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指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胡锦涛强调：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交，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美国希望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最终把中国引导上美国人走过的道路。中美蜜月期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在海外交替出现。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三代中国领导人，不为杂音所扰，对内实行改革，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创造了中国奇迹；对外实行开放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间事务，韬光养晦，不当头。随着实力增强与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但没有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而且还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而且美国一些抱持“冷战思维”的人士更放大这一分歧。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中美之间的分歧可能表现形式不同，例如经济磨擦、亚太周边的领土纠纷、人权、环境、台湾、宗教、西藏等等，但其根源只有一个，也就是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会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与摩擦统统归结于政治制度的异同，把经贸、环境这些问题也政治化。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中国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要不走上西方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甚至“中美必有一战”也被提上了他们的议事日程。正如大家所看，这种预设冲突到来的理论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回溯过去二十年中美之间人权对话的历史，从中分析中美人权对话的发展趋势，以下这些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美国依赖人权观念与价值理念占据制高点，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并常常把一些经济磨擦、社会分歧与文化差异也归咎于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在冷战刚刚结束时尤其突出，因为美国需要寻求新的敌人以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发展动力。
第二，美国推销的价值理念与人权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以后，中国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也逐渐拥有了话语权。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一方面继续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GDP，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建设与价值理念，以在世界各地建设400多个孔子学院的方式宣传中国，争取世界各国的理解。而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在政治与社会改革上加大了力度，也积极继承世界各国先进文化。中国政府更有实力与底气与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第三， 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第五，虽然来自美国的压力渐小，但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人权对话本身就有歧视与不公正的意味。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保护民众人权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愿望，长期接纳一个外国政府参与对自己国民人权的指手画脚，终归是要结束的。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对话，但这个对话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对话，而不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对话。
未来中美关系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胡锦涛主席提到的两国是否能够做到互相尊重，妥善处理意见分歧。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摒弃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冷战思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5月3日在会见与会的美国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