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击毙基地恐怖组织头子本·拉登，为轰轰烈烈的十年反恐暂时划上一个句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认为“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在5月3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态：“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协作，采取综合手段标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事实证明，在中国新疆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就和本·拉登有联系，部分东突恐怖分子是在拉登的基地得到培训的。在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展开全球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营造北京一贯主张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
拉登之死折射中美民间猜疑
但就在美国击毙拉登、反恐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从中美两国也传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信息。从网上看，有不少网友认为，美国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压力大减，将会“腾出手来”对付下一个目标，去“没事找事”，去制造“麻烦”，而这下一个目标从伊朗到北朝鲜各有不同，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网友却认为，中国最终将会是美国的“目标”。新浪一位网友撰文指出：没有本·拉登这个防火墙，美国将会加大力度与频率来骚扰中国。另外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网友认为，美国不会让自己过上没有敌人的日子，那样会让一直在内斗与外斗中成长起来的美国走向疲软的。
与这些网友遥相呼应的，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香港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十年前）纽约和华盛顿遭受基地组织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美国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这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从9·11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为了对付基地组织、塔利班、东南亚较不出名的那些小组织，为了打伊拉克和阿富汗，花了多少资源！倘若没有发生9·11事件，美国政府把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经费的三分之一，拿来对付原本被他们视为头号潜在敌人的中国身上，这个压力将会有多大？”去年11月22日天大研究院网站的“天大聚焦”栏目发表的《美国何以选择此时重返亚洲》一文也认为，反恐压力大大减轻的美国，开始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符合美国的一贯战略构想。
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也发表文章称，“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拉登之死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指出,“9·11”之前两国被深刻的战略不信任和人权问题分歧所困扰，但“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最优先政策。报道还指出，最近奥巴马政府提高了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嗓门，“华盛顿的优先政策开始转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日发表题为“该从反恐斗争中转身”的评论文章，称反恐战争该结束了，提醒奥巴马政府该将注意力转向崛起的中国和动乱中的阿拉伯世界。
与这种外媒报道、网络上传来的声音以及专家学者的看法相呼应的，还有另外一则令人不安的信息：在西方各地民众大肆举行庆祝击毙恐怖头子本·拉登的活动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大批同情、悼念本·拉登的帖子。有代表性的是凤凰网的一个民意调查，目前已经有近50万人参加。在“你如何看待美军击毙本·拉登”下面，选择“高兴，恐怖主义头子终于被打死了”的有8万多人，占总数的18％；选择“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的有28万多人，占到了60％。这个调查是公开的网络调查，考虑到有近50万的网民参加，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网友和专家的观点，从外媒的报道，从网络民意调查，这些透露的信息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在双边关系上，始终坚持原则，并朝向正确方向发展，但从专家学者到民间，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怀疑甚至对立的情绪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这种对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从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后一边独大，对中国从人权到贸易，都指手画脚，而且在中国周边积极部署与渗透，又始终散播“中国威胁论”的调子。这也难怪会让中国民众有超过60％的人把拉登当成“反美英雄”，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他并不赞同拉登殃及无辜，但却欣赏他敢于反抗强权、抵抗美国。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网友是在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并对美军击毙拉登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之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网民是持和政府不同的立场来表达“反美”的，这就让那些所谓“他们是中国政府指示”的指控不攻自破。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长期有所偏颇的教育与宣传，让中国的青年人容易走极端。例如现在媒体一报道美国，基本上都是负面新闻，恰恰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一样，走进了同一个死胡同（正是西方媒体对中方的负面报道，引发了2008年全球海外华人大游行）。
中美关系始终贯穿发展主线
自从1972年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经过老一辈政治家与外交家如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中美关系虽然有波折甚至大的挫折，但总体来说一直是沿着健康积极与向上的方向在发展。江泽民与朱镕基两位前国家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美国遭受“9·11”袭击后，中国率先站在了美国一边，并在多项事务上与美国合作，在加入WTO方面，中美双方都做了一定的让步。到如今，中美间共同利益多过分歧，合作的内涵越扩越大，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互相依存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
今年一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问了华盛顿与芝加哥，与奥巴马总统确立中美两国将“顺应时代潮流，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两人认为，这一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增进两国共同利益，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胡锦涛在美期间与奥巴马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重申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是重申2009年11月份奥巴马访华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的承诺，那就是“美方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立场。
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与否，不但关系到两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将极大的影响国际关系与世界形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此有很深的认识。中美建交32年来，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倪世雄教授的话说，“中美关系发展虽然有曲折但始终贯穿着‘发展’这一主线”。
加深中美民间互信至关重要
然而，从拉登死后中美学界、媒体和民间的反应来看，政府主导的中美关系，还需要有更多的民众的理解与参与。在学界与民间存在的这种怀疑与误解，很可能会把中美关系引导向另外一个轨道。如何利用公共外交，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互信与理解，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应被忽视的一面。
解铃还需系铃人。美国应该在这方面采取大的举措，加强与中国民间的沟通，改善在中国民众中的负面形象。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主要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美国对中国颐指气使，在台湾问题与南海问题上强势介入的势态，以及在经贸、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便中国政府能够妥善处理与应对，看在中国民众眼里，亦几欲达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要美国做到这一变化当然不容易，美国没有宣传与统战部门，这个国家历史只有300年，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上，崇尚的是直来直去，根本不会顾忌他国民众的感受。加上还有一个致命伤，美国的对华外交从基辛格时代就只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当时没有条件，也不需要顾忌中国民间的反应。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中国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举足轻重。美国应该重视中国民意，避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从中国方面来看，应该在教育、宣传与舆论引导上做一些深刻的反思。今天的中国不同以往的中国，十年一大变，五年一小变，更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可比。可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僵化的教育与死板的说教，很多年轻人还沉浸在一百年前的“屈辱”中，不能以一个崛起大国国民的眼光看待内政外交。一位澳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说，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中国不停的遭到列强欺负，产生了见到强国就要反的心态。可中国人应该意识到，当今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超强的国家，经济总量上仅次于美国，政治与军事影响上也在逐渐靠近。崛起的中国更应该学会如何当一个大国，在国际上扮演适合自己身份的角色。他说，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坚持在国际上“不称霸”是值得赞扬的，但“不称霸”并不是做鸵鸟，并不是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与地区热点。中国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也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能过分解读“不干涉内政”。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项决议，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在“干涉成员国的内政”。他还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帮助民众克服那种被欺压的心理，不能一有联合国干涉人权遭到破坏的国家，中国人就想到了“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种心理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不利于中国从精神上崛起成为一个大国。
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日前呼吁“应让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他说，为了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国际社会应当接纳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他同时强调，在人权与环境等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应当学会用中国领导层的角度和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建议美国及其盟友使用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的“和谐世界”概念同中国进行对话。陆克文最后总结道，同中国的交往应当采取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公开表明分歧的“第三种方法”，抛弃要就是亲华、要就是反华的态度。
陆克文是在华盛顿发表这一讲话的，他不愧为对中国有相当了解的中国通。然而，美国，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是否会采取陆克文的建议？或者我们也应该补充一句：国际社会不但应当学会用中国领导层的角度和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还应该尊重普通中国人的意见，试图去理解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与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许只有这样，中国民众中日益加深的反美与对抗情绪才会得到舒缓，两国关系才能平稳顺利发展，迎来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