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掌”激起千层浪。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侄女Amina Mariam Bokhary掌掴警察获判感化罚款一案，闹得香港满城风雨，社会群情汹涌，舆论几乎一面倒声讨原审法官轻判，更有市民发起游行，抗议司法不公，怒责“官官相卫”，队伍中赫然打出了“哀法律已死”的旗帜。
司法历来被视为香港成功的基石之一。由这宗被香港传媒简称为“包侄女袭警案”所引起的一系列质疑，或许是香港回归以来本地司法制度所遭受的最严重挑战。但是，香港司法是否真的遭到腐败之侵蚀？香港司法是否真的已死？
舆论公审才是灾难
Amina Mariam Bokhary酒后驾车逆线行驶，被警方截停后不仅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更掌掴执勤警察。此过程正好被电视台记者拍下，并通过互联网广为流传，众皆哗然。案件日前开审，裁判官阮伟明判处被告接受感化一年、罚款八千元及停牌一年，而并未判处入狱，连日来成为香港传媒报道焦点。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轻判感化有“官官相卫”之嫌，一面倒地批评原判法官。遭被告掌掴的警员受访更时表示，被告获轻判乃意料中事，因为她有钱有势。当律政司从善如流，提出复核，而原审法官维持原判，全城更是群情激愤，有民众上街示威，怒吼法庭包庇权贵、富豪。
此次已是被告Amina第三度袭警，并非初犯，依然只是被判感化。公然挑战法律，却屡次逃脱牢狱惩罚，实在罕见。社会各界强烈不满，自在情理之中。不过，传媒报道中放大Amina的名人亲戚背景——既是包致金侄女，也是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的外甥女，甚至简称为“包侄女”，无疑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社会对广泛关注的案件，不期然地形成了集体期望，法庭尚未开审，民意早已公审。但是，目前并无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包致金曾经干预此案而影响原判法官阮伟明的判决。那么，司法腐败指责的依据何在？
事实上，原判法官阮伟明能够在市民的怒吼声中，能够在社会的公审中，坚持自己的判决，殊为不易。倘若他迫于压力，鉴于民愤，或者就是为了赢得市民和传媒的掌声，改判Amina入狱，那么才真正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性的伤害。法官裁决案件，应完全以法律为据，不必考虑其它外在因素，这才能体现法治精神。尊重司法程序，方是对司法制度的捍卫。舆论公审，影响判决，恰恰是香港司法制度的危机。
法治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屡受国际社会赞誉，香港人也引以为傲。怎么能因为个别案件的判决不合常理，就质疑整个司法制度已死。更重要的是，律政司已经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判刑复核申请，司法程序仍在继续。如果认为法官错判，有关人士可向上级法院申请复核或上诉，香港司法制度保障了这一权利，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公义的实践。而初审判决与律政司上诉，本身已体现着香港司法体系内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关系，这正是香港法治的重要部分。
当局须做危机处理
事件发生以来，特区政府方面只有警方在回应传媒，且多限于案情的细节。虽然律政司先是申请原判法官复核，再向高等法院上诉，但是始终没有公开回应社会对于检控条例的质疑。另一方面，事件的影响却迅速扩大，从法庭判决延伸到街头游行，并正变质为一场带有浓重民粹色彩的街头运动。跟香港以往的街头运动不同的是，其矛头指向香港的司法制度，挑战香港法治的威信。
在8月7日市民从立法会游行到政府总部之后，又有市民在facebook上继续发起游行，抗议司法不公。面对社会舆论，面对法治遭受的挑战，特区政府似应采取危机处理措施，由高官出面公开解释，力挽狂澜，化解危机，而不能再任由民粹情绪扩散，挑战香港司法失效，破坏香港成功基石。
更值得警惕的是弥漫在香港社会的怨气和戾气。“包侄女袭警案事件”背后，呈现出香港星斗市民的“仇富心态”。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最大问题是贫富悬殊。坚尼系数偏高、贫富两极化日趋明显，加上社会向上流动遭遇重重窒阻，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大学生也难以爬上社会阶梯，看不到前景，民众普遍不满现状，往往觉得“社会不公平”而迁怒于政府。市民因为仇富而心生怨气，动辄起而抗争，同时对社会公义能否得以伸张，期望更为热切，这些均值得当局关注、体察。
法律检讨迫在眉睫
在此次“包侄女袭警案”中，警方和律政司所选择的检控罪名备受质疑。有不少言论认为，由于警方选择了刑罚相对较轻的“不小心驾驶”而非“危险驾驶”，及以《警队条例》而非《侵害人身罪条例》提出检控，这样便难以要求法庭作出严厉的判刑，因此警方和律政司要为事件负责。
细看警方提出检控的“不小心驾驶罪”、“袭警罪”和“拒绝接受呼气测试”3项罪名，根据香港法例的规定，绝对可以判处被告监禁半年至3年的。阮伟明在宣布维持原判时也承认，根据案件的严重性，即使控方并非以较严重的《侵害人身罪名》条例检控被告，亦足以判处被告监禁。
同样是袭警罪，却存在着《警队条例》和《侵害人身罪条例》两条刑罚一重一轻的法例，检控当局在处理不同案件时可有不同选择，因而埋下了社会争议的伏笔。类似的一罪两例、轻重有别的问题，理当引起当局和法律界的关注，加以检讨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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