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清华大学1951届校友朱镕基来到清华园，与清华大学的师生和校友们一起共庆母校百年华诞，与电机系1951届老同学们聚会，并与经济管理学院师生亲切座谈。
在清华期间，朱镕基谈笑风生，赢得阵阵掌声。他再展其敢言作风，批评教育制度、官媒不说真话等等，他敏锐的思想不减当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朱镕基离开时，青年学子们都依依不舍，有一位经管学院的同学说，真希望朱院长能够多来看看我们，这些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大家都想坏了。另外一位清华的博士生说，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差重要的一件：看看欧美世界一流大学里的院系，几乎都有本国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任职或者兼职，这提升了大学的国际地位与知名度。可在中国，始终没有退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学校“任职”，我们多想朱镕基总理真来当院长啊。他说，仿佛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限制了退休领导人的行动，也限制了大学的发展，还限制了对青年人的培养。
据报道，清华之行是朱镕基退休后第二次参加公开活动。自从邓小平废除了终身制后，中国的干部制度实行了严格的退休制度。一些高级干部都会在年龄到线以及任期满之后准时退下来，用香港媒体的话说退下来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西方媒体对这种现象也有报道：如果说严格执行的退休制度是吸收了世界先进国家的做法，那么这种一退下来就从公众视线中几近消失的做法，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
笔者很理解一些年纪太大或者身体不好的领导干部希望能够安静地过一段退休生活，也从政府相关人士那里听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不干涉”、“不干扰”现任政府的工作。但我们现在的副部级领导退下来只有60岁，部长、省长退下来只有65岁，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党政干部退下来时，身体与精神状况也都很不错。以他们的学识与工作经验，退下来后如果能够在身体允许、自愿的情况下，对社会、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又有哪一个群体比他们更有资源、条件与经验？
当然，退休的各级干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处理不好，确实会对现任各级政府的工作产生一些影响，甚至会对现任领导人造成一些压力。可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例如，前任美国总统几乎都活跃在国内与国际的各种舞台上，而他们就依照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绝对不对现任总统的工作发表评论，更不会“说三道四”；现任总统在遇到大的疑难问题时，也会咨询前任总统的意见。有了这个心照不宣的规定，前任总统根本就不用“销声匿迹”，有些前任总统甚至比在台上时更加活跃，例如我们熟悉的卡特总统，近期就要去北朝鲜斡旋。以前在台上时也许不便于出访，现在则成了传达美国意见与传递美国价值观的“形象大使”，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还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做演讲，做调查。而这些工作，在他们还是总统期间，做起来是有困难，或者根本做不到的。
笔者曾经和一位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谈到这个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国家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是浪费，是对一种被你们忽视了的人才的浪费！他说，中国有些退下来的领导人在国际上（或者某个领域）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这种威望甚至是刚刚接任的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拥有的，这种威望不只是个人的财富，更应该用来推销国家软实力，尤其是价值理念。美国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
笔者完全理解这位学者的意思，其实，就笔者的观察，也许国内各种问题，更需要各级退下来的领导们出力。我们知道，对国情与体制内外的了解，没有谁比为各级政府、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更了解。他们下来后，换了一个视角，也少了些顾忌，如果在不影响、不干涉现任（各级）政府工作的情况下，能够在某些领域做一些调查，提出一些建议，具体指导一些工作，其成效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这对国家、对社会无疑都是求之不得的。
笔者曾经接触一位退下来的副省级干部，在位时他主管农业，也经常到农村去，工作也挺有成绩的。退休后从第二年开始，他重返农村，这次身份不同了，他也没有事先打招呼，结果去了一次，他又去第二次，连续几次后，还开始换地方走走，表面是随便走走，只当是“旅游”，可后来他对笔者说，他现在比以前在台上时看得更清楚了，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建议。他对我说，你能把我得想法与建议写出来吗？我很好奇，问他自己怎么不写？他说，我不好写，怕人家说退而不休，再说，我写了，恐怕也没有地方发表，要是省报发表，还得请示现任省委省政府领导。
在一位普通的公民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的时候，一位如此有经验有责任心的老领导却有如此的顾忌，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让我们墨守成规的当然不只是担心退休的干部“影响”了在位的干部，还有我们的等级观念在作怪。西方的领导退下后，就成为一名普通公民，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他们就有责任也有义务继续为国家出谋划策，更何况他们还拥有普通公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与资源。尤其是那些继续领取政府工资与津贴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什么不干，反而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与非议。在中国，一旦当了领导，就好像永远也下不来了，这样难怪就要被“消失于公众视线”。如果领导人抱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却依然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心态，那就有所不同，就可能大有作为了。
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高级战略专家对笔者说，对中国各级领导人都实行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加上又规定这些退下来的领导人不能去利益相关单位“兼职”（注：这位美国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不合理，但他忘记了，中国退休的领导都是领取可以养活自己的退休金的，这点和美国不同），造成了一批精力充沛、还有相当思考与工作能力的干部失去了关心社会、帮助国家发展的舞台，也使得当初具有积极意义的退休制度，变得不那么合情合理了。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放宽这方面的限制。
这位国家战略问题专家尤其提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他说，从美国总统到州议员，他们下台后几乎都会出现在一些不便于现任官员与议员出现的场合，这也成了美国特有的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他说，在中美关系中，就出现了中国现任领导人多次接待美国前任总统（或高级官员），讨论问题、传播观点与给现任领导人带话，这种做法被证明对两国关系积极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意义。他说，很遗憾，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一旦退休，你想找他就很困难了。
就笔者观察，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与不成文固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以前曾经很少看到的退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随笔等著作，这些年来逐渐多了起来，上届政治局领导几乎都出版了讲话、随笔与读书笔记等著作。这些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加强了政府与社会、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著作，凝聚了这些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是他们发挥余热、继续服务社会与国家的新贡献。正如兰德的美国专家所说，这些有特殊经历的前高官，他们的经验与智慧，本身就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笔者认为，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这笔“宝贵的财富”，对建设和谐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