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陆续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战略文件，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已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形成全面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湾、经贸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剧摩擦的政策，中美关系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两种前景 近一年来，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纷纷讨论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和对策，甚至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景。本文主要探讨中美关系近期的两种发展前景，所谓“近期”是指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种是两国关系全面紧张、持续恶化，出现某种冷战的局面。三种情况可能将中美关系引向此种发展前景。一是双方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竞争，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摩擦同时突显并全面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当年美苏冷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二是一方执意挑战另一方的核心利益，引发严重危机与对抗。随着危机升级与失控，双方的对抗与冲突迅速向其他领域扩散。在当前与未来，这方面最大的风险在台湾问题上。此外，中美经贸分歧无法妥善处理，美国执意挑起全面经贸战，也可能导致这种前景。 三是因误判或擦枪走火（事故），双方爆发军事冲突或安全对抗，致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特别是两国在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变化，双方军力的接触与摩擦不断增加，风险越来越大。中美突发军事危机事件既可能发生在热点地区和传统安全领域，如在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中美两国舰机在南海的互动；也可能发生在新型安全领域，如在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的消极互动对两国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更难估计。 此外，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也很可能在中美关系中造成“黑天鹅事件”。在两国战略竞争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可能大大加剧中美管控分歧与摩擦的困难，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20世纪下半叶，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是美苏两国恶性互动的结果，两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友在战后迅速走向敌对，教训十分深刻。冷战不仅对美苏两国，而且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年来，美俄关系已经再次陷入准冷战状态，虽然其形式与内容与当年的冷战有较大的不同，并且不再具有全球性，但就核大国的全面对抗这一点来说则几无二致。 就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而言，如果双方出现冷战式的对抗，则很可能具有全球性，它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将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第二种前景是双方竞争和摩擦明显上升，但两国关系并未破局，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双方仍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两国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状况。 在这种前景下，中美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时时处处防范中国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中国则高度担心美国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政策；两国在经贸、安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争端时起时伏、逐步上升；双方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竞争继续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将受到更多的限制。 与此同时，中美双方仍基本上保持各方面的对话与接触，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和两军的对话，通过谈判解决经贸争端仍是双方的一项重要努力，两国的经贸往来仍在进行；由于加强了危机管控，两国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军事安全危机，各主要领域同时发生严重对抗的状况得以避免；双方在诸如朝核问题、防扩散、地区反恐等拥有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全球治理合作仍能取得一定进展。 如果中美关系出现这样的前景，其重要意义在于：虽然两国关系紧张加剧，但仍得以保持在竞合关系的范围之内；虽然两国关系的天平已经倾斜，但双方分歧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仍未彻底打破。这一前景远不理想，但它明显好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陷入冷战的前景，它还有可能为两国在摩擦高发期通过磨合逐步找到构建新型关系的途径准备与积累必要的条件。 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面临重大变化的形势下，第二种前景应是两国努力争取的一个方向。 影响中美关系的复杂因素 在上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两种前景中，有一点相类似，即双方的分歧与摩擦将明显上升，这是由两国间已出现的诸多复杂的不利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他许多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近年来，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力量、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122亿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左右；2017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军费（2280亿美元）尚不到美国当年军费（69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但若与10年前相比差距亦明显缩小。 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与焦虑。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适应，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主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则日益显现出奋发有为的决心与信心，这进一步引起了美国的担心。 在此形势下，中美摩擦呈现加剧趋势。未来五年，如果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力量对比的这一基本发展趋势将不会改变，双方的摩擦将进一步上升。 第二，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调整变化反应强烈。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在东海、南海明显加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努力。2016年台湾地区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当选之后，坚持“台独”党纲，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2008年以来台海出现的和平发展形势受到破坏，造成两岸关系骤然降温，大陆随之加强了反台独斗争。 中国还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与发展新的地区合作机制，推进跨域广阔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美国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强硬，对盟友形成威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严重挑战。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些政策与努力将会继续，美国要接受这一变化很不容易，双方的博弈将更趋激烈。 第三，美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持深度怀疑态度。 近年来，中国的国内政治有一系列发展变化，包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斗争，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强党的领导，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行国防与军队改革，强军兴军，等等。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这些发展变化疑虑重重。在未来五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如果坚持要中国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 第四，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 经过长期辩论，当前美国两党、行政部门与国会、各派各界（包括长期主张与中国接触合作的企业界）在对华消极认知上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使中国逐步改变发展方向）已经失败，此种政策未能改变中国，中国却已成长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强大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新出台的三个战略报告即是这种共识的体现。 在未来五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都趋于强硬，美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的对华防范、制衡与打压措施。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呈继续上升的态势。 第五，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成为两个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爆发点。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出现。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争端愈加突出。2018年以来，中美围绕贸易分歧进行了多轮磋商，尽管双方曾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美国仍然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在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政府又提出将进一步考虑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产品追加关税，这使得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摩擦期。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近期同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变化趋势。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突显出来。面对中国开展的反“台独”斗争，美国日益加强了对台湾当局的庇护。2017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总统先后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前者要求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御伙伴关系，除再次提出邀请台湾参加美国及盟国、盟友的“红旗军演”外，还提出应考虑重启美台海军舰艇互访的可能性及对台军售常态化等；后者提出应鼓励美台双方“所有层级官员互访”。这两个法案严重违背“一中原则”，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 当然，在看到上述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有助于双方寻求合作、管控分歧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短期内不足以阻止两国竞争、摩擦上升的趋势，但却可能限制双方竞争、摩擦的发展速度，维持两国必要的合作，防止两国关系趋向严重恶化乃至失控。 其一，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当年的美苏冷战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两个阵营、两个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两个市场的完全分隔。虽然代理人战争一直源源不断，但美苏未发生热战。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却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双方遵守许多共同的国际准则，在许多国际机制中对话合作；双方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很高；美国虽然拥有军事同盟，中国的政策却是结伴不结盟；双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仍处在较低的状态；两国在全球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更有着重大共同利益。 此外，当年美苏两国在面临冲突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才逐步建立起军事安全对话、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信任措施，而多年来中美之间早已建立起包括元首直接对话在内的多领域、多层级的对话交流机制，双方间的危机管控机制也不断得到加强。这些对话交流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消除误解、开展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广泛开展的人文交流更是美苏之间所根本没有的。 其二，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是在战略对冲（Strategic Hedging）政策范围之内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明显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制衡与打压，但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尚未且难以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中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即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全球范围内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这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 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决定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必将使中国对美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从竞争滑向全面对抗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前景。 其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的战略文化也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很大不同。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一脉相承。 在对美政策上，中国一直强调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认为中美友好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国一直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近年来，面对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双方战略互疑上升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又向美国领导人积极倡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政府还多次重申中国决无意与美国争霸。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中，实行“互谅互让，坚持对话协商”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反对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事实上，自1989年中越边境战事完全结束，迄今为止中国再未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 总之，中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不会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而轻易改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对维持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其四，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持续降温。2016年年底以来，东海、南海争端的形势明显趋向缓和；进入2018年后，半岛形势出现了转机。最近，中日领导人恢复正式接触，两国关系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之后正在重返正常发展轨道；中印关系也继2017年金砖会议后的改善势头持续向前发展。这种形势如能保持和发展下去，将使中美之间因第三方因素爆发军事安全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 其五，中国坚决反对打贸易战，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同时也准备了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是避免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重要力量。最近，随着美国不断威胁对华增加关税、激化贸易争端，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较强的反对声音，这种声音将随贸易摩擦的加剧而增大。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税范围仍较为有限，所谓大范围贸易战仍是恫吓、威胁多于实际行动。现在就预言中美贸易战将全面、长期打下去还为时过早，更有可能的将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中美双方对贸易争端实现较好管控，避免两国贸易关系全面破裂仍是可能的。 其六，“一中原则”是中美建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如公然挑战“一中原则”,风险将极其巨大。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接连出台发展美台官方关系的法案与措施，中美在台海爆发危机的风险明显上升。对于美国的做法，中国已提出强烈抗议。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新出台法案的涉台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特朗普就职前夕在台湾问题上的鲁莽言行曾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招致朝野众多批评。一旦美国政府将这些法案中的某些条款变为实际行动,必将导致中美关系全面倒退甚至完全破裂，美国不会甘愿冒如此巨大的战略风险。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在当前和较近的未来，有碍或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超过了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两国间的竞争、摩擦进一步上升将难以避免。但是也应看到，如果着眼更长远的未来，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却可能更具持久性和决定性。在此形势下，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可做简要和初步的结论。第一，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虽然上述第一句话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话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减少误解，两国关系存在严重恶化的可能。这是由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两国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以及两国在其他许多领域存在利益与政策碰撞所决定的。 第二，如果中美双方能共同努力，在近期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管理好两国明显上升的战略竞争与摩擦，防止爆发全面的经贸战和严重的台海军事安全危机，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避免走向对抗和保持相对稳定仍是可能的，这种前景符合两国的长远与总体利益。 第三，即使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恶化，双方也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中美关系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年美苏两国没有爆发热战，在新时代中美两国更没有理由走向对抗和冲突。包括中美双方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通过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崛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决不争霸，以及中美双方都是核国家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这一点。
（文章原载於《中美印象》，2018年9月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