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初，广州增城新塘镇一位四川籍的孕妇在摆摊售卖牛仔裤的时候，因为挡住了一家商铺的门而被治安管理人员驱赶，期间发生肢体冲撞，孕妇倒地受伤，引起围观。孕妇亲戚与老乡赶过来后，先到村里，再到镇政府门口“讨个说法”。接下来的几天，逐步演变成一场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一些闹事者（主要是四川籍劳工）参与了打砸汽车、冲击当地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了损失。在公安机关介入后，由于处理得当，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拘留了少数肇事者，事态得以平息。
“新塘事件”的直接肇因
在事件平息后，我们通过对目睹事件过程的当地人、参与事件的外地人，尤其是对治安和公安人员的采访，简单归纳出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些直接原因：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时的简单粗暴做法，造成了孕妇倒地受伤。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但在一些外地劳工眼中，这些“治安联防队”人员素质低、看不起外地人。这些矛盾本来就已存在，孕妇倒地事件只是在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在孕妇倒地受伤后的几个小时里，从村到镇的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错失了及时处理、调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第三，谣言借助于手机、互联网等平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四川籍劳工之中），而相关部门反应又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拦截、戳破谣言，控制造谣人，或者没有能够及时澄清谣言。
第四、在整个事件中，缺乏有公信力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介入，使得本来属于民事范围的冲突（不管是内地人与当地人，还是老板与打工仔之间），却给外界造成了官民冲突的印象。
毫无疑问，上列四条直接原因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某位治安人员的个人粗暴、不当行为，如果当局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处理，就能够平息民愤，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同时，那位倒地的孕妇后来在医院检查后证明只是受了轻伤，由此也受到惊吓，情绪激动。当地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及早公开这位孕妇的情况，事态也许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从孕妇倒地送院开始的两天时间里，谣言制造者利用了当地村、镇政府相关部门反应迟钝的间隙，让谣言出笼，并得到传播与“信任”。当然，事态扩大后，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稳妥、慎重的处理，事态得到控制。可毕竟，损失与影响已经造成。
“新塘事件”的深层原因
我们的调查虽然发现上面几条原因直接引发了新塘事件，但冲突的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找到直接原因，避免事件重演固然重要，找到深层原因，从深层次上消除这类事件的根源，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澄清一些网友的错误看法。有一些网友与评论作者借题发挥，用“新塘事件”来说明“广东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这是极其轻率与不负责任的。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与开放，吸引了大批的内地青年人，他们在为广东做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在内地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收入。同时，从广东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不但带回了创业的资金，也带回了沿海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与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比广东容纳了更多的内地农民工。这正是“广东模式”在共同富裕上值得其它省市学习的。
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新塘镇就是一个典型，外来人口（50万人）与本地人口（22万人）的比例为2︰1。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居民对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中国户籍制度，使得前来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与广东当地居民对比，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这些年下来，当地居民与外地劳工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虽说从外地来的老板不在少数，但在珠三角地区，在草根阶层，外地劳工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一直存在。
其次，在对此次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货膨胀与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也是深层原因之一。外地劳工一直租住于本地居民的房子（出租屋），可最近几年，当地居民以适应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结成了一种口头的联盟，使得房租快速飙升。与此同时，由于牛仔服装行业并不景气，而新塘是国际上著名的牛仔服装城，集中于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增长有限。
一方是上涨的物价与房租，另外一方面是停滞不长的工资，珠三角（尤其是新塘、东莞等地）的外地劳工感觉到了压力与危机，而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出租屋主、产业老板对他们的欺压。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外地劳工对当地居民的不满，认为他们靠土地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其成，欺负外地劳工。
第三，在我们亲身接触的参与围观此次事件的劳工中，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外地劳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珠三角，会说广东话，但户口依然在内地，必须回到内地读书，毕业后再返回珠三角工作。他们大多表示喜欢珠三角，但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却没有归属感，他们不属于珠三角。外地劳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劳工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外地劳工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教育层次，见多识广，有更高的理想与更多的梦想，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容易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较发达地区，眼中看到的是机会与更高的生活要求，他们这一代却更多地思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定会提上议事日程的“公正、公平”问题。
第四，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外地劳工看不清前途，感觉不到有任何改变现状、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新塘事件突然爆发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应允许成立互助性质的NGO
我们认为，既要重视及时发现与消除直接原因，更要重视深层次的矛盾；既要重视与改善对外地劳工的管理（警力分配上照顾到非户口人口），及时控制不利于稳定的因素（例如谣言传播），更要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暂住”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怪现象，避免城市化过程中伤害甚至牺牲一大批“城市中的农村人”；既要进一步完善与加强基层维稳机制与应变能力，更要从根本上帮助弱势群体，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幸福感。
具体到新塘事件，我们认为还应该注重两点：
第一，提升基层干部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健全地方政府与机关处理危机事件的机制，在民众中建立公共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在对“新塘事件”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常常有一种感叹，那就是在事件发展到某某阶段，如果当地政府采取了某种措施，这种原本只不过是民事纠纷的事件肯定不会升级到动用大批警力的程度。地方政府缺乏应变能力，在民众中缺乏公信力，使得一件小事演变成典型的群体冲突事件。
第二，在这类事件中，我们观察到，在卷入冲突的民众与前来维稳的警察之间，出现了断层，缺少了一个中间的力量，例如有影响力的个人、得到国家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拥有公信力的政府某部门。如果在事件发展到某个阶段，有这样一些人或者组织，他们能够与双方沟通，能够获得双方的信任，往往能够及时填补鸿沟，戳破谣言，消除误会，平息骚乱。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次参与的四川籍劳工数量巨大，由于不允许公开成立互助组织、同乡会与联谊会之类的NGO，他们中实际存在着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这些组织在这次事件中起了某些负面的作用。要消除这类不公开透明的“组织”的最好办法，就是允许一些互助性质的NGO成立，这类国家法律允许并保护的NGO 在这类事件中往往能够做到“一言九鼎”，能够协助当地政府与警察部门维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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