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一些参与中央决策的专家在不同场合提到“顶层设计”。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就是要改变“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有人提到“顶层设计”出台之后地方创新就应该受到遏制。
顶层设计是个工程学的术语。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全盘考虑之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顶层设计”。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都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专家马晓河认为，顶层设计要解决三大议题：一是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二是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在综合近两年中国经济的表现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提出中国需要放弃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个模式的负面效应就是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而消费率也持续下降。因此，中央一方面要着力纠正干部GDP至上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本身要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
“顶层设计”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民众对一些重要制度的改革进展日益不满。比如当前的高房价和高物价问题。仅以高房价为例，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货币和信贷管理、财税管理等等。往远的说，人事制度之中的不合理也反映到高房价中。许多地方干部对民众要求解决房价的呼声反应不足、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因此，仅仅依靠现有的手段（限购）等无法解决这一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从总体出发，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办法。二是部分地方创新和改革劳民伤财。比如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就提出，地方上有不少“三拍干部”：这些干部突发奇想“拍脑袋决策”，执行过程中“拍胸脯保证”，事后就“拍屁股走人”。以廉政建设为例，许多地方（比如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等地）推出了官员财产公示，实际的成效却令人担忧。同样的是廉政建设，许多地方还热衷于建设各种廉政公园，一些地方甚至练廉政操。这些做法早已过时，而且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三是顶层设计反映了一些中央精英的看法。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央决策层对传统体制一些弊端和改革的方向有更深的了解。因此，现在改革的主动权应该掌握在中央。
顶层设计是要克服基层干部“拍脑袋”行为。不过，把顶层设计和抑制地方创新挂等号是不智的。从“公共治理”理论来看，地方创新和社区治理都是相当重要。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地方创新甚至比上层设计更重要。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当社会教育程度提高之后，人们的需求是趋异而不是趋同的。哪怕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也会对政府提供服务提出不同要求。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来自民间、来自社区。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能够促进政府和民间更好的合作，也能解决一些公共议题，因此在当地获得好评。之后，上海、武汉、江苏基层政府也推出类似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温岭的经验也许只适用于江浙一带的民众，而西北等的民众可以发展出另一套民主协商的办法。因此，地方创新应该是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当前要反对的只是一种盲目的创新。比如许多地方推出一些社会保障新措施，而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同时又限制了人才的流动，而人才的流动恰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巨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创新”是不值得提倡，中央也应该介入。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整体设计和地方合适的创新是不矛盾的。
此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冲突。如果“摸着石头过河”仅是一些零碎的创新，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推行了二十余年。“摸着石头过河”也有中央全盘设计的元素。依笔者之见，“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羁绊，而是大胆出台有利于民生的公共政策。就如最低工资立法，内地经历的“折腾”就没有香港大。而后者则受制于一些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推迟对劳工的合理保护。关于最低工资立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少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只不过，从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出发，可能会得出最低工资立法有负面效应的看法。顶层设计强调的是一种协调，而“摸着石头过河”则强调的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决定中的务实态度，因此两者不是冲突的。
对于当下的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秉持务实的精神，中央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特别是改善民生和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出台一些高屋建瓴的制度，然后要求地方执行。而地方则需要针对自己本区域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创新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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