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达成不少共识，其中一项就是同意开辟亚太安全对话的渠道。由于处理贸易分歧历来是双方战略和安全对话的焦点课题，相形之下，双方这次同意建立亚太安全对话渠道的共识显得比较低调。但实质上，中美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对话内容，是一个重大的事态。假若行之有果，那么，中美双边关系将增加一个稳定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实质性变化。
非盟友或超传统盟友
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内容，在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双边外交中都未曾有过。美国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传统的军事盟友关系，但美国从来没有专门把亚太安全作为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美国虽然曾努力把亚太安全、特别是把中国崛起的问题，作为自己和这些盟国共同关注的课题，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就这些课题建立一个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很明显的。一是美国从来没有把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平等的伙伴来对待，它只需要这些国家的支持和跟从，因为盟主是不会跟小伙伴共同决策的；其二，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正在拉拢的印度，在国际地位、国家实力和外交能力上，都不足以帮助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把亚太安全问题作为专项的双边对话课题更不现实。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尽管双方有必要在局部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协调，但鉴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有限，因此，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显然不宜作为中俄双边对话的专项课题。至于中国的其他周边国家，就更不是适当的对话伙伴。
可以这么说，中美同意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对话，这一决定本身就表明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尊重和互需：认可对方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愿意尊重对方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需要对方给予谅解、合作和支持。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也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战略思维大转变。其本质意义在于，虽然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竞争对手，但都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双赢；其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在于有可能使中美之间的非盟友关系变得比传统盟友关系更加重要。
简言之，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依然不可缺少，但只有同时和中国进行战略安全合作，美国对安全利益的更大需求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就中国而言，只有与美国就亚太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和合作，才有可能使美国减少对日韩澳等盟国的依赖和重视程度，减少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同时也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中美须首先培养互信
根据双方的意愿，中美亚太安全对话可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启动，双方似乎都有一种紧迫感，都有积极的期待。对话能否顺利，能否对未来的对话奠定基础，关键不在于能否立即达成某个具体共识，而在于彼此之间能否感受到对方的善意、诚意。说到底，中美愿意展开亚太安全对话，目的就是要借助对方的合作，来维护和管理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双方之间就必须首先培养和建立相当程度的互信。
如何培养和建立互信？第一，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真实意图，尊重对方的利益；第二，双方必须阐明自己的具体关切，并尽可能给予理解和照顾；第三，在可以合作的具体安全事务中，双方必须有合作的行动。总之，这种对话的过程和效果，必须要让双方都认为是值得的。既然是为了寻求共识而对话，那就应该尽力避免把这个平台变成短兵相接、相互指责、扩大分歧的场所。
从中国的角度看，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中最关乎本身利益的问题，无非是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的安全。只要在这两大核心问题上获得美国的理解、谅解和承认，中国就可以对美国的关切和某些利益诉求给予回报式的配合。其一，尊重美日、美韩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其二，不挑战美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其三，欢迎美国广泛参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其他事务；其四，在朝鲜半岛和其他热点事务中进行积极协调乃至配合。
中美战略思维起变化
中美专门就亚太安全事务进行双边对话，是相互借重、彼此借力的新尝试。这个概念从诞生直到变成现实，既是亚太地区的新形势和新趋势使然，也是中美两国经过长时间彼此审视和较量之后才作出的决策。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战略思维和追求利益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假若进展顺利，中美两国就有可能摆脱新旧两强注定要发生碰撞的旧逻辑，从而共同主导有利于双方的亚太安全秩序，并最终导致战后遗留下来的现有格局逐步淡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