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一党执政多元行政

2015-03-30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

贫富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的相对贫困已成为全球性社会痼疾。法国学者皮凯蒂对此做过深入且系统性的研究，其近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指出，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不合理问题，主张国家干预市场来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并建议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向超富阶层征收累进财产税。

中国对收入差距问题做出更为综合性的回应，直指社会攻坚战的纵深地带，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最新阶段性成果“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习主席强调，面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达成此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就是经济发展要惠及所有国民，不留下死角，不忽略任何人。中国执政党的最新战略超越了改革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适时展开先富带动未富路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皮凯蒂的思路不谋而合，即建构合法而强大的国家介入能力，削夺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势，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四个全面”是一个框架性纲领，执政党正逐步将其细化，落实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具体环节，其中，以“从严治党”为先导的政党制度建设是点睛之笔。通过反腐肃贪，着眼于制度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治行与治心并举，固本培元，执政党开启了党建新常态。中共完全有基础有条件创造一种普世的新型政党制度，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出表率。

公意政制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真实的社会共同意志被称为“公意”，而个体或利益集团意志的总和是“众意”。政权的合法性不由经公民选举获取的众意赋予，而是来源于社会公意，由公意团体的成员通过思辨、研究、批评与讨论得到。民权无疑是政府的服务目标，但一个正义国家不能以民众的选票为终极形式来维护和发展民权，公意团体在国家中的绝对领导权由此奠定。

公意政治和依法治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统一体。公意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启示和价值理性来维护正义，要求立法机构制订良法和善法。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司法系统相对独立，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此得到妥善协调，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良好的法律是人们在理性指导下构建的规范体系，而法律并不总是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它始终需要公意的指导。国家权力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可以载入宪法，指明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探索价值理性的公意团体有权根据宪法来纠正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错误决定。

正常运作的公意政制能够杜绝任何世袭或专制，不容许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公意政制中的领袖被公意团体、法律、立法、行政和司法所约束，必须由公意团体推举产生，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制于宪法和法律。

代议民主制的不足

当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前途难以预卜，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客一味为特殊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无法体现社会公意。西方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属于典型的众意团体，各党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西式民主体制运行的最佳结果，就是求得社会的众意。遗憾的是，众意并不等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时常损害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代议民主制下的法治也罹患许多顽症，比如立法缺乏价值理性、法理、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方针的指导，在整体上向资本阶层尤其是权贵资本倾斜，严重忽视和侵害劳动者的权利。

在代议民主制下，公民通过政客立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公意政府下，最终的立法者是价值理性，公意团体据此为国家和人民提供综合性指导。价值理性透过公意团体的理性探索来挖掘，独裁制、家长制、代议制政治系统都无法最可能地接近价值理性。只有依靠公意团体成员的思辨、研究、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批评与讨论，价值理性的云彩才会变成降落到社会现实的雨滴。

中国的一党民主

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自然应该是公意团体。邓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同富裕，其基因排斥贫富悬殊。从经典社会主义作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意，努力实施体现社会共同利益的政策。过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受挫折，是因为各国没有找到实现公意的制度架构和有效手段。历史的教训启示世人，公意的果实只能在公意和众意团体的互动中产生，而众意的实现离不开选举民主。

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既要针对西方代议民主的缺陷，又要考虑国家的社会主义道统，从而为世人开创一种崭新的普世制度。中国的政制发展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首先，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是服务于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劳动者必须拥有实实在在的选举权；其次，国家的基层事务逐渐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解决，专业人士应该在其间扮演关键的角色；第三，民主制度必须建筑在公意基础之上，受到公意团体的指导，保证选举民主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合理的政制应融合公意团体和众意团体，让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形成有效的动态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可行的办法是践行一党民主，即“一党执政，多元行政”的双轨制，中国共产党享有执政地位，统辖国防与外交力量，带领立法系统，掌握意识形态机构，而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国家总理、省长、市长、县长等在内的高级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参与行政机构负责人选举，从而激发出多元竞争格局。作为公意政制的象征，执政党领袖拥有对民选总理的任命权，维护党权与民权的和谐、党权对民权的支持，展现民众对公意的尊重与服从。

执政党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价值理性、法理的探求，以及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路线和方针的制定；综合发展委员会崇奉司法独立和国家权力的适当分立，但有权任命和监督立法和司法机构的首脑，以及民选的各级行政首脑。改革后的中共演化为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劳动者利益的指导组织和公意团体。

此种体制符合中国的政治历史，呈现出儒家文化与民主精神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烙有墨家印迹的儒家社会，儒和墨者都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中华民族其实怀抱根深蒂固的公意传统。儒家的公意政治是中共可以深入开采的思想资源，也是世界政治发展需要的有益养分。人民共和国可以涅槃为一个新型儒制国家，而中国模式可发挥救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势能，世界将由此逐步欣赏并吸收中华软实力。

一党多派不合中国国情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欧洲早在十六世纪就接受基督新教，英格兰在十八世纪就拥抱独立司法体系，二者的结合把“正义”形塑为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实行多党逐鹿的选举民主不会破坏公共秩序。中国缺乏强大的超验信仰即宗教这一社会粘合剂，单向度地推行体现众意的多党选举民主，社会混乱难以避免。民国初年宋教仁遇刺案和台湾选举中的三一九枪击事件都是活生生的例证。

以人民大学高放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在中国实行一党多派，推动民主化进程，该思路曾得到中国少数决策者的认真对待。美国学界和政界乐意推波助澜，因为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统治世界的法宝。然而，这种制度设计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一党多派极容易蜕变为朋党制，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就是对现实的反讽。

日本曾经长期施行一党多派，自民党的党魁选举、官员配置都按照派系实力来协商分配，但其成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原因。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依靠神道教维护秩序，政治领域的特性是先有派、后有党，无论自民党党内派系竞争多么激烈，各派都诚心尊崇与服从天皇，都愿意基于此共识来运作政治体系。现代中国则缺乏这一共识土壤。

中华大一统长期延续的奇迹得益于儒家这一古代形式的政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捍卫公意，则王朝兴盛；士大夫狗苟蝇营，结党谋私，则王朝败亡，因此中国清明政治的要义是“治吏”而不是“治民”。中国历史上王朝的衰落大多与儒家内部朋党之争有关。“牛李党争”葬送了唐王朝的文治武功，“新旧党争”导致北宋靖康之难，“东林党争”促使明朝加速崩溃。中国的执政党否定一党多派，断然清除朋党，部分原因亦在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结语

以皮凯蒂为首的许多西方学者倡议通过税制安排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但这只是众多治标方案之一，通过公意政制来治理贫富悬殊才可釜底抽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表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执政党朝建设公意团体的方向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公意团体不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分子，不容腐蚀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北宋王安石立志推行新法，改革朝政，可惜其追随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京之流，奢靡腐败，朋比营私，终致国势衰微，陷王安石于千古不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也有部分“能吏”利用权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名为改革先锋，实成国盗民贼。习近平和王岐山雷厉风行地肃贪，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既大获民心、增加社会凝聚力、推升经济增长，又符合化解贫富矛盾的世界大势。习近平不仅是身具恢弘格局的大国领袖，更有缘因此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一位垂念全球苍生的思想家被后世铭记。

包括沈大伟在内的少数西方学者，唯美国利益是瞻，长期宣扬中共和平交权论，鼓吹在华复制西式代议制民主。由于习主席发起摧枯拉朽的反腐风暴，推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开创有别于西式民主的普世性制度模式，这些西方学者大出意外，忧心忡忡，预感到美国国力和西方价值观的衰落开始变成现实；同时，他们在中共的“伪改革者”同路人溃不成军，培养中国戈尔巴乔夫来和平分裂中国的图谋彻底泡汤。所以，他们抛弃求实治学的原则，无视中国两年多来力度空前的改革和开放举措，以自相矛盾的论述来唱衰中国。所幸的是，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纷纷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中国领导人投下信任票，这无疑给了西方卫道学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本文首发于2015年3月23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作者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