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借越多。
财富转移的三种模式
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富大转移。财富的大转移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比如欧洲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新殖民地、新资源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比如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国家集团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元气，不得不把超级大国的交椅让给美国。纵观历史，财富的转移都脱不开这三种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目前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可以说国库开始丰裕了。但是，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离真正坐拥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少、文化教育落后、历史包袱重、法治建设落后等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可能一蹉而就。当中国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国也在谋发展，国际各种势力也会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所以，财富今天流向中国，不等于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国。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处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开端，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至1/7（取决于名义指标还是购买力指标），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5至1/4（取决于如何度量经济规模），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但还谈不上双方实力势均力敌。而且，财富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一个强国的指标还很多。这也正是同样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的原因。
人们常说财大气粗。当美国很富有的时候，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的经济优势，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向不听话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它国政府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并提供本国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此外，财富带来的软实力还增加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曾使得其它国家主动靠拢美国，借鉴美国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力是活生生的，从华尔街的股价一直到好莱坞的电影，从游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闹的黑人流行音乐。
美国财富流失的过程缓慢而明显，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即美国这个超级巨人的脚已经跛了。美国正在丧失力量，也正在丧失影响力。美国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赖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所以，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总有美国的身影，可以闻到美国军火的火药味。这种诉诸武力的结果造成美国经济更加虚弱，美国常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
亏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它国家或者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觉得别无选择，还持有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因此，美国还能在较长时期内靠举债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印钱）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国已被债务严重束缚，金融风暴让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顷刻间不复存在。就像美联储签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殿堂’却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溃”。金融危机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信条，也曾是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约束前提。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纷纷救助国内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企业，获得新的国有股权，进行非市场性的融资支持、保护、补贴和管制，出台新政策干预和影响市场，提振消费和就业，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对财富和投资实施战略性调整。这些举措本来都是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新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华盛顿共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中国曾经遭到美国批评的许多经济政策，被证明是健康和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诡秘，国家财富之间的博弈如同战争。金融交易并非私人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市场交换，私人市场交易也远非游戏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财富被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掌控，产油国和亚洲制造业国家控制着大量财富，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只是使投资利益最大化。随着这些国家外汇结累的不断增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债券虽然比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扣除通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2%，而证券投资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已越来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资局，资产约2,000亿美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约3,220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产约3,000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资产约1,080亿美元；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资产约6,250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约2,000亿美元；俄罗斯平准基金约1,600亿美元。在2007年，主权财富基金加上类似的投资，总额约3.5万亿美元，对于全球约7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说，已成相当比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中流动性最高的一部分资产，属于一国政府对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财产进行投资。
一般说来，由各国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有关的资产，对接受它们投资的国家来说是好事。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借了银行100万美元，你就有麻烦，如果你欠了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中美之间正是处于这种借债和欠债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美国的赤字决定了美国不容易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汇的大部分是美国债券，美国债券的任何波动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还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以维持美国债券的价值。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愿。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麻烦不小，无需详加论证，看一看债务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美国一会儿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一会儿掀起反倾销调查、一会儿拒绝出售高科技产品、一会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把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借了那么多钱，所作所为又那么居心叵测，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拥有的巨额美债已经有了麻烦。很遗憾，中国的精英却不懂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反制美国要挟的筹码，而筹码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把钱不断借给美国和让美国来消费中国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不说中国储备的美元会贬值和被对冲，光是这种模式对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已构成道义上的挑战。在中国国内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给富裕的美国人挥霍？”“为什么我们连医保和社会福利都没有解决好，还要去买美国国债？”“我们到底让美国‘两房’骗去了多少钱？”“我们的领导人访美时为什么要大肆采购飞机？”这些问题可能不都是简单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国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检讨国家的经济政策。想一想当美国拥有财富时，美国是如何让财富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民福利服务的。今天，当中国拥有一些财富时，中国如何把财富运用得更好，是一件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国过去在对外援助方面，常常是无条件的，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中国做了冤大头还被人笑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中国对欧盟国家要区别对待：对友好的国家我们要主动施救；对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必存妇人之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有些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却要中国向它们输血？所以，中国对巨额外汇的管理应采取全新的思路。中国何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权基金？！
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经济，拉动国内消费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拉动国内消费这件事上，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为此，政府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完善民众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财富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过无数次社会动荡、起义、战争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这表现在社会的一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的另一头是大量贫困的流民，他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艰难境地。当然，在现代发达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穷人的状况可以有所不同。但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社会的奢靡（中国居然成为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工薪阶层的困顿（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严重的贪污腐败，都是进一步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法治建设滞后、商业环境不透明，权力寻租以及行贿受贿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艰苦，劳动报酬最低。对农民工以及城里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采取了不少帮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吏治不精”和“肃贪不彰”，中国的贪官人数多，数额大，前仆后继，使外界蹚目结舌。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也举步维艰，这个问题在世界别的主要民主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估计，中国2011年GDP为11.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发表的2011年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国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国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国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还是非常落后于世界大家庭的。根据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每个国家的薪资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欧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是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国只有8%（2009年）。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
这些数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话，说明了二点：首先，中国人的绝对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资相对于高物价，消费是拉动不起来的；其次，中国GDP的相当大部分没有作为工薪发到劳动者手中（这儿没有计算不拿工资的农民）。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维稳的代价将呈指数型增长。
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及“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可能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各级政府办公楼的豪华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中国的贪官们卷走的钱成百亿计，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些钱很难追回来。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财富的浪费和财富的流失，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2012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均不是小数目。当务之急是不让那些蛀虫们再以土地财政的名义卖光农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在国际上，要特别警惕那些国际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国当肥羊宰。不管他们给中国戴什么高帽，或者玩什么阴的把戏，中国要以中国的利益出发行事。中国领导层要有金融战的认识和准备，事实上人家一直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不要认为现在发生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事件和中国无关，在地域政治斗争中，当一个个安全屏障被拔除后，债权国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债权国。地球已变得很小，有资源、有钱，就会有人惦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要藏富于民，民强了，国才强。
对财富的再认识
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人心的贪婪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这次金融危机还远没有过去。金融危机加速了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危机的结果会使一些国家从此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经济水平。中国处理得不好，也会发生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危机除了结构性原因外，导火线应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地方债务危机。中国的贫富差距应引起政府最优先的重视。
一些国家会从非经济的角度试图重新获得金融危机中丧失或受损的霸权优势，包括经济优势，对别国的经济发展施加负面影响。下一个危机爆发点可能是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土地、污染、转基因、气候等因素将促成粮食问题的爆发。财富将再次随之转移。
过分的虚拟经济并不创造财富，只创造泡沫。而主权财富基金会不断壮大。首先，它的实践是成功的，其次，有需要。全球官方外储约六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还在增大中。另外，政府控制的养老基金、发展基金等，还有5万亿美元左右。当前，主权国家政府已拥有全球金融财富的四分之一。持有外汇资产的政府不可能乐于持有以美元或欧元计价的具有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如果这样做，相比主权财富基金每年潜在的收益要少4,000亿美元。中国的财富管理精英们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
主权财富基金加剧了对外国人控制本土企业的担忧。因为担心外国投资会控制美国国防的企业，1975年，福特总统批准设立了跨机构的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1998年，在《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下通过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还使之扩大权力。德国在2008年开始对那些在德国企业中获得超过25%股权的非欧盟投资者进行审查。欧盟也在考虑扩大双重股东结构，这样，即使企业所有权更加分散，控制权也会留在欧洲。中国也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土地、水、劳动力、森林和矿产资源才是真实的经济和财富。这些实体经济要素，可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美国有大量的矿产资源留着不开采，宁可进口；俄罗斯通过资源出口获得其重建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澳大利亚在金融危机中能挺过去，靠的就是对中国出口其资源。所以，对世界资源的全球争夺将更为激烈，中国在这方面要有积极的准备，不但要整顿好国内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稀土，还要走出国门去找矿，比如制订中国的非洲战略。为此，中国的海军要向深蓝发展。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十分重视三农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加强耕地和草原的保护、水利建设、农业科学，对转基因技术要慎之又慎。
依靠初低级产品出口来支持经济发展的策略，并非长久之计。当经济周期开始变化时，这样的国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只可能享有极差的贸易条件和政治环境。汇率控制虽可创造出广泛的产业补贴，但也是无法一直维持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会使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转型面向朝阳产业和挤压虚拟经济中的水分，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更加理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科技是最可靠的保证。
政府应对国家金融和产业部门拥有恰当的制高点，这包括国有大企业。国企的私有化道路未必是好事，但是要维持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必须对国有大企业建立良好的监管，取消它们的垄断特权。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间偏左的政府都采取这一政策。在意大利，政府拥有最大的银行、铁路、广播公司、电视台，还拥有钢铁、石油、电子、电力、飞机制造、航空、电话、保险、汽车、收费公路等行业的垄断企业或主要公司；西班牙、法国也存在类似情况。政府控制的公司在经济活动中起到带头作用。美国和英国推崇“把一切留给市场，政府撒手不管”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确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过繁荣，但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彻底否定了新自由主义那套原则。
政府要严格控制国外投机性热钱的涌入，防止国际金融集团做空中国经济，以便在金融海啸或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对市场保持直接的影响。比如楼市的调控，虽为时较晚，但绝对必要。
一个政府的外汇盈余如以实际资产形式存在，而不是名义资产，那么在一场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中，可以保持全部或大部分资产的价值。
美元的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外国私人财富继续大量存放到美国，以防范政治风险；外国政府增持美元计价的政券，以保证可以继续向美国出口商品，支持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继续创造出财富储备的巨大需求。这三个因素已经体现出明显的持久性，其影响在短期内不会突然结束。但是美元会继续贬值，因为美联储会继续量化宽松，印发美元以剥削世界人民。所以，为摆脱金融风险，双边贸易的本国货币结算是非常好的方法，应大力推广。
结语
当下中国有了一些财富，但是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大清时期中国的GDP曾经是英国的七倍、日本的五倍。但历史告诉我们，GDP救不了大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走出世界经济危机，几年时间是不够的。经济危机还会继续，中国的出口型经济会持续受到影响。美国经济受债务、消费、失业、储蓄等因素制约，只有靠印钱一途来解决眼前的矛盾。不愿意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认定对它最大的威胁就是发展最快的中国，美国正调集可能的资源遏制中国，这种形势，不以中国亲美精英的良好愿望而转移。因此，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凶险。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有利于中国总结改革的经验，从更高的起点上再出发。只有当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中国才能真正地保卫好东方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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