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正式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到2011年，中国互联网走过了十七个年头，无论是从普及的广度、发展的速度，还是网民的总数，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互联网提供的平台，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因为有着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全民互动参与性，而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在中国十七年，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突飞猛进的信息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就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的先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与网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此后每年“两会”召开前，总理都与网友交谈，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畅所欲言。
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们的躬亲示范，才带起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网络问政之风，网络问政也从政府搭建网络平台（网站）到进入民间网络平台如博客与论坛。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最新趋势是微博，“官员开博”已逐渐形成风潮，其中不乏百万粉丝量级的“明星官员”。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党政机关在微博上越来越活跃。据新浪网新闻中心的统计，目前，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中，逾半以上公安机关开设了官方微博。截至3月底，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官员已增至3000余个，呈现两个趋势：数量稳步增加，越来越大；官员级别也有上延趋势，级别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人民网》的调查却显示，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一边是上层倡导推广网络问政，部分官员们纷纷触网，积极响应；另外一边却是越来越多官员生出了“恐网症”，恐惧网络监督成为官场常态。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消除官员们的网络恐惧？让互联网成为创新管理的工具与平台，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员须认识网络载体与网络新媒体
国内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对互联网的传播手法、传播途径认识不深，甚至对网络载体BBS论坛、博客、微博和QQ、MSN等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以至于有网络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对舆情的传播和影响评估不足，反应滞后，错失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甚至出现有官员不知道QQ群和微博的信息是公开的，而在单位QQ群里示爱、在微博里调情，被网民广泛作为谈资、笑话。
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就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互联网传播具有信息量大、速度快、传播手法多样、传播过程多向互动、交流具有开放性、传播主体广泛等特点。传统媒体可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到其影响，耳熟能详，可互联网出现才十几年，如果不是那些整天“泡”在网上的，还真不一定有时间搞清它的内涵、本质与性质。大多官员都很忙，这可能是他们无法了解网络的最根本的原因。可是，网络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迅猛发展，并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官员如果还对网络掉以轻心，在那里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日子”，恐怕就不实际了。
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在信息传播效率上，网络传播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所必须经过的采集、筛选、加工过程大大缩短，实现了即时更新，快速传播，大到国际、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据广东政府信息部门调研，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在2小时左右网上就有文字与视频，6小时左右就会被多家网站、论坛转载，24小时左右各种帖子达到高潮，一些重量级的意见领袖也会站出来“推荐”与“挺”，相比被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24小时可能还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而不能上新闻）来说，很难封住。
一段网络文字这样描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差别：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是其鲜明特征。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网络传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只有掌握了这种差别，了解到新媒体的特点，就可以从传播的源头上监测舆情，了解民意，掌握社会发展动向。同时可以达到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载体发声，引导舆论，设立政府的正面形象。网络媒体是“双刃剑”，在政府某些部门消极被动、官员们躲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官员与政府形象只有受伤的份；可一旦政府与官员们掌握了这一特性，就可以为我所用。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道理。那么，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搭建了一条官民互动的新通道，可网络传播路径的快速、杂乱与多变，也使公共信息容易变形走样，三思慎言是官员干部要谨记的。可慎言，并不是不发言。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手握公权力、代表着权力部门，面对网民和在公众场合如何发声，发言的时间与言辞的选择尤其要慎重。过往的诸多事件显示，因为官员的不恰当言语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掀起网络舆论风暴的事情屡有发生。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官员去调解据称强奸的案件，为了劝说被强奸的女方放弃案子，竟然说出了“带避孕套不算强奸”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去年，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就因席间针对拆迁问题的讨论，一句“为了发展，就得拆”，“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不恰当的语言被发布到网上，引来大量网民的质疑与围观，引起强烈反响。还有网友连续发帖质疑陈晓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并开始人肉他的一些家庭信息。网友们由对官员不当言辞的狂批转向关注怀疑官员的廉洁，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事实上，网络上时有爆出引发网民一片声讨的官员们的雷言雷语，都是与官员个人的修养、素质、价值观与为官的理念有关。如果不能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放在第一位，正确且深刻地领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感情用事，冲口而出的言论自然就会有漏洞，经不起网民的推敲，更不用说实践的检验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官员们个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多起网络事件证明，官员言论不当而受到网民的质疑炮轰，不但令到其个人形象受损，更损害了他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影响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这才是应该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
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政府官员善于面对媒体与网民，懂得利用网络主动发声，引导舆论，树立正面形象。互联网上不乏在网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政府部门（代表）和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他在腾讯微博的粉丝已经达到400万，发言也超过2000条。据我们的观察，他一开始上微博时，受到了不少批评与“围攻”，有些网友直接开骂“组织部”，把气发在这位“组织部长”的身上，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蔡奇利用网络进行沟通的心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理解他的网友越来越多，互动也多了起来，有网友说，蔡部长通过简单的微博，破除了我们多年来对“神秘的组织部”的一些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奇已经把“本职工作”扩展到浙江组织部以外，并取得了成绩。
还有全国多家开通微博的公安机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网络红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他们都利用微博、博客主动发声，与网民互动，除了听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还利用这些网络载体工具宣传法律、地方政策与文化，网络成为他们的新的“秀场”。
官员应坦然面对网络监督与批评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发展中的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把占网民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挤下车，甚至逼到城市贫民的墙角。也因此，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互联网上，都弥漫着一股“怨气”。而这股在现实环境中找不到地方宣泄的“怨气”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宣泄口。政府和官员成为网民谩骂发泄怨气的首选目标，这与网民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分不开的。
据《人民论坛》最新的调查揭示，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官员贪污腐败是最不能容忍、最能激起民愤、最容易传染负面情绪的；而“贫富分化”紧挨着“官员贪腐”排在第二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网络上官员常常挨骂，而只要一骂官员及政府某部门，哪怕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是情绪宣泄的“怨恨式批评”，常常都能赢得很多网民一边倒的支持。一些恶意伤人案件，只要攻击对象跟官员沾边，就被一些人戴上“反抗”与“维权”的帽子，加害者竟然成为网民口中的“英雄”，这种现象渐趋严重，有些甚至开始影响司法公正，不能不令人担忧。近期出现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全民全方位的“人肉搜索”，刨根问底追查真相，从而引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事件本身正吻合了网民们痛恨官员贪腐和仇富的心理。
看看近年来因为网络监督而相继落马的腐败官员，从因“性爱日记”轰动网络的前广西来宾市烟草局长韩峰、到因被曝抽“天价香烟”而落马的原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还有最近因在微博上约美女开房“调情”而成为“最热局长”的江苏省常州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这一个个鲜活的事件被网络放大，自然会令官员们视网络为洪水怪兽，产生“网络恐惧症”，也难怪有官员感叹“如果没有互联网该多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官员甚至错误地认为网络是“找茬”的麻烦源，即便一些迫于上层压力或任务而接触网络，也心不甘、情不愿。开的博客成了空壳，开的微博成了第二份官方网站，根本没有起到沟通官民之间的桥梁作用。更有甚者，在我们接触的一些官员中，有些人甚至糊涂地期盼某一天“太不像话的互联网”引起高层重视，中央高层一声令下地去整治网络、关闭网络。
这些官员的糊涂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深刻领会，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在以网络为新的平台，实行“以人为本”的政策。从所有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共执政者十分清醒，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执政当局十七年来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始终是抱着扶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有一位对华并不友善的外媒在经过一系列研究后，不得不承认：迄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披露出来的所有文件与讲话显示，中共最高层从来没有要严控、打压互联网的指令与精神，更不用说关闭互联网了。他说，害怕互联网的是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而中央反而一直在利用互联网了解民意，从民意中了解自己手下的官员是如何“胡作非为”的。
正是在中央高层的鼓励与支持下，有一批官员干部从主动“触网”到活跃于网络之上，在网络上尝到了网络问政的甜头。江西省就有70多位县长、县委书记先后实名开博，他们开博的初衷是“问政”。全南县委书记李恭进的博客被网民们评为江西十大网民最喜爱的“民生博客”。李恭进说，开博后，县里的信访量下降了不少，通过网络反映问题，群众免去了受打击报复的顾虑，官员也减少了当面冲突的尴尬。另外一个官员开博成功的例子是云南互联网新政的推手伍皓，尽管曾经被激进网民扔砖猛拍，恶言谩骂，但伍皓还是以他的坦率诚恳，博得了相当一部分网友的信赖，对提升云南宣传部门的文明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调研显示，当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网民对官员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坦然与宽容。
面对当前网络上蔓延的“怨气”、“骂声”、“拍砖”或夹杂着一些偏激、侮辱性言辞的谩骂，要理解这种压抑的发泄，负面的情绪、社会心态蔓延，更本质、更主要的是与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吏治、法治、社会治理的局面息息相关，要改善这种心态取决于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改革与再造。象美国等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没有彻底杜绝贪腐，但民众对此心态就比较成熟平和。很多美国人选择用积极的态度、主动的心态去面对挑战，看待这些现象，这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和容忍度分不开。只有政府和官员对批评与监督抱开放、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人民对政府受批评的现象也习以为常，这样的社会心态才是成熟的心态。而官员干部在直接面对这些社会不良负面心态引起的谩骂和攻击时，要冷静，秉持理性的态度，以疏导为主，给不满和怨气一个宣泄口，可以舒缓压力和怨愤，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官民之间紧绷的关系。
爱网络、怕是非，是绝大部分官员干部的心态。如何面对网络监督和网络上对官员的一片谩骂之声？多次与广东网民近距离接触的“汪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说过一句话：官员可以骂人，网民就不可以骂你？广东省委外宣办主任莫高义则讲述了“政府对网民意见爱理不理，就会也应该被骂娘”的道理。干部要学网、知网、懂网、用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广东省委提出的“只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培养出负责任的网民”更是得到网民的热烈回应。
我们认为公平公正无私的工作态度加一颗平常的心最为重要。而如何利用网络问政，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官员个人正面形象，疏导民愤怨气、化解危机则考验着官员们的政治智慧，并需要对网络知识的了解作为支撑。
网络时代的官员要学会习惯于在媒体的注视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工作，要认识到没有监督和制约的岗位都是高危的，民意的监督实际上是对官员干部们的一种“保护”。面对网络监督应持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宜过度反应。在网络社会，信息公开是应对舆情监督的最好方法。政府和官员们与其被动地被网民们质疑和“人肉搜索”，不如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网络监督，主动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监督举报方式，加强在线联系，增强与网民的互动，利用网络监督形成的倒逼机制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形象。
当然，坦然面对网络监督，廉洁公正是根本，需要制度的建设和道德信仰的树立作为支撑，否则，身不正却想利用网络作为“秀场”，哗众取宠，是很危险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在网络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现代社会、网络时代的官员干部不能回避互联网，以怎样的姿态与心态面对网络舆论监督，并主动迎接网络舆论大潮为我所用，勇于面对复杂问题、承担各种压力，经得起群众“拍砖”，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并能疏导民怨，懂得凝聚网民力量引领舆论，将是官员干部们提升社会管理能力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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