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中非关系曾经在中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都是典型案例。但那时的中非关系更多时候是基于政治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均对中国关闭大门，而彼时的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输出革命”思想恰好契合非洲政治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在援助非洲上的“大公无私”，非洲便成为了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区域。
但在1990年代晚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崛起，非洲对于中国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也引起了美欧国家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一系列杯葛。这些杯葛主要是对人权评定程度较差国家的投资、对非洲自然资源开采权的追求以及对当地劳工的低工资报酬和低福利政策等等。杯葛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对西方批评进行舆论反击，同时应当采取更长远的方针处理对非关系，该调整的调整，该巩固的巩固。
以公共外交开拓中非关系
在新时期，尤其应当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来全方位开展对非关系，使中非关系能够及时对民间往来、经贸互助等方面进行“补课”。强调公共外交在非洲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非往来主要是政府间往来，这与中美、中欧、中日等关系有较大不同。如中美交往，虽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高潮期和低潮期，但中美之间大量的民间往来和经贸往来促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美国在制订对华关系时，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和为数众多的华裔以及在华美国公民的各种需求。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如果把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把经贸往来稳固和发展了，国家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互惠互利。这正是公共外交要做的事。
4月中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率领中非友好代表团对赞比亚和纳米比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笔者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部分访问环节，包括礼节性拜会了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和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这两位开国总统都经常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他们在中非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前政要已经不再位于政坛中枢位置，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依然保持着影响力。
以卡翁达为例，他是“全天候朋友”词汇的发明人，这一词汇被经常用来形容中非关系。上世纪60年代，由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成为“非洲的古巴”，因而西方社会均拒绝给一条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提供财政支持，而这一条铁路对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均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这个时候，中国向坦赞两国伸出了援手，1967年，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果断决定中国援建该铁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卡翁达回国后便创造出“全天候朋友”这个词来形容赞中、非中关系。而1974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首先向卡翁达提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倡议者、推动者，曾经亲历中非、中赞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
4月15日上午，我们在卡翁达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家中与其进行了会见。这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给我们回溯了坦赞铁路的兴建历程，回顾了与我国先后四代领导人的交往，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4月18日上午，我们还在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位于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会见，双方都回顾了多年来的交往，希望继续发展友谊。卡翁达和努乔马，既是两国的开国总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同他们的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退出现役，就忽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对退役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是在告诉现役领导人，中国人民对朋友是讲感情的。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非工作须有提前量
从地理上来看，非洲南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领导人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伴随着非洲民主选举的进程，将有越来越多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淡出政坛或退居二线，在新旧政治领袖之间，中国应当把握“有礼、有节、有据”的原则开展工作。我们本次出访的赞比亚、纳米比亚两国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发展程度在非洲相对较为成熟，因而社会态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但非洲政治版图十分复杂，民主程度层次不齐，部族冲突、政党冲突、宗教冲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要想保证中方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应当对于一些工作应当做好提前量，掌握政经工作的火候。
提前量怎么做？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非洲官员的提前量，二是对具有投票权的非洲选民的提前量。作为外来力量，我们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合作共赢，而不是干涉内政。所谓做非洲官员的提前量，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取得当地朝野双方维护对华关系、保障中资企业利益的共识。伴随着中非经贸往来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进入非洲，但非洲很多国家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域，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尚不牢固，对国际经济竞争的程序、法则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够的。怎么办？必须取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当然，这主要是政府外交层面的工作。
非洲不仅应当成为中国的政治盟友，也应当加深经济盟友的关系。一方面，非洲的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非洲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极，对于中国来讲，不能错过这一次发展机遇，尤其是在中非友谊相对长期稳固的情况下。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生产和经营本身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只要是抱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去为当地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个形象就是正面的。如果是把国内某些地方的“血汗工厂”搬到非洲来，这个形象可能就是负面的，乃至于因为个别突发事件酿成反华情绪。为什么要推动中非之间的公共外交，就是要对中非民间友好做加法，让非洲人民认识到中国对他们不仅是政治上友好，而且在经济上是帮忙，是协助他们搞好生活、搞好发展。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民间友好，谁上台执政就必然都是中国的朋友。朋友多了好走路，发展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往来，多一个朋友，就意味着多一份保障，多一种向前的可能。
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再加上对普通民众的民间友好来往，如此，中国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中国国家形象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良性传播。
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
从非洲对外关系层面来看，由于具有地缘接近和长期历史联系方面的关系，欧洲是与非洲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尤其英法这两大昔日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其前殖民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英联邦和法语国家共同体等政治机构以及洛美协议、科托努协议等协商机构在非洲产生政治与经济联系。非洲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与欧洲进行的，对非洲援助的一半以上也来自欧洲。 从法律角度而言，非洲现行法律体系，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照搬而来，宗主国对非洲社会的文化、法律影响力依然强大。喀麦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喀麦隆全国共有10个大区，其中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曾是英国殖民地，而其他8个大区是法国殖民地，于是，迄今为止，西北、西南大区采用英国法律系统，其余采用法国法律系统。可以说，欧洲仍然是非洲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非洲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仍须考虑欧洲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就非洲言非洲，还应当从整个国际形势的角度来处理非洲关系，尤其重视英、法两大前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要分析英法对非政策，在发展中英、中法关系时也一并顾及到在非洲的关系处理。
这是看非洲的传统政治关系格局，而从正在变化的对非政治格局中，印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今年5月25日，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落下帷幕。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回顾了首届峰会以来印非合作发展的成果，并为双方在未来发展伙伴关系规划了蓝图。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率领的代表团与15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及谈判能力建设、筹建印非外贸学院、强化印非贸易投资关系、印度降低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关税等7项正式议程进行了闭门讨论。辛格在峰会上强调，非洲拥有“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一个主要发展极的一切先决条件”，印度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将帮助非洲充分发掘其巨大潜能，印度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区域一体化、能力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为非洲提供帮助。这些措施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50亿美元信贷额度。印度在非洲做的事情似曾相识，和中国处理对非关系的套路基本上如出一辙。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与中印两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而印度虽然启动非洲战略较中国为晚，但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握有绝对优势。如印度属于英联邦国家，其开拓非洲关系具备一些传统政治优势。
公共外交能够在这些关系中做什么呢？就是能够在政府外交努力之外，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非经贸往来和文化往来，而使非洲能够在社会体系上承载中非关系，使非洲人民能够理解并支持中国在非洲。一是在非洲一些优秀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定期举办中非文化交流项目等。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一些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合作，既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也欢迎非洲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这方面，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优秀案例。这一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三是应推动在非中资企业树立公共外交理念，提高当地公民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在我们访赞期间，当地商务官员向我们介绍，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不仅投资建设冶炼厂，提高当地铜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7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裁员的企业，赢得了赞比亚从政府到民间的普遍好感。四是向非洲推介中国成功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从“第三世界”崛起的典范，非洲要想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需要向亚洲尤其是中印学习，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定层面上，中国和印度的昨天就是非洲的今天，发展得当，中印的今天可能就是非洲的明天。因此，我们应当利用非洲人民发展的愿望，推介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些做法，在欧美发展经验之外为非洲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并以此带动并加深中非关系。
中国应当加强非洲研究
必须承认，目前中国对非的认识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与非洲只有50余年的接触，而真正全方位的接触是最近十多年的事，在很多方面，国内还不甚了解非洲，对于国人来说，对非洲的认识往往是刻板的、片断性的，甚至是稚嫩的。中国应当加强对非洲的研究，培养非洲研究的专业人才，了解非洲政治、宗教、文化、历史、法律、部族等等属于非洲的每一个重要体系。建议在国内知名大学开设非洲研究专业，并加大派遣留学生赴非洲知名大学留学的力度。
不了解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中国过去常常遵循“商业第一”的现实主义原则，注重与当权者搞好关系，这种思路是务实的，但也是短浅的、欠缺的。由于非洲政权经常变动，一旦只与执政党搞好关系，而忽视反对党，一旦反对党上台执政，中国的投资利益便会面临风险。因此，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多元化的中非关系，尽量规避外交风险。
处理中非关系不能总是以政府关系为主，而应当做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也既是说要做到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注重并发展对华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促进中非之间大量的经贸、文化等交流。没有经济和文化做基础，即使援助再多，也是靠不住的，1960年代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教训殷鉴不远。
通过公共外交巩固和发展中国在非洲长期利益，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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