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升至4 .4%，中国政府认为这是通胀的信号，因此采取了一些货币和行政措施。本文主要讨论通胀的成因，并就政府管理通胀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多重因素加剧中国通胀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市场。这些货币虽然可能提高了美国国内商机和就业机会，不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加剧了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风险。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黄金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而棉花价格更是升至一百多年来的最高位。这些大宗价格涨价引起连锁反应。因此，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身价暴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我们不应过度强调外因。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五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而中国的事情就是有些蹊跷，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因此麦当劳等企业的提价自在情理之中。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荒谬之处。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难以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相当有利。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业过热就会直接贡献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甚至官方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
中央政府出招稳定物价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所谓“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常被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录得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所暴露的问题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有意剔除出去。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因此与所谓国际惯例相符合是不合逻辑的。另外房地产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有密切关系，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情况下，把房地产价格剔除出去显得不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的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温总理对民生问题关切程度让外界刮目相看。他不断地提及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还要求当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力度以扶持民生。《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发〔2010〕40号）出台的目的是解决民生之困。
先说两项值得肯定的措施。一是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对于高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提供更高的食堂补贴。二是要求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当地物价挂钩。原有最低生活保障线往往滞后通货膨胀，这给扶贫政策带来被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人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反通胀的问题。
不过，文件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业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从实际的生活来看，这些要求在通胀管理方面的作用有限。比如现有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二十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只能是“刻舟求剑”。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中央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标本兼治应对通胀之策
笔者建议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
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广受质疑，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指数的构成和权重问题。在房地产价格是否进入指数的争议解决之前，国家统计局可以公布两套数据。最关键的是，统计局要将所有的计算方式公之于众。
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中央需要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方面进行重新协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示，用法律形式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是比较有效的。只有解决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房地产的价格才可能回复到正常状态，因地产价格过高的通胀问题也可能得到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