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中国之路 - 天大研究院

澳中建交30周年成果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4-10-23

“无需详述我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的情形。这里我只提一点就够了：亨利·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会晤了周恩来总理，这正是我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的四天后。”

今年七八月间，为了纪念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0周年，我对中国做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为期10天，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安排。整个访问从北京开始，然后去了北戴阿、天津、上海，最后是我1971年作为澳大利亚政党领袖第一次访华时访柯过的城市——广州和深圳。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这两座城市与我31年前访华时相比，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澳中交流开幕式上，我曾经指出，对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访华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激发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不仅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澳大利亚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在那次讲话当中，我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基本观点：

在1972年之前的20年时间里，澳大利亚始终对中国怀有一种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使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犯下了许多错误，结果导致了我们参加越南战争这一悲剧性的后果。30年前，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于是，在此后长达四分之—世纪的时间里，澳大利亚与本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极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这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澳中关系将主导我们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它不仅将决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曰本、西太平洋地区以及美国之间的四边关系的性质，而且也决定了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要想描绘出澳大利亚的未来道路，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我们国家30年前做了些什么，其背后的原因何在。自从1972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的所有关系都是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继续信守这一承诺。任何旨在促使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政策，我们都将坚决抵制。我们必须严格履行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上所做出的承诺和应尽的义务，尤其要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其中也包括《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条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澳大利亚构建重承诺、讲原则的建设性外交政策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

48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议会第一个站出来督促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都知道，我从来都没有自吹自擂过。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堪培拉、悉尼干草市场，还是在北京、华盛顿、东京、伦敦、新加坡，我都表达过同样的立场。

我今晚无需详述我在1971年第一次访问北京时的情形。这里我只提一点就够了：亨利·基辛格于7月9日秘密会晤了周恩来总理，这正是我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的四天后。就在基辛格到达北京的同—天，我离开北京前往上海。7月11日，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基辛格返回了巴基斯坦，并向尼克松总统报告说：“我们开始的这段进程将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他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让澳大利亚政府感到难堪不已的是，在澳大利亚1972年12月2日联邦选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加拿大、日本及10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1972年3月）、德国（1972年10月）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12月5日，就在惠特拉姆政府宣誓就职当天，我宣布我己经指示我们驻巴黎大使开始跟中国驻法大使展开谈判。12月21日，两国大使签署了联合公报。

如今己经很难描述当时的时代气氛，也很难让大家体会到，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政党领袖，尤其是一位即将成为总理的政党领袖，访问中国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在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中，有位成员甚至宣称，如果有人在1971年年初的时候让他预测一下他当年最有可能参观的地方是中国还是月球的话，他肓定会选择月球。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在国际政策和国内政治活动中始终对中国怀有一种敌对情绪。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第一次访问广州时下榻的国宾馆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公告牌上谴责中国的四大敌人：苏联修正主义、新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共产党、美帝国主义。这向我们表明，当时澳大利亚对中国所持的立场看法一无所知，而且受到严重误导。

在推动澳中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中，我们都无法预见到两国之间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尤其是无法预见到我们会取得今晚在这个大厅里展现出来的进展。1954年，作为新当选的议员，我第一个在议会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我又是第一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政党领袖；1972年12月，澳大利亚和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1973年，我成为第一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见到澳中两国今后会在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不断加强双方的联系。外交方面，澳大利亚和中国一起通过国际努力为两国及两国所在的地区带来繁荣。经济方面，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国、笫三大进口国，文化方面，有超过20万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生，超过19万人会说广东话，超过8.5万人在家里说普通话。上个月，我参加了纪念两国建交3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结束访问回到悉尼的时候，我听说澳大利亚刚刚成功地拿到一份价值250亿美元的、向新南威尔士的姐妹省广东省提供液化天然气的合同。这是我们两国在加强外交关系的漫漫征途中并肩迈出的又一步。

最后我想提出的是，当今北大西洋的学术界、媒体和政界开始流行一种的宿命主义论调，称亚太地区将变成“文明冲突”的战场。对于这种论调，我表示坚决反对。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发展状况已经让这种论调成为无稽之谈。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整个亚太地区根本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支持此类启示录（末世论）论调的亊件。这种论调听起来不由让人想起了冷战期间的口水战。澳大利亚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多边角色，都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如果说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代表着某种西方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种价值观念应该是：讲理性、有远见、追求自我利益，但同时又开明睿智。30年前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的承认恰恰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在今后的30年中，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同样也必须体现这些价值观念。

2002年11月21日
澳大利亚悉尼全日空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