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贴是文化调控还是权力意志？
七月上中旬搜狐大开杀戒，一下子近百名知名博客全部变成了一片未知的森林。我在搜狐开博客已近五年，有近千篇博客文章，悉数被外星人“劫持”。当博主们向搜狐网讨要说法时，公开回答是无可奉告，私下或许有人告诉你，“上面”通知，要删除这些博客，我们没有办法。
近年来，网络问政成为政府与百姓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多次与网友交流，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期还召集网友，研讨广东文化发展与转型。种种迹象显示，国家领导人在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网络，用对话的方式与网友坦诚交流，网络已然成为主流媒体，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利用。
就博客而言，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利用开博客方式，来发表自己意见，既有建言献策，又与广大公众交流，甚至征集提案。近日北京市公安局让公安干警开微博，以便于与微友交流，获取信息，利用当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资源。现在为什么还会有动辄电话通知，不分青红皂白地封杀博主的博客，不留只言片语，这样的惨烈结局，一句解释也没有，文已至此，人何以堪。成千篇文章，加上网友的回复跟贴，悄无声息地被消隐了。
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先生想借助法律来维护自己博客权益，但状纸递上去了，结果是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呢？无从告之。一个社会不能借助法律来主持公义，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它一方面培养公民忍气吞声，成为顺民，另一方面，使某些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制约，为所欲为。古代的焚书还会留下纸灰烟尘，现在删除网络文字，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有关方面”拥有了对文化与信息的无限裁量权，谁来制约这样的权力？这样的权势一家做大，它的后果会是什么？电话执法或电话行政，一方面是权力者不自信，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自我怀疑，担心会受到社会的批评，或受到法律的惩治与将来的追责，也就是害怕行使的权力行为被问责；另一方面，它是行政权力的虚妄膨胀，因为只有电话通知，才可以有自己权力想象的空间，既可以不担责，又可以有相当大的个人意志。至于受害者是网站与网络作者个人，他不考虑，对他来说，“政治正确”可能自己的完胜法宝。
作家韩寒说，有一种逻辑叫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源于一种传统思维，就是如果追求稳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言论，使每一个人的步调一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它追求的是某一种胜利。
总是有主流声音倡导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复兴，其实正在网络上得以实现。自从有网络以来，它实现了人类的伟大梦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文化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得到免费的文化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网络上交流对话。网络向人们提供的，是怎样的一幅文化盛世景象？现在的情形是，冷不丁地会有人给搜狐或其它网站打一通电话，网站编辑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于这则电话，不讲原则，不讲信义，对博主的文章一删了之。别人的心血成果，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全当是文化垃圾。
一个不懂得尊重文化创造、没有人文良知的文化管理者，怎么可能使国家民族文化获得伟大复兴？
有罪推论与删贴规范
2007年12月，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召开会议，主要是评议博客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次评议对博客群体的主流予以肯定，而对少数博客传播有害信息、故意制造事端、侵犯他人权益则予以特别关注与谴责。针对这次会议，我在《新京报》上发表了题为《博客不良行为源于责权利缺失》时评文章。我认为，应该针对博客进行立法，严格明确博客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博客的权利是一旦在博客网络注册，博客网络就得负责保证其发表的作品不被删除。如果其作品内容违法，必须出具网站的律师函，正式通知删除相关文章，并将相关文章保存退回作者，作者有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的权利。至于传播淫秽信息的作者，完全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曝光。只要网络管理部门严格检查，及时与司法机关合作，这种明显违法的网络行为将会很快得到遏制。发布虚假信息只要给相关网民造成损失，亦可通过网络管理部门，追究相关网站与虚假信息发布者的法律责任；如果他发布的虚假信息没有给社会与个人造成损害，就没有构成实质性犯罪，不必处罚。
权力意志在经济社会里总难免会变形或异化、腐化。譬如微博客开通与关闭，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影响力，也就直接影响着网站的市场价值，对这一家网络宽松，对那一家网站严苛，它的结果天壤之别，现在网络空间与纸媒空间不一致，已造成纸媒体的被弱化，如果在网站对待上又一手重一手轻，势必影响网站的公平竞争。
有关部门禁止网络言论深入讨论与追问，祭出的杀手锏是禁止炒作。炒作是个贬义词，指过度热议某件事，使其被无意义地无限放大，但由谁来定这个度呢？一位相关官员公开对网站博客主编说，自己不会拿乌纱帽来放宽对网络的限制。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一种权力焦虑，担心博客自由度放宽，会有上级领导不满，从而影响自己仕途升迁。这样必然导致宁可从严，决不宽松。一层层的从严心理，就会封杀删贴令频出，纸媒与网媒每天都能拉出一个封杀清单来。
禁言的危害我们是看得见的。譬如三鹿奶粉事件，既有网络追问，亦有受害者家属的追诉。但有关部门因为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既打压受害家属的申诉，又对媒体追访进行限制。现在呢，数以万吨的被封禁的奶粉却又出现在西北市场，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与焦点。如果当时有媒体追问其下落，有网友更多的参与维权，对相关责任人与管理部门有更多的批评与监督，相信有毒奶粉流入市场的可能性会大为减少。
网络管理只有底线原则与后纠方式。底线原则，一是个人言论不能犯法律底线，不能侵犯他人名誉权、伤害他人信仰，不能泄漏国家秘密，二是不能超出社会伦理底线，譬如网上恶骂与过于血腥残酷的图片等等。其次是后纠方式，如果某种言论造成社会动荡，或伤害了某些群体，应该由受害者通过法律途径来申诉，网络管理部门不能假想出某种言论是有害的或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只能通过后纠法治，使言论符合社会法律与道德精神。
博客责任与对博客的责任对等
博客有博客的社会责任，网络管理者也应该有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博客文章既是个人、网站的文化资源，也是国家、人类的文化资源。我们希望删除博客应该有责任程序，应该有备案，有说法，应该与博客博主有交流对话，有问题说问题，不能临门一脚，直接就致博客于死地。这种方式除了造成众多网络创作者不满有政府管理者，造成人们禁言惮语，还会有其它意义吗？
我们期待网站与网络管理者，对网民与网络负责，没有责任的权力，最易被滥用，甚至导致权力腐败。此前就有网络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帮助他人打压对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果网管部门总是通过电话执法来管理网络，它既离法治社会公开公正透明很远，却离暗箱操作与腐败更近。
这里，我们不妨参考借鉴其它国家的网络管理经验与方式。
根据新加坡广播管理局互联网络内容指导原则的规定，网上不能包括以下一些信息：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防卫的内容；动摇公众对执法部门信心的内容；惊动或误导部分或全体公众的内容；引起人们痛恨和蔑视政府、激发对政府不满的内容；影响种族和宗教和谐的内容；对种族或宗教团体进行抹黑和讥讽的内容。2005年10月，新加坡首次对两名在博客中发表种族煽动性言论的年轻男子判刑，旨在警告网上言论自由也有限度。
英国的网络管理工作主要由半官方组织“网络观察基金会”负责，既有立法保障，又有行业自律，政府亦有指导责任。他们与由50家网络服务提供商组成的联盟组织、英国城市警察署和内政部等共同签署了《“安全网络：分级、检举、责任”协议》。这家基金会据此制定的网络内容管理措施为：对外开设热线，接待公众投诉、设立内容分级和过滤系统，让用户自行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除法律明文禁止的不良内容外，该基金会主张对其余内容分类标注，让用户自行决定是否要浏览。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各国网络面临的，一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二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在保护儿童与保护公民权益方面，尽最大努力，但并没有在网络舆论方面有任何限制，特别是维权与问责方面，没有任何限制炒作的条例。因为在这方面，网民们需要的是事件真相与应对或处理结果。一旦公众看到了真相与结果，相关信息自然会告一段落，根本就用不着人为地限制与删贴。
文明，就是用文化的方式、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如果对网络信息一味采用暗箱操作、电话处置的方式，肯定算不上“文明”，它只会增加社会不和谐度，甚至造成“有关部门”的权力腐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