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历史的浪潮已经把中国推到位居世界老二的大国强权地位。
回想百年之前，经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的屈辱之后，大清帝国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境地。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盼望有朝一日重振乾坤，复兴中华，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晚清维新改革派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期盼中国将来能“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在世上享有“指挥顾盼之尊容”。并且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麟爪飞扬”。
虽然这种称霸世界的美梦并不值得提倡，但历经一个多世纪艰难困苦与风云激荡之后，中国终于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提升到了世界大国的最前列。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这是划时代的世界大变化。
试看今日之域中，美国在走下坡路，欧洲日趋老化，两者困于债务沉重一蹶不振，“同处于一条下沉的船上”（英国《金融时报》语）；长期以来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的日本，在经济连续十年徘徊后又遭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的三重灾难，国力几经削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土与人口锐减，经济难以兴旺，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出卖丰富资源，民心低落，承认俄国丧失了充当超级强权资格；印度虽然奋力发展经济有所成效，但远不足以扮演世界大国角色。借用“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曹操试探刘备的说法，“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如今双雄并立于世者，唯龙之传人与山姆大叔耳。在形势大大改观了的这个世界上，中国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该如何处理它和世界的关系呢？
早在1994年7月31日，笔者在纽约《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上发表的《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与挑战》一文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在这么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上，有过这么众多密集的人口，在几十年时间而不是一两个世纪内从贫困走向富裕而进入现代化的轨道。”
“中国的腾飞将不是燕雀高翔，而是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十万八千里。如果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在经济上翻身过来，从不发达国家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中国的变化就不能不对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久将来，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上把所有国家抛在后面，而在总体实力上向唯一能够与之匹敌的美国靠近，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两个世界超级强国之一”。
“如果历史发展真的走到这一步，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将来奉行什么样对外政策，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它的利益服务”。
文章还说，“当中国从四两变为千斤时，它不但会增强反对别人的力量，而且也有可能成为被别人反对的力量。因为，在别的大国或小国看来，中国强大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这些在17年前对中国有所展望和预测的话，意味着笔者比西方世界更早提出了中国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后果的话题。但是中国人民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并非梁启超所说的是为了“主盟地球”以享“顾盼尊荣”之美梦。中国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内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用一两个世纪来实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回想过去，二三十年之前，有谁会料到中国忽然间会超越欧洲、日本位居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又有谁那么早就预先确定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去威胁别人呢？
作为美国头号谋臣策士与“中国通”，基辛格在他新著《论中国》里抛出来的，就是为美国出谋划策，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和如何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新思维与新对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抬高对中国的评价：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四十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发展成为与美国相匹敌的全球性国家”，而现在，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债主”，“10到20年内还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第二，要求中国慷慨解囊：中国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促进美国经济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继续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务，以及其他一些债务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复苏。”
第三，加强合作，防止对抗：“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可能令双方在将来发生冲突。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再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双方需要“从本国需要出发，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并通过调整两国的关系来尽可能减少冲突。”
第四，共治世界，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人，也正站在和美国1947年同样的历史地位”。“中国为何不能由G20支持提出‘胡锦涛计划’（Hujintao Plan）替代‘马歇尔计划’解决全球体系严峻形势呢？”
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基辛格对中国确实怀有一种超越种族和制度差异的深情。几十年来，即使在美国反华情绪最激烈的时候，他总以平衡和淡定的眼光来看中国，从未参与反对中国的喧嚣。
基辛格在新著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表现出一个学者的严肃、真诚与客观态度，值得人们肯定。他对中国发展走向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关切，也确实反映了今天美国朝野对美国本身与中国未来的隐忧。作为一个眼光深远的历史学家，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
然而，基辛格想借他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来出面要求中国为美国慷慨解囊，说明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看到了美国走向衰退的危机而无力重振旗鼓，却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不足与困难。中国GDP总量虽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落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成就辉煌，但西部地区与偏远乡村的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观；中国成为世界奢侈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引起举世瞩目，但这只反映了少数权贵社会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中国大多数人口还处在仅可糊口的低工资水平，“蜗居”和“蚁民”现象触目惊心。中国的经济基础与总体发展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必须首先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后，然后才能抽出余力帮助别人。
中国已经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可能在美元大贬值后变成为巨大灾难，现在只能看坏，难以看好。美国可以债多不愁还，即使贬值吃亏的也是别人。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反倒会被美国套牢和牵制。如果美元贬值20%，中国购买的一万多亿美元国债就要相应地损失两千多亿美元。作为财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不了美国的财神爷，基辛格要求中国继续加码，向前景暗淡的美国财政窟窿中扔钱，显然是要求过分的不智之举。
基辛格为了挽救世界经济困难而向中国开出的药方，是建立“太平洋共同体”。顾名思义，它的范围超越亚洲，包括澳洲与中南美洲在内，涵盖五、六十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要把这么多国家的二、三十亿人口拧在一起，由中国充当带头羊，每年掏出巨资来帮助亚太地区穷国脱贫致富，促进经济繁荣，这显然超越了中国能力的限度，一旦被套了进去，将来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向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翻版“胡锦涛计划”，那更非中国能够轻易卷入的事情。因为世界这部分地区形势复杂，战乱频繁，政局极度动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富差距很大。外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世纪性深仇大恨，阿拉伯民族和以色列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死对抗，中国对阿拉伯世界问题的了解缺乏深度，中国要把自身趟进这摊子深不可测的浑水，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自投罗网，结果适得其反，可能血本无归的大冒险。
其实，基辛格所提到的当年欧洲“马歇尔计划”，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普渡众生，拯救战后欧洲。它还包含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就是抵制苏联对西欧的影响和入侵。二次大战之后，多列士领导的法共与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积极深得民心，而在各自国家的议会中占有不少席位。苏联与欧洲共产党当时怀有一种理想和目标，就是要争取更多选票，通过议会选举取得议会多数，从而成为执政党上台。当时热衷于“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理论，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为期四年的“马歇尔计划”期间，美国向欧洲提供了总额13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用来输出原料，购买粮食饲料，进口机器、车辆、重型设备和燃料，对欧洲的战后复兴起了一定作用。但有的欧洲历史学家指出，美国企图通过这一计划全方位控制西欧，正如苏联控制东欧一样。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则认为，这一计划是既是对美国商品输出的极大补助，又是加速世界分化为东西两极的催化剂。
人所不知的是，美国借“马歇尔计划”倾销商品，每年向欧洲输出大量工业产品与可口可乐、香烟、好莱坞影片赚取大量美元。而中国现在多半是靠廉价劳力制造低端产品出口赚来的辛苦钱。中国要把钱投入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无疑是穷人救济富人，肯定要冒很大风险，结果是慕虚名而得实祸。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没有理由接受基辛格的上述各项建议。如果中国要加强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应该先从周边地区开始和局部范围做起。比如可以由中国官方赞助企业集资设立湄公河经济开发计划项目、东南亚经济合作计划，或者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互利合作项目，帮助中亚国家发展农业、工业、交通与城市规划。只有范围小、项目精、实效快的开发计划，才能使参与国家在短期内看到业绩，有所收益。这种由中国出资出力出人，让周边国家参与，便于经营、收放和盈利的工程项目，可以使中国避免卷入规模庞大、不易操作、实效不大、包袱很重的国际合作模式，在发展对外开拓事业中取得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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