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尽管距12月的纪念日还有些时日，但从年初起，不时有媒体探讨中国入世10年的得失利弊。比如，最近有学者发文认为，中国其实还没有进入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核心和深层，还只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表现在：中国连“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获得；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投票权提高，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机构的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西方对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附加不少条件等。
凭心而论，入世10年，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还是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体量相比，确实不相称。
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延续了60多年，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利益格局，任何一个后来者加入这个体系分割其利益，都会遇到既得利益国家——其中主要是美欧日——的阻扰。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国际间的博弈历来如此。其二，中国自身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单纯归咎于美欧的阻扰。或者说，中国自身的不完善，给了美欧阻扰中国进一步提升规则制定权的口实。如在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问题上，美欧日等少数几个国家就是拖着不承认，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包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法律完善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公平、诚信等商业道德的不认同。而在这些方面，客观而言，中国确实不完善，有着很大的改进余地。第三，也与我们的某些应对失误有关。我们对某些不应过分重视的东西过分重视，致使美欧认为有机可乘，拿来作为敲打中国索取利益的筹码。例如要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这样有助减少西方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指控和投资贸易壁垒，但少数国家只想以此从中国索取更大利益，因此再与之谈判反而陷自己于被动。事实上，再过5年中国就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从中国贸易的跃进速度来看，它并没有成为对中国崛起的根本阻碍，再等5年又何妨？类似的应对失误，在其他方面也存在。
全球经济治理权的获得，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入世十年的中国，未来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去争取规则制定权呢？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无论美欧日，都不可轻视。过去，我们依靠它，引来了外资，发展了中国经济，进而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未来，更要依靠它，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
在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像中国一样，通过输出商品，确立了自己的贸易大国地位。但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开始以贸易逆差的形式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向美国出口商品赚取美元，一直到今天，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都是逆差。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实力超强的结果和标志，但逆差又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逆差中，美国一方面廉价享用世界各国的商品，改善美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又借着贸易逆差，在全球化范围内不断膨胀，开疆拓土。因为在其他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背景下，美国就能很方便地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巨额贸易逆差还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扩大服务贸易和获取全球化利益的“武器”，逆差也助长了全球“美元化”趋势，为美国转嫁风险创造条件。可以说，正因为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世界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从而得以互相促进。
美国之所以能够以贸易逆差做武器，当然是因为美国是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大得多。如果中国能够代替美国发挥世界商品的“蓄水池”作用，将对中国谋取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十分有利。
但要像美国那样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中国就必须改变目前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因为出口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进口是把别人的命捏在自己手上。不过，以中国当前的低工资经济，是无法产生足够的内需以吸收潮水般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因此，要激活13亿人的大市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将目前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的社会改变为消费型的社会。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贸六年来首现逆差，这是个好现象。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分量并且将会继续壮大的规模，我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使命。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自身的实力，改革国内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