港澳居民赴大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兴趣明显不足。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在《2020年施政报告》问答会中表示部分年轻人不习惯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经济财政司司长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薪资水平不足以吸引港澳青年,港澳青年对于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创业动力不足。 澳门青年的身份认同差异是影响其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就业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澳门街坊总会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及生活意愿调查》显示,1,402名青年中仅有1%受访者能正确识别大湾区所有九个城市,近53%的年轻人表示对在其它城市就业兴趣一般。2019年澳门华人学生总会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意向”问卷调查中,1,026名学生中只有20%对广东的了解过了及格线,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兴趣一般的比例超过了街坊总会的调查数据。相比之下,受访者中更偏爱在本地就业和发展,而“不愿”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人士自称是“澳门人”,表达“愿意”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中国澳门人”。《2020澳门中学生国民认同研究报告》显示,99.4%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澳门人”的说法,只有59.5%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 第五,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受制于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和短缺。澳门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人才层次不够丰富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澳门约有38.8万名就业人口,其中博彩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22.0%,达8.5万人。同时,澳门本地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据比率较大。根据2015年《澳门人才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拥有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约34%,澳门劳动力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约为61%,远低于香港的72.37%和台湾的86.65%。而且,澳门人才引进和回流受到移民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阻滞,政策前景不明朗,引进机制不健全,引进人才的移民审批事务或停滞或进展缓慢,来自各地的高层次行业人才对专业发展空间、家属子女入学等程序产生疑虑和观望。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异质城市群,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跨社会、跨法律及跨行政的磨合问题。作为湾区四大城市之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引擎,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完善和加强其作用的基础上,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跨越本地利益,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身份认同对形成核心凝聚力至关重要,身份认同的迷失会破坏其它相关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澳门在开展好国情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其拓展方式更加多元化,与时俱进。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应以更易于青年一代接受的方式和渠道开展,细水长流,增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 第二,在顶层设计上,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介入。大湾区“9+2城市”之间需要顺畅的牵头协调机制,理顺城市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求异存同,形成有序竞争,避免排他情绪。同时,发挥横琴辐射效应,加快推进横琴激励政策的落实,形成大湾区思维。探讨实行大湾区身份证的可行性,确保持证人可以在大湾区不受限制地投资创业。 第三,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对外,加强对葡语国家企业的商业宣传和民间沟通,扩大“平台”的知名度,增加“平台”的使用度,发挥和提升“精准联系”功能。对内,增强澳门居民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了解,阐明大湾区发展战略与其事业发展、生活的关联性,增进战略本身的吸引力。 第四,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才俊,提供相应的福利补贴,作为激励措施。同时,湾区其它城市也应出台相应的港澳青年落地就业的薪金模式、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特区政府应充分调研,了解“中心、平台和基地”真正所需人才,梳理相关移民审批程序,推进新政出台和落实;应出台稳定人心的“定心丸”,解决澳门高层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重大缺口。 …
更多…
中国共产党心系香港社会民生
天大研究院 2021-0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百姓是山,民生是海。作为一个为百姓谋幸福、有着百年奋斗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中走来,始终夙夜为公、孜孜以求,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努力、矢志奋进。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14亿多人民安居乐业,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追求和梦想得以实现。 香港回归20多年来,港人当家作主,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经济社会稳健趋好,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续写了『香江奇迹』,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先例,深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然而,光环之下,却见阴暗;广厦之间,劏房处处,轮候公屋几近6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香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达0.539,并衍生了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房屋问题。房屋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民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届特区政府都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但由于各种利益交织掣肘,至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复告诫、明确指示特区政府必须迎难而上,改善香港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解决房屋,首需土地。香港缺土少地吗?其实,香港并不缺土地。全港约有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郊野公园就占400多平方公里,但已建设的土地仅有265平方公里,占比为24%。香港的私人楼宇总占地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公屋约15平方公里,而废弃农地约有50平方公里,比私人楼宇加公屋的总面积还要大得多。可见,无论是从废弃农地着手,还是从郊野公园的边角处拉条线、画个圈,抑或是通过合理优化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发挥土地最大效用这一综合手段,都能挤出房屋用地,解决房屋问题。 解决房屋问题,比土地更要紧的是决心。这包括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决心、社会各界及持份者的决心。特区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长久以来,有关解决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的研讨会、研究报告、建议方案多如天上的星星,却始终未能照亮香港这个阴暗面,实际成效乏善可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方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没有决心,善心也能解决问题啊! 中央的表态够清楚了,解决房屋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开始。特区政府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顾虑的呢?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放下身段,问计于民,求助于民,诚诚恳恳地寻求各大地产商、各大持份者合作,平衡利益,该让的让,该给的给,必定可达成最大公约数,制定可行政策和措施,那么,上百万尚无安身之地的香港市民乔迁之喜就指日可待,而非遥遥无期。 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14亿多人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缺衣少房、棚户区改造等等,都一一妥善解决了;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褒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都如期干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变成现实,750万人的房屋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还能一拖再拖、任其掉链吗?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堪称世界上最认真的执政党。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究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房屋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寻觅土地,更需要特区政府转变思想观念和施政作风,统筹发挥香港各界的力量和作用,积极有为,群策群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将之作为非完成不可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笃定信心,让全体市民住进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家。如此,那将是港人之幸,香港之幸!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支持香港在诸多领域的中心定位,为香港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鼓励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又一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香港特区和香港市民唯有与国家同向、与国人同路,切实读懂中国共产党,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掉队、不迷路,尽快走出低谷,实现长期繁荣稳定,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荣光! …
更多…
中国共產党引领香港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 2021-07-02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在舉國歡騰喜慶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經歷了『反修例風波』、『黑暴』、『攬抄』、『顏色革命』等社會動盪後,香港經濟快速下滑,整體營商環境惡化,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急促下跌兩級,僅為第7位。在香港市民普遍感到彷徨和渴望回復繁榮安定之際,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將香港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再給予無限支持,協助香港渡過重重難關。然而,香港社會有部分人士對中國共產黨能否引領香港發展資本主義仍持觀望態度。 事實上,這種擔心和質疑完全是不必要的。歸根究底,完全是因為香港社會某些人士沒有客觀地全面瞭解和認識中國共產黨,並忽略了中國共產黨把一貧如洗的舊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富強文明新中國這鐵一般的事實。一言蔽之:這些人士是沒有讀懂中國共產黨。 作為一個肩負民族復興使命的現代化執政黨,中共勇於自我革新,善於學習先進,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方略。中共立足於獨特的國情和發展階段,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發展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40多年創造的經濟奇跡表明,中共善於學習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資源配置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為國民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發展優勢。 中共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這包括不斷完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積極協調勞資關係、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鼓勵企業向現代化治理轉型、引領企業研發核心技術並提高持續創新能力。中共領導各級政府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培育充滿活力的多元市場主體,大力營造促進民營企業高品質發展的制度環境。 中共善於優化市場競爭環境,令民營企業可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中共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的現代產權制度,以全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中共不斷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精簡市場准入行政審批事項,在准入許可、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此外,中共亦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統一的市場監管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保障民營企業平等獲得資源要素。 中共致力構築公平有序競爭的營商環境,重視治理效率與品質,主動作為,靠前服務,引導扶助,解決問題,為民企發展排除後顧之憂。中共努力建立規範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道,暢通企業家反映問題、建言獻策的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健全涉企政策全流程評估制度和調整程式;創新民營企業服務模式,不斷提升政府服務意識和能力,要求各級政府編制並公開政務服務事項清單,完善對民營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服務模式和鏈條。 更值得強調的是,中共善於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消化了金融系統壓力;中央政府擁有非常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政府有高度敏感的危機防範意識,勇於承擔最後救助責任;中共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和行政手段穩定和支持金融機構和市場。迄今為止,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市場和匯率劇烈動盪、特大金融機構倒閉、銀行存款大範圍擠提等現象,較好地避免了嚴重的系統性金融危機。1998年香港金融市場被國際炒家狙擊,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聲明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確保特區政府有足夠資金進入金融市場進行干預,最後成功擊退國際炒家的襲擊。 《香港國安法》頒佈實施和選舉制度完善之後,解決經濟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成為特區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相對於內地規模龐大、持續增長的非公有制經濟,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的經濟表現已今非昔比。當前香港的發展受困於壟斷性經濟結構和停滯不前的公共政策,中共領導內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控制金融風險的成功經驗,對香港實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目標彌足珍貴。 在『一國兩制』安排下,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在香港推動落實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引導構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督促特區政府提高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效能,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良政善治,增進全體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和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
更多…
台湾新一波新冠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伟栋 2021-07-22 按照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5日至27日,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台湾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00例,使台湾当局一年来自我标榜的“防疫模范生”“抗疫优等生”之说不攻自破。这次台湾暴发的新一波新冠疫情,不仅在岛内造成民怨四起,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跌,而且由于其始终用“政治防疫”取代“科学防疫”,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2016年上台以来完全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去中国化”“渐进式台独”道路上越走越远。此次新一波疫情,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方式“甩锅”大陆,为其在岛内继续制造“反中、仇中、抗中”情绪创造条件,这必将使两岸政治关系渐行渐远。 一是台湾当局攻击大陆表示援助是“假好心”,完全拒绝大陆的善意。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后,大陆顾及两岸同胞情,携手抗疫,使台湾早日战胜疫情,不仅没有计较去年初台湾当局禁止向大陆出口口罩等防疫物资的禁令,而且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国台办发言人希望台湾当局去除政治障碍,表达大陆愿意向台湾提供帮助。然而,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仍然意识形态挂帅,继续采取“政治防疫”的态度,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谢意,而且还攻击大陆是“假好心”,甚至将台湾无法采购到新冠疫苗的责任完全归咎为大陆的阻挠,令大陆民众非常愤慨。 二是台湾当局和“绿色媒体”欺骗岛内民众,声称大陆表达的善意是“真‘统战’”。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始终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的“统一战线”内涵,污名为“做渗透”“挖墙脚”“买人心”等,并且将大陆所有的善意和诚意都扣上“统战”的帽子,就连大陆赠送给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圆圆也曾被称为是“统战”工具。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对于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则“宁可信其有”,对大陆的善意也存有戒心,甚至担心被“统战”,在心理上与大陆有所疏离。 三是台湾当局“以疫谋独”造成两岸民众的“敌意”进一步升级。岛内不少青年人受到台湾当局的蛊惑,认为台湾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和买不到新冠疫苗,就是因为受到大陆的打压和阻挠,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对大陆进行无端攻击,且对岛内愿意来大陆洽谈疫苗的人士进行“围剿”,有人甚至称大陆的疫苗是“生物武器”。对此,大陆网民也不示弱,“以牙还牙”,造成两岸民众间(特别是青年人间)的“敌意”不断升级,大陆网民“武统”的声音也进一步高涨。 四是台湾当局坚持“政治防疫”,担心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转化为“向心力”。不可否认,近年来大陆出台的“31条”“26条”等一系列惠台措施以及大陆的经济发展,对岛内的民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5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授权,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这不仅是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台湾当局担心如果真的采购大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并在台湾民众接种后证明此款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等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标准要求,且副作用又远远小于“阿斯利康疫苗”,那么,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会快速上升,近几年来所煽动的“反中、仇中、抗中”就会破功。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对此非常害怕,必然继续坚持“政治防疫”,拒绝接受大陆的疫苗,以免使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逐渐转化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向心力”。 五是台湾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交流。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始终将其视为“斩断”两岸纽带的有利时机,所以出台了各种措施阻挠两岸民间交流。此次台湾暴发新一波疫情,必然会使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进一步阻挠两岸民间的各种往来,对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造成不利影响。 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趋冷 2020年,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要与大陆“脱钩”,但两岸经贸关系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大陆率先控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复工复产,使产业链、供应链等及时恢复正常工作与运转;另一方面美国对华为不断打压,台积电等芯片代工大厂为华为赶单,带动了岛内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创新高。今年,随着欧美新冠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加上台湾发生新一波新冠疫情,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积极因素有所减少,这使得两岸经贸额呈下降趋势。 一是台湾向大陆出口的农渔产品交易量下降。因为台湾出口大陆的菠萝被检测出有害生物,所以从今年3月1日起,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菠萝。对此,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不是查找自身的原因,而是鼓励岛内民众吃菠萝,“挺果农”,煽动“仇中”情绪,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销路。同时,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为了“亡羊补牢”,防止大陆今后会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以外的农作物,所以对于其它农渔产品也在积极寻求销路。新一波疫情发生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一定会继续推动“新南向政策”,并试图拓展大陆以外的市场。尽管这些农渔产品的贸易额不大,但对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台湾向大陆出口高端电子产品减少。2020年,大陆在5G等高科技应用方面的快速提升和电子通讯产品的采购量激增,大陆对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今年随着美国强制要求台湾有关企业禁止向华为供应相关产品,加上台湾新一波疫情造成产能下降,所以,类似2020年台湾对大陆出口电子零组件同比增长24.5%,占大陆进口比重55.4%的情况应该不会再出现,这必然导致两岸经贸额的下滑。 三是欧美各国与台湾的贸易额将有所增加。随着欧美各国民众大量接种新冠疫苗,这些国家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市场疲软将有所改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产能有所回升。然而,受到新一波疫情影响,台湾电子产品产能有所下降,并且要优先为欧美各国供货。因此,受到美国对台湾出口大陆的限制和产能下降的双重挤压,两岸电子产品等贸易额必然会有所萎缩。 四是台商赴大陆投资有所减少。台湾新一波疫情,必然影响到岛内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况且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在政策导向上要与大陆实行完全“脱钩”,并通过制定“国安六法”和“反渗透法”,以行政命令或“修法”的方式限制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加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时遇到障碍,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减少。 对策和建议 台湾暴发的新一波疫情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大陆需要积极应对。 一是通过两岸有关县市的现有交流机制,援助新冠疫苗。台湾各个县市政府和广大民众最缺的是疫苗,最期盼的也是疫苗。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流机制,如上海市与台北市的“双城论坛”作为突破口(寄希望于台北市长柯文哲能够积极配合),向台北市提供疫苗与防疫物资。 …
更多…
菠萝事件给处理两岸事务的启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21-05-03 以目前两岸氛围,想要开启建设性对话进而缓和双边紧张关系并非易事,毕竟这样的作为不符合台湾某些政党、政客的私人利益,蔡政府仍冀望于美国的持续抗中和强力支持。 两岸关系陷入急冻,迄今没有回春的迹象。这些年蔡英文配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陆做出诸多非善意言行(如坚称武汉肺炎,丑化中国疫苗,严禁陆配、陆生入境,禁止华为手机、陆制无人机、爱奇艺、淘宝在台湾继续发展等等)。这些作为透过媒体网军的推波助澜,不仅让两岸原有的互信崩解,也让两岸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彼此充满敌意,两岸恶意螺旋式窜升,这样的情势实为多数民众所不乐见。美国拜登新政府虽仍视中国大陆为最严峻竞争对手,倾向联合盟友对抗中国,但还是希望两岸能展开有意义的对话,避免擦枪走火。然而,以目前两岸氛围,想要开启建设性对话进而缓和双边紧张关系并非易事,毕竟这样的作为不符合台湾某些政党、政客的私人利益,蔡政府仍冀望于美国的持续抗中和强力支持。未来两岸该如何化解僵局,建立互信,或许可以从此次菠萝事件中得到启发。 菠萝风暴 继禁止台湾肉品暨加工品输陆后,中国大陆海关以台湾出口大陆的菠萝查出有害生物为由,宣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暂停”进口台湾菠萝。不同政党对此有不同解读。由于事发突然,岛内舆论哗然,网络声量暴冲,各种阴谋论纷纷出笼,执政党立即透过媒体网军操作,把吃菠萝与爱台湾、挺台湾、不能被中国大陆欺侮等等联系起来,再次成功激起台湾人的反陆情绪,很短时间内岛内菠萝订购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出口到大陆的4万多公吨,金钻菠萝在台北市场批发价达每公斤31元新台币,暂解菠萝可能价崩的危机。农委会主委也一改先前的不满与愤怒,转而称大陆此举会让自由贸易团结起来,大陆本身也会受到伤害,侨委会副委员长徐佳青还非常感谢“中国没有买这4万吨的菠萝”。这样的操作手法屡屡得逞,未来还会不断出现,两岸难有安宁之日。 不容否认,两岸曾经过长期隔离,在不同环境与制度下成长的台湾人和大陆地区人民在思维与做法上有很大差异,想要对症下药,应该延揽真正懂台湾事务及思维的人士,这样才不会徒劳无功,并透过年轻人善用的网络平台、习惯用语、休闲娱乐等,实时与他们对话沟通,避免年轻人受假讯息的误导,一味仇中。 蔡政府施政无能 蔡“总统”首次执政时,即强调台湾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大陆市场依赖度过高,应该要分散风险,并提出新南向政策。政府号召以农业当领头羊,先后出资成立台农发、台农投与台湾农产品外销平台等农业外销国家队,主管部门官员也不时对外宣称台湾水果卖到大陆以外市场(如番石榴成功卖到美加、香蕉卖到中东迪拜、芒果卖到新加坡、蜜枣外销韩国、菠萝卖到澳洲等等),但结果令人唏嘘(如去年一整年只有56公斤的菠萝干出口到澳洲,没有鲜果;宣称台湾香蕉首卖迪拜,身价翻了8倍,最终只卖了23公吨)。当局对于新据点拓展多采蜻蜓点水,放烟火式的营销方式未能因地制宜,也未能选择有利的目标市场(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导致成效不佳。 蔡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4年花费252.7亿元新台币,花大钱搞宣传营销“国产”农渔产品,真相是台湾农产品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度依旧偏高,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农产品的最大出口地(占总出口值逾两成)。在发生菠萝风暴后,民众才发现台湾许多重要的水果如菠萝、莲雾、芒果、释迦、柚子、葡萄等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的比率都高达九成以上(包括鱿鱼、石斑、午仔鱼、秋刀鱼等水产品)。原因在于中国大陆距离台湾近,运费相对便宜,加上中国大陆对台湾农民及农产品相当友善,无论在检疫及通关作业上均给予方便,还透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给予诸多农产品零关税的优惠,日本则检疫条件严苛,对农产品质量要求也高,台湾水果要大量卖到日本并不容易。蔡政府想要一面赚大陆人的钱,一面向美方买武器反中的做法,并不可行,大陆国台办对此已发声反对。 台湾官员宣称这是世界上首次因检疫被输入地全面暂停单一农产贸易的案例,大陆方面片面决策完全不符合国际贸易规范,不排除台湾向WTO申诉的可能。问题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争端国达成协议为优先目标,故双边咨商为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步骤。台湾政府想向WTO申诉,需先进行两岸协商,若协商不成或一方不愿协商才可直接请求成立专家小组。再者,向WTO申诉旷日持久,缓不济急,目前WTO争端解决机制处于停摆中,恐拖延执行裁定,何况台湾迄今还禁止中国大陆600多项农产品进口,这并不符合WTO公平贸易原则与规范,即便申诉未必能赢。两岸问题还是应该由两岸官方坐下来自行谈判解决,光靠放话无济于事,更别企图引进外力干预。 港澳地区是台湾水果及水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区(2020年香港居台湾农产品出口第4位,金额3.9亿美元),许多农渔产品透过香港转进内陆。台湾政府却刻意将中国大陆与港澳区隔,有其政治意涵,然而中国大陆官方在禁止台湾肉品及菠萝输入的声明中,对是否包括经港澳转运商品进行了模糊处理,这反给予蔡政府更大的操作空间。 两岸合推“农业芯片” 台湾内需市场有限,需仰赖外销,特有及优质农产品是打开外销通路的关键。这次菠萝事件也引发新品种育成和种苗保护的议题。种苗是农业产业链中利润率最高的环节,蕴含巨大的商业利益,被视为“农业芯片”,尤其良种更是提高作物产量、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跨国企业透过基因专利权控制了种子,也控制了全球的农民。目前种子产业呈现寡头垄断,五家跨国企业(美国的孟山都和杜邦先锋、法国的利马格兰、瑞士的先正达以及德国的拜耳)主宰了全球半数以上的种子市场,垄断种子价格,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为避免受制于人,中国正积极在种苗(包括农作物、畜禽和鱼类)领域下功夫。中国大陆拥有14亿人口,为实现“中国饭碗要盛中国粮食”“农民都种上自家育出的种子”,中国政府不仅明定将培育农业龙头企业“领跑者”,鼓励大型企业参与种苗行业,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并将建设国家级的育种中心纳入“十四五”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 台湾农业发展亦与种苗研发息息相关,过去台湾在农渔业品种改良及新品种研发上表现亮眼(如台湾鲷、观赏鱼、石斑、金钻菠萝、兰花、黑珍珠莲雾、爱文芒果、三星葱、台湾毛豆等等),带动产业发展,并于上世纪90年代先后成立国家级作物种原中心及水产生物种原库,进行保种及育种工作。近年来蔡政府在保价、补贴、福利措施方面花大笔经费,排挤农业科研经费,使得台湾在农畜水产新品种研发及实际运用领域已少有佳绩,许多苗种须仰赖进口,这无疑增加生产风险,不过台湾育种根基仍在,两岸若想破冰,除了政治议题协商外,可以从农业育种及种源保护上着手。 今日大陆人民对蔡政府高度警惕,只是为大局着想,主张台湾问题应由自家人坐下来谈,无需外力干预。台湾官方多次声称即便大陆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受到的影响亦有限,可如今仅暂停菠萝进口就让台湾鸡飞狗跳,官员乱了套,蔡政府露了底。从反“莱猪”、“藻礁”公投等案例来看,台湾民意正在觉醒。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大陆和台湾三方利益,两岸关系能否走出低谷,仍需双方拿出诚意与决心。蔡政府若执意依靠民粹继续抗中,小心民意反扑! …
更多…
剖析台湾未来两场重要的选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伟栋 2021-03-31 台湾各个政党经过岛内近几年多场选举的博弈,目前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形成“一大”、“一中”、“多小”的格局。我们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政党的基本盘及支持度,对台湾2022年与2024年选举的结果作出初步的判断。 台湾各个政党经过岛内近几年多场选举的博弈,目前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形成“一大”(民进党)、“一中”(国民党)、“多小”(台湾民众党、亲民党、“时代力量”、新党等)的格局。我们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政党的基本盘及支持度,对台湾2022年与2024年选举的结果作出初步的判断。 台湾主要政党的基本情况 1、民进党——在台湾完全主政。2020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结束后,民进党在岛内继续成为完全主政的政党。长期以来,民进党内一直存在几大派系,各派系为了争取本派系的利益彼此间经常会发生斗争,尤其在选举与涉及权力分配时显得非常激烈。具体来讲,民进党内派系经过多年的合纵连横,现有影响力的派系主要是“新潮流系”、“英系”、“正国会”(名称取自于“正常国家促进会”,也称“游系”)、“涌言会”(原“海派”)等。尽管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但“派系共治”的政党文化使他们基本上做到斗而不破、斗而不分,尤其是在党内达成共识后,即使彼此间恶斗时曾经刀刀见骨,也会基本上“偃旗息鼓”,至少表面上握手言和,一致对外。民进党最盛时期曾有党员40至50万人(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头党员),目前具有选举权的有效党员应该有10余万人。 2、中国国民党——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虽然不像民进党那样有泾渭分明的实体派系,但目前仍有以马英九、连战、吴敦义、朱立伦、王金平、洪秀柱等主要人物为代表的小团体、小山头,还有“黄复兴党部”及各个地方势力等,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利益争夺,比起民进党内的派系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与民进党最大的不同就是“暗斗”远远超过“明争”。“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事情在国民党内几乎比比皆是。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岛内政局和政治生态及政治氛围的转变,国民党内新生代与老一辈之间在两岸政策方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发展下去甚至也有分道扬镳的趋势。党内各个势力(山头)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夺回主政权而同心协力奋斗的团结氛围。可见,国民党在岛内完全主政时几乎像一盘散沙,无所作为,手中实实在在的权力始终受到民进党的挑战;成为“在野党”后几乎是“任人宰割”,没有丝毫的还手能力。只是最近在反“莱猪”的斗争中才有点像“在野党”的味道。根据2017年初国民党中央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台有党员888,700人。目前具有选举权的有效党员约为25.8万人。 3、台湾若干主要小党——影响力有限。目前在台湾岛内尚存一些有知名度的小党,主要有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亲民党、新党等。但是这些政党中有的只是“一人党”,在岛内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新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在政坛上都曾有过“亮丽”的成绩,但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在台湾几乎没有“第三势力”或者第三大党的生存空间。一是因为在民进党的操纵和控制下,台湾几乎没有是非,只有蓝绿;没有对错,只有颜色。二是因为台湾的“立委”选举实行的是“单一选区两票制”,大大挤压了小党的生存空间。 台湾主要政党的支持度和当局的施政满意度 1、主要政党目前的基本盘和支持度。每当台湾发生重大事件或者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媒体都会对岛内各个主要政党进行民意支持度等的调查(主要讨论民进党与国民党)。不过,这样的调查结果有时候因为受到时空环境的影响,与选举时的实际得票率会有一些差别。根据本世纪以来台湾历次选举中国民党与民进党及当选领导人的得票率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虽然由于多种因素国、民两党的支持度近几年出现了“蓝消绿长”的趋势,但目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基本盘大约都维持在25-30%左右(国民党的基本盘主要为中产阶级和中老年群体,民进党的基本盘主要为中南部民众和青年群体)。其他政党几乎没有基本盘,像亲民党、新党等即使有一些固定的支持者,但因为人数非常少,政党基本上都是在“泡沫化”的边缘徘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受到选举和民调时空环境影响(包括选举议题的炒作、突发事件等),选举时国、民两党的得票率一般会在基本盘的基础上增加约5-10个百分点的“中间选民”。 2、民众对台湾当局目前施政的满意度。自2020年初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连任后,总体上讲,无论蓝绿,不分南北,对台湾当局的施政满意度一直在下降,特别是2020年出现了口罩之乱、开放“美猪”、关闭中天新闻台等“十大失政”,造成民众强烈不满,并引发巨大的民怨,当年下半年岛内暴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秋斗”,充分说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非常不得人心。因为蔡英文没有了连任的压力,只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所以在其主导下,不断加快“依美抗陆”“依美拒统”“依美谋独”的步伐,由此导致两岸关系高度紧张、台湾民众利益陆续被出卖、岛内言论自由基本被剥夺,致使台湾当局的施政满意度不断下滑。由于蔡英文基本上是把苏贞昌行政团队推到面对民众的第一线,所以出现蔡英文个人的支持度和满意度高于行政团队和民进党的现象,但最终必然会影响其在民众中的支持度和满意度。 对台湾2022年和2024年选举结果的预判 1、对2022年地方选举结果的预判。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因为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否认“九二共识”,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岛内民众“和平红利”锐减,加上轻视民生问题,以及“韩国瑜旋风”形成“一人救全党”的局面,使国民党由选前的6席县市长猛增至15席县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后,失去高雄市长席位,现为14席县市长);而民进党则由13席县市长大幅下降至6席县市长(现增至7席县市长)。2022年将举行的县市长选举,由于进口美国“莱猪”(且可能开放日本“核食”)的做法造成岛内民怨四起,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无法回避,所以大环境有利于国民党。加上国民党现任的14席县市长中有11席是拼连任,具有现任优势;另外县长任期已满的苗栗县、南投县和连江县的政治生态基本上是蓝大于绿,所以若无意外,国民党应该能够稳定现有的主政县市。民进党掌控的7个县市,虽然主要是在中南部,但如果国民党选战策略发挥得好,对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失政”能够穷追猛打,争取到足够的中间选民支持,那么民进党掌控的基隆市、新竹市和嘉义县仍有“变天”的可能。特别是在台北市,国民党如果与台湾民众党能够有效合作,完全有夺回主政权的希望。 2、对2024年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的预判。首先,在国民党内参加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人选,2020年呼声和支持度比较高的是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政党色彩不浓,其在中南部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另外,2021年2月台湾媒体人赵少康正式恢复国民党党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考虑到赵少康丰富的政治阅历及社会影响力,决定春节后正式聘其为中央评议委员。此后赵少康高调宣布要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声称不考虑当副手。对此,党内还有一些对2024年选举有意愿的重要人物如朱立伦等是否会全力相挺,还较难判断。也许会再次出现“分裂的国民党”挑战“团结的民进党”的局面。其次,柯文哲虽然已经表态要参加2024年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但台湾民众党在岛内的影响力迅速下滑,到时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支持度,按照柯文哲的个性估计不会坚持参选到底。最后,202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与地方县市长选举不同,虽然民生问题、公共政策也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取向,但两岸的统“独”议题更容易成为选举时的主轴,而且民进党比较擅长选举,善于制造选举议题,转移视线,在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通过升高两岸对立和对抗,在民众中营造“仇中、反中、抗中”的氛围,也许会使相当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食品安全”与“生存安全”间,盲目地选择所谓的“生存安全”,这是我们必须要预估到的。回顾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就是通过污名化“一国两制”,并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等同起来,通过炒作香港的“修例风波”,制造岛内民众恐慌情绪,最终使蔡英文获得57.1%的得票率,超过当天国民党的得票率20多个百分点。所以,2024年民进党一定会故伎重演,进一步利用“网军”散布谣言,强调“台湾主体意识”,打压国民党的两岸政策,通过制造两岸敌对情绪“吸纳”中间选票,达到继续在岛内主政的目的。 …
更多…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
天大研究院 2018-10-08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研究報告內容提要 1.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應對城市發展挑戰的一個趨勢,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1998年便推出了「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然而,香港發展數碼經濟的路線有別於國際上其他城市,後者更為專注城市管理的可持續性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從香港近期在智慧城市及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香港正落後於很多其他同級城市。2017年10月,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決心,並在2017年12月發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政府的決定獲得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立法會更於2018年7月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加快行動,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建設。 2.從其他智慧城市的經驗來看,智慧城市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2018年3月,天大研究院啟動項目,研究智慧城市發展初期普遍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以及這些障礙(若亦存在於香港)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港智慧城市的發展。2018年9月項目完成。本報告分析香港智慧城市建設所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並提出建議,供政策制定者及持份者參詳。 何謂智慧城市? 3.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實體基礎設施及其附屬裝置,以加強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質素。儘管各方對智慧城市的定義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明顯的共識是,智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針對城市與眾不同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願景、充分利用創新科技的策略以及可帶來持續增長和更高市民生活質素的益處。 4.智慧城市關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發展智慧城市的重心,在於如何滿足市民的需要和優先訴求。技術是工具,而市民的參與才是關鍵。在推行智慧城市概念時必須首先細緻分析城市的內部實力及外部挑戰與機遇,從而制定以城市特色為基礎的策略、由市民確定的優先次序,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持份者及其他參與者認為切實可行的運行模式和規管框架。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 5.香港的策略一直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數碼基礎設施,加強電子商務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市民或未能看到這些建設為個人所帶來的裨益,而現時與市民溝通的機制主要還是面向持份者。讓社會明白建設智慧城市的必要性,以及市民可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或獲得裨益,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推行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這須從市民方面著手。現將可能影響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概述如下: (a)香港甚少就技術整合、策略推行、持份者的參與、以及根據世界城市發展趨勢和指標進行數據收集等進行討論。現時《藍圖》內的發展計劃由六個範疇下的70多項措施組成,將於未來五年實施。這並非智慧城市發展的整體策略,也不是構想完備的路線圖。 (b)要成功發展智慧城市,香港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本。儘管政府有良好意願來強化學生在科技領域的知識基礎,但學生把創意和創業精神應用在其他科目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由於老師仍未充分掌握將創科應用於所有科目上的知識,故未來10年內能否培育出具備相關技能的新一代參與數碼經濟,仍是未知數。 (c)智慧城市計劃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賴各行各業在不同層面的共同合作,通過創新及實證研究來制定解決方案。香港在研發方面較為薄弱。儘管大灣區為初創企業和技術整合提供了巨大潛力,但由於語言因素,及不願意大膽投身於新的鄰近環境及工作文化,加上缺乏輔導及指引等,香港青年人的發展機會受到局限。 (d)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新興初創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需要指導和建議。他們在市場推廣方面亦遇到困難,即使開發產品的資金可能來自政府,但香港並沒有政策鼓勵政府部門使用其產品。此外,由於無力負擔測試和陳列場地的租金,加上人脈網絡薄弱,新興初創企業難以在香港生存。 (e)項目融資及採購制度欠多樣化,窒礙了私營機構的參與。由於擔心被指偏袒某些私營機構,政府較傾向於自行以公帑資助智慧城市計劃,並採用傳統的程序採購服務,這不利於創新科技的採購。 (f)立法機關審批撥款有既定程序,如果所需撥款金額龐大,而預期的成果並不完全清晰的時候,流程會變得特別冗長。政府和立法機構可以參考海外的經驗,探討更合適的融資及採購方案,並大膽開拓新領域,以取得更佳的成果。 (g)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可審核及督導智慧城市的項目,但並未具有監管全部策略規劃和發展的職權,亦不能直接處理由不同政策局局長管轄的部門內較低級別人員協調不足的問題。現有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的發展小組可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智慧城市項目不但涉及創新科技的支援,亦涉及全球視角下的城市管理。 (h)智慧城市發展需要高度適應性和融合,如果主事人員沒有合作的思維,便無法成功。公務員普遍抗拒轉變。隨着智慧城市運動的出現,公務員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維方式滲透到各級公務員的日常工作中。 (i)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導變革,因而不得不主要倚賴外聘顧問。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和知識,政府將難以在發展過程中,更嚴謹地管理項目和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 (j)過時的法律與規定窒礙創新科技發展。目前也沒有為適應新科技發展而檢討現行法律的時間表。部分政府部門保守及被動的態度,對企業家運用其技術知識和專業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意願,構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討論智慧城市推行的障礙時,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公眾對開發及使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所涉個人私隱保障問題的關切。 …
更多…
香港各界對候任特首施政期望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 …
更多…
2015年香港人民币期货的发展与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5-06-01 一、引言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推进,境外的人民币衍生产品也逐步发展。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于2012年9月17日在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正式推出了人民币货币期货,为人民币全面国际化走出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全球首只美元对人民币可交收的货币期货合约。 1996年,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要,自发产生了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这个是人民币衍生品的场外交易市场,交易品种只限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 Forward,简称NDF),NDF交易主要在一些国际商业银行之间进行。 2006年3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简称CME)签署合作协议,2006年8月28日CME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和期货期权合约。这是继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人民币场外NDF之后的第一个场内人民币NDF标准合约。 2012年9月17日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人民币货币期货,让投资者进行汇率对冲,在合约到期日时以本金交收,更方便有商贸往来的公司进行货币支付的管理,也可让不同投资者和商人进行人民币外汇风险管理。离岸人民币期货有助促进人民币外汇交易的发展,也是外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份和避险的重要交易工具;投资银行可用此工具作出相应的对冲以规避汇率风险,通过人民币期货、掉期等其他产品,进行汇率及利率套期以进行保值等风险控制的活动。 港交所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可拓展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及广度。基于此,本文探讨人民币期货在香港的推行状况及主要发展的障碍。 二、离岸人民币期货主要市场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美国芝加哥交易所已经看到了人民币货币衍生品的机会,并相继推出以人民币为交易标的的衍生品。而新加坡交易所也于2014年10月20日正式推出人民币期货合约,并在上市首日受到了热捧,这证明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正逐渐扩大。 离岸人民币期货推出后,将取代不交收人民币远期合约,成为离岸人民币定价的权威工具,未来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来反映。 2.1    芝商所(CME)人民币期货市场 CME于2006年8月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期货合约,于2013年2月又推出了以离岸人民币汇率为标的的人民币期货。由于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离岸人民币期货都是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标的。 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USD/CNH)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准合约,合约面值为10万美元;另一种为小合约,合约面值为1万美元。保证金方面,对于将要到期的近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3,750元,小合约则要1,375元;对于远月合约,标准合约为18,430元,小合约需要1,843元。保证金约为合约面值的2%,而杠杆比率则接近50倍。 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CME的离岸人民币期货是采取实物交割的方式进行交易。在交割日,CME在岸人民币期货采用现金交割制度。多空双方只需要交换相应的美元差额,而不涉及真正的人民币交换。 …
更多…

研究院简介

天大研究院是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先生于2005年在香港创立的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经过十余年努力,研究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多位专职和特约研究员、研究网络覆盖全球的中国特色战略智库。

天大研究院依托“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独特优势,遵循客观、求实原则,着力于应用性政策课题和宏观战略问题的前瞻性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和安全战略、经济和金融战略、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资源和环境、港澳台问题等,并出版《天大报告》。研究院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全球问题的深度思考、探讨和研究,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和新举措,为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服务。

天大研究院还与清华大学联合创立了“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携手提升中国国家战略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