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前夕，菲律宾政府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正式向中方递交了“823香港游客马尼拉遇袭惨剧”的调查报告。港府通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收到这份报告后，随即发表五点声明予以回应。翻开报纸，思绪仿佛被扯回惨剧当天，被重新拉入电视直播的场景之中……惨剧发生后，在过去近一个月时间里，香港人集体展现出来的关爱、团结、坚强，无不令人动容、感叹。尤其是8月29日的八万人大游行，黑衣素服，默默无言哀悼死者，平和理性展现港人愤慨。而这次游行，给我们观察香港时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因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大游行，是“民心一致”的第一次。
立法会新一年的会期尚未展开，香港的时政新闻缺少焦点，在淡季中沉浮，整个社会仿佛在凝神等待新施政报告的公布。但是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时局中，我们似能找到香港局势未来发展变化的一些脉络……
政治版块移动
从去年底到今年６月，从公民党与社民连结盟推动所谓的“五区总辞”闹剧，到2012政改方案得到超过2／3立法会议员支持而获得通过，香港政治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波诡云谲，峰回路转。政改方案得以通过，令香港的民主进程向前迈进一步，为下一步的本地立法以及理性讨论普选路线图等政制问题打下基础，同时避免了政局出现动荡，舒缓了港府的压力，减少了社会的戾气，更压缩了激进势力进一步壮大的空间。
政改方案的通过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积极与中央政府沟通同样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的转变，特别是学者在推动制定改良方案和对话中发挥积极、良性作用，代表着理性声音在香港社会的逐渐上升，“破冰之旅”可视之为香港社会精英对中国崛起、国力日隆的正面回应。从坚决不参加“五区总辞”闹剧到坚持与中央政府对话、沟通，民主党的政策转向，标志着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的分道扬镳。香港的政治生态由此改写，从传统的建制派对反对派“四六开”，正在向建制派、温和反对派、激进反对派的“四三三”转变，政治版块开始移动。
此次通过的政改方案中，焦点在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新增的五席“超级区议员”。后年的立法会选举共新增十个席位，其中五席地区直选，另外五个功能组别席位先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再交全港30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产生。后者正是香港政坛在后政改时期所热议的“超级区议员”，其出现必将改变区议会整体生态：选举议题从过去关注街坊福利等社区事务转向全港性、政治性事务，参选人从过去植根社区、服务社区的社区精英转向拥有全港知名度的城中政治明星，过去不关心、不参与的中产阶层或会更为积极地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可以预见，“超级区议员”的出现，势必令香港2011年的下一届区议会选举形势前所未有之激烈。目前立法会各个政党陆续就选举方案提出意见，也有部分政治明星透出有意参选的风向，显示“超级区议员”的选举开始迈向倒数。
2012年的特首选举同样惹人关注。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现任特首曾荫权五年任期已过三年且不能连任，2012年7月1日第四任特首将正式登场，距离新旧特首交棒的时间已不足两年。特首曾荫权近日在一场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上，主动回应社会上有关言论，强调不做“看守政府”，不做“五分之三”的特首。对于港府在“积极处理有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方面的作为，社会舆论拭目以待。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行政长官选举的日益邻近，社会各界会更越来越关注特首参选人的施政纲领，从政坛到传媒都难免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社会改革起步
后政改时期，港府的施政重心正转向“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曾荫权就即将发表的新施政报告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港府未来重点解决房屋、养老和扶贫三大范畴社会问题。在特首的政策宣示下，近期以来，香港各界正围绕着房屋、扶贫政策的取向展开讨论。香港的社会改革排入日程表，显示港府正着手破解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之后，香港经济维持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加上过去多年，港府均以民生为虑，屡屡“派糖”纾缓民困。按照传统管治智慧，社会矛盾理当日益缓和，但是香港民间社会抗争活动依旧不断，“八十后”在反高铁事件中的表现更让社会震惊，港府施政举步维艰，动辄得咎。是市民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被阻断？
统计显示，香港回归以来，GDP增长了约四成，但市民个人收入中位数却由10500港元下降至9500港元，反映绝大部分基层市民未能分享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976年至1990年间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受访者中，逾9 成在过去5年没有获得工作职位的晋升，仅有5.6%称有过职位晋升的向上社会流动。
“仇富”或许并非香港社会的真命题，但是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怨气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容当政者轻视。坚尼系数高达零点五三，显示贫富悬殊日趋严重。而香港自身传统的地产创富发展模式下，政府收入过于依靠卖地，地产商影响力无远弗届，渗透社会各个角落，楼价日高，矛盾日生，令“官商勾结”的指责大行其道，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报端。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无法解决经济转型问题，带香港走出困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文化保育等一系列挑战。过去依靠行政手段来“派糖”，收效有限，无助凝聚民心，无助缓解矛盾。香港要真正解决社会民生问题，须有系统的新思维，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要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失灵之处，就房屋、医疗、福利、教育、退休保障等各个社会政策上展开长远规划，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意味香港的发展必然从突显效率到重视公平，从创富向均富转变，社会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市民倾斜，覆盖面更广。有观察家将这一转变概括为“香港向左转”。
香港实施社会改革，不仅需要化解、缓和社会阶层之间过往种种矛盾，更要直面当前复杂的经济局势。一方面，美国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热钱流入进一步推高楼股两市，虚火上升；另一方面通胀压力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愈见艰难，各项开支“涨”声又起，怨气载道。如是局面，对港府的管治智慧更是考验。
经济融合提速
在完成相关程序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9月12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迈入互利双赢、合作发展的“ECFA时代”。大中华经济圈正加快整合成型，置身其间，香港的机遇与挑战同在。
放眼东亚，年初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如今ECFA生效，而韩国方面正要求加快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东亚自由经贸区正在加快整合。北望神州，广西开发北部湾经济区面向东盟，福建的“海西”概念获得台商响应……在前三十年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新一轮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消除外商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疑虑，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而这轮开放更带动内需市场的启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动力。毋庸置疑，香港必须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谋求自身的转型、发展与突破。
香港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今年是内地“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明年启动，其中香港如何定位，如何把握机遇，如何配合国家发展，颇令各界关注。
粤港合作的升级深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化后，似乎慢慢淡出了媒体的焦点，其实两地之间的合作始终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粤港合作，不再满足于个别领域的互利双赢，而在寻求一种具备战略高度的宏观的整合。粤港两地今年4月签订《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以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有利两地发展的具体措施。两地还正致力争取把框架协议中有关粤港合作的政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9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双方就《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安排达成共识，广东省长黄华华与曾荫权均亲自出席。
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出席深圳特区三十周年庆典并致辞，寄语深圳“勇于改革，勇于创新”。而就在深圳经济特区30岁生日当天(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前海如何发展和创新？香港于其间扮演什么角色？服务业如何合作发展？前海必然是两地合作中深受香港精英关注之处。
“十二五”期间，香港与内地的多项大型跨境基建包括广深港高铁、港珠澳大桥，将有望先后建成。两地之间的融合势必进一步提速，前景惹人遐想。
政治版块的移动，社会改革的启动，两地融合的提速，这些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互为牵扯。香港未来变化可能呈现的新局已经若隐若现。传统的管治思维、发展模式或许需要一次范式转移，香港要打破对地产创富模式的迷恋与依赖，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香港的未来发展，用全新的战略思维来推进香港经济结构的重整与公平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稳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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