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段聿舟 2021-07-22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2020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全面展开施政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为艰难且极不平凡的一年,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特区政府坚持“严防严控,不惜代价”的防疫政策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疫抗疫策略,保护了市民健康安全。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澳门特区政府于2020年1月21日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以下简称“应变协调中心”),直接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应变协调中心负责全面规划、指导和协调各公共及私人机构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工作。应变协调中心的设立为日后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的果断决策、实时应变和迅速反应打下了制度基础。在疫情出现后,特区政府快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实施社区卫生防护措施,有效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并持续推进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澳门疫情回顾 澳门的第一波疫情始于2020年1月22日。当天,第一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出现。翌日起,卫生局实行“保障口罩供应计划”,同日,各入境口岸开始执行健康申报措施。随后,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亦是澳门至今唯二的境内感染个案。为防止病毒在本地社区传播,特区政府宣布本澳娱乐场所、幸运博彩经营场所以及其它娱乐设施于2月5日零时零分起关闭15天,可谓自断经济命脉。自2月4日至3月15日,澳门确诊个案没有增加,维持在10宗。 澳门的第二波疫情始于2020年3月15日。当日,澳门新增第11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随后掀起了第二波疫情。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开始转向防范外国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先是禁止所有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者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紧接着,对入境前14天内曾到过外国的非澳门居民的入境措施由“14天医学观察”升级为“禁止入境”,澳门机场也停止转机服务。面对香港感染人数的大幅增加,暂停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变相再无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港澳。所有学校包括高等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学校都延后到4月下旬起复课,以减低学童聚集感染的风险。特区政府的一系列应对举措有利于堵截病源、切断病毒传播。 第三波疫情始于2021年1月22日并持续至今。此间,澳门陆续新增零星个案,均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并无大规模境内感染。截至2021年7月9日,澳门累计有55宗个案,51名患者已康复出院,澳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零死亡、零小区感染、零院内感染、低重症率和高治愈率的好成绩。现在澳门是一座低疫情风险的安全旅游城市。2020年8月12日、26日及9月23日,珠海、广东和内地各省区陆续恢复办理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防疫抗疫的经验 澳门特区政府以应对灾难的办法抗疫防疫,应变及时,慎终如始,赢得不少掌声。具体来看,特区政府此次抗疫的施政经验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充足的财政储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行政长官贺一诚在2020年2月宣布赌场关闭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澳门肯定会是赤字预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但经常说花无百日红,一定要积谷防饥,财政储备这个阶段再不用,存来干嘛?”霸气的表述,强调防疫抗疫代价“澳门承受得起”,政府在所不惜。 充足的财政储备是特区政府全力防疫抗疫的经济基础,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澳门特区政府依法适度动用财政储备。贺一诚在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相关开支将超过500亿澳门元。2020年是澳门回归以来第一个赤字预算的年度。2020年特区政府首次动用共466亿的财政储备填补预算赤字,并将2018年度的预算执行结余当中的522.6亿拨入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发挥财政调节手段的作用,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开支,减税费,扩投资,以实现“保供应、保民生、稳就业、稳经济”的目标,打好防疫抗的持久战。 (2)决策果断,应变实时,跑赢病毒。疫情初次突袭时,特区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取消春节庆祝活动,关闭博物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推迟学校开学,提倡市民戴口罩并保证口罩供应,在出入境口岸实行健康申报并测量体温等;本土病例出现时,及时关闭赌场;内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而国外疫情开始暴发时,立刻转向防范国外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机场停止转机服务。特区政府基于雷厉风行的决策,屡次及时阻断了疫情输入与传播。 (3)生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抗疫防疫的一个亮点是,至今仅有两宗境内感染个案。2020年2月4日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澳门特区政府立即宣布次日起关闭博彩和娱乐业服务。澳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赌场,按正常情况估算,停业意味着澳门每天要损失约8亿澳门元的博彩收益,关闭赌场犹如自掐命门。这项决策展现出特区政府的担当和魄力,视市民的生命健康高于经济利益。贺一诚在2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关闭赌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澳门居民的健康,必须这样做”。 (4)具有前瞻性的公共危机应对政策。是次抗疫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处处体现其决策的前瞻性与责任心。以口罩保障为例,世界各国与地区在应对疫情时几乎都遇到“口罩荒”,而澳门自始至今保障口罩的供应充足与价格稳定。澳门于首个确诊案例出现的第二天便开启“澳门居民口罩保障计划”,承诺提供2,000万口罩给澳门市民。自疫情开始,澳门的口罩就能够保证“八元十只”的低供应价格,当地居民可每十日购买一次,保证每人每日都有口罩防护,这对整个防疫起了重大作用。 澳门之所以没有出现“口罩荒”与“天价口罩”,是因为特区政府决策具有前瞻性,及时准备,不惜代价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搜罗口罩运回澳门。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将口罩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直接派给全体市民。与口罩保障类似,澳门的核酸检测与新冠疫苗亦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澳门的核酸检测价格便宜,为百元澳门币左右。这是由于澳门采用中国内地的检测试剂,并且由政府进行统一采购。 (5)以大局为重,“麻烦”市民,常态抗疫。在社交管制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多采取强制性措施,给市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譬如,大幅缩减巴士及轻轨班次;强制停工、停学;出入公共场所和出席大型活动皆需出示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证明;亦要求海外人员入境必须要进行隔离;所有乘搭巴士和的士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方可上车。贺一诚坦言,非常时期不会以“便民”为先,就是要“麻烦”市民,“你骂也是这么说”。 (6)精准监控,联防联控,善用科技。澳门特区政府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做到严防死守,不仅精准监控入境人士,亦做到密切监测内地与外国的疫情变化,以保证应变及时。首先,特区政府对入境人士实行严密监控,做到全链条专人专车无缝衔接和闭环运作,待医学观察排除感染后,才允许相关人士回到社区,这有效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其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尤其是与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它地区的防疫协调和联动安排。再次,澳门特区政府善用电子化防疫技术,密切监测疫情变化,不断提升预防、救治、检测和协调的能力。 综上,澳门抗疫防疫的好成绩不仅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归功于特区政府的远见、魄力与担当;不仅依靠特区政府雷厉风行的决策能力,亦归功于每一日细致严谨的行政工作。澳门防疫抗疫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它告诉我们,抗疫防疫不仅要着眼于本土形势,亦应加强合作,关注区域和未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对全球疫情的大势、趋势要有洞察力和预判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1-07-22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被提及八次,澳门被提及四次,提出“确保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使命更加明晰。随后,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统筹澳门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的总体设计及工作部署,就澳门特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做出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如何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 问题与挑战 首先,“一国两制”下不同的治理文化,彼此对相互之间的营商环境仍然缺乏全面了解和信心,致使港澳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实现资源优化的实践中受阻。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主体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组成,但只要四方之一或“9+2城市”中的任何一方在推进中出现节奏不一的情况,各方协调合作的过程将随之受制,并产生对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粤港澳大湾区各中心城市在法律体系、关税制度、治理文化、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这无疑是跨境协调需要解决的区域合作障碍。简言之,当前广东的营商环境并不足以激发港澳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大湾区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澳门发展局战略研究中心前经济及社会事务司司长梁文达也指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融合进程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受制于大湾区“9+2城市”区域利益、竞争性和排他性。以旅游产业为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2019年2月,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地,并对共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高铁“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提出明确要求。“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建立旨在加强粤港澳旅游产业合作,开发澳门和周边城市之间的旅游路线,开展多站式旅行。同时,为了延长澳门的旅游产业链,“旅游+”项目希望能通过旅游带动商贸、中医药业、会展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发展。但自“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开启至今,一方面受制于疫情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旅行时间和费用,游客更聚焦于澳门本地的消费餐饮和博彩业,很少会选择多站式旅行。此外,尽管大湾区“9+2城市”已经就旅游整合开展了相应的推介会和宣讲会,也举行了“中珠澳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工作会议”,但是,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讨论、参访、了解、考察的阶段,尚没有开始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也没有设定现实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旅游业自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各城市更关心的是各区自身的利益。 澳门特区政府也缺乏实施的具体框架。2020年关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目标的问答中,立法会何润生议员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旅游+”项目,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并未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做出回应。澳门旅游局在2021年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将深化“旅游+”跨界融合旅游业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操作指南。有好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第三,澳门“一个平台”建设缺乏服务平台的有效性和弹性。2017年6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将澳门概括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的“精准联系人”。随后,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中的“精准联系人”角色逐步向功能丰富的“精准联系”方向拓展。澳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萧志伟指出,“精准联系”是要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和贸易合作中架起一座桥梁。2015-2020年间,在服务平台作用下,中葡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波动较大,从中反映出平台贸易服务有效性缺失、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等特征,澳门所承担的精准联系功能相对被动、脆弱。 此外,葡语国家对中葡商贸平台的认知和使用度有限,缺乏对“一个平台”的全面了解。中葡商贸平台的推广主要以官方推广为主,企业和商业推广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葡商贸论坛知名度有限。葡语国家对平台缺乏实际认知,使该平台的使用受限。根据2015年至2020年的数据,中国从葡语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量远大于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总量,出现了中葡国家的贸易往来偏向以进口为主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 第四,港澳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和身份认同阻碍了大湾区战略在港澳的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交流中心,鼓励年轻人从港澳去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旅游等领域为澳门居民提供国民待遇。“澳门青年大湾区实习计划”“英才计划”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的在于组织更多青年赴广东学习交流,以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尽管有政策支持,去粤经商的港澳居民人数和就业人数未明显增加,港澳居民赴大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兴趣明显不足。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在《2020年施政报告》问答会中表示部分年轻人不习惯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经济财政司司长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薪资水平不足以吸引港澳青年,港澳青年对于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创业动力不足。 澳门青年的身份认同差异是影响其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就业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澳门街坊总会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及生活意愿调查》显示,1,402名青年中仅有1%受访者能正确识别大湾区所有九个城市,近53%的年轻人表示对在其它城市就业兴趣一般。2019年澳门华人学生总会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意向”问卷调查中,1,026名学生中只有20%对广东的了解过了及格线,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兴趣一般的比例超过了街坊总会的调查数据。相比之下,受访者中更偏爱在本地就业和发展,而“不愿”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人士自称是“澳门人”,表达“愿意”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中国澳门人”。《2020澳门中学生国民认同研究报告》显示,99.4%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澳门人”的说法,只有59.5%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 第五,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受制于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和短缺。澳门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人才层次不够丰富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澳门约有38.8万名就业人口,其中博彩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22.0%,达8.5万人。同时,澳门本地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据比率较大。根据2015年《澳门人才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拥有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约34%,澳门劳动力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约为61%,远低于香港的72.37%和台湾的86.65%。而且,澳门人才引进和回流受到移民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阻滞,政策前景不明朗,引进机制不健全,引进人才的移民审批事务或停滞或进展缓慢,来自各地的高层次行业人才对专业发展空间、家属子女入学等程序产生疑虑和观望。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异质城市群,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跨社会、跨法律及跨行政的磨合问题。作为湾区四大城市之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引擎,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完善和加强其作用的基础上,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跨越本地利益,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身份认同对形成核心凝聚力至关重要,身份认同的迷失会破坏其它相关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澳门在开展好国情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其拓展方式更加多元化,与时俱进。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应以更易于青年一代接受的方式和渠道开展,细水长流,增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 第二,在顶层设计上,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介入。大湾区“9+2城市”之间需要顺畅的牵头协调机制,理顺城市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求异存同,形成有序竞争,避免排他情绪。同时,发挥横琴辐射效应,加快推进横琴激励政策的落实,形成大湾区思维。探讨实行大湾区身份证的可行性,确保持证人可以在大湾区不受限制地投资创业。 第三,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对外,加强对葡语国家企业的商业宣传和民间沟通,扩大“平台”的知名度,增加“平台”的使用度,发挥和提升“精准联系”功能。对内,增强澳门居民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了解,阐明大湾区发展战略与其事业发展、生活的关联性,增进战略本身的吸引力。 第四,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才俊,提供相应的福利补贴,作为激励措施。同时,湾区其它城市也应出台相应的港澳青年落地就业的薪金模式、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特区政府应充分调研,了解“中心、平台和基地”真正所需人才,梳理相关移民审批程序,推进新政出台和落实;应出台稳定人心的“定心丸”,解决澳门高层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重大缺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德钦 徐东鹏 2020-04-09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有力推进澳门金融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此纲要明确了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此外,澳门作为中葡国家重要的交流平台,也将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服务,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 因此,澳门发展金融业,不仅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也是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充分用实用足中央给予澳门的政策,打造以人民币结算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势在必行。 澳门具备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始终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实提升了自身发展实力,有效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这为澳门发展证券交易所奠定了良好基础。 社会稳定,央地关系和谐。澳门特别行政区认真落实《澳门基本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现“澳人治澳”。相较于回归之前,澳门的社会治安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一直强调爱国教育,区内上下爱国爱澳,齐心协力为建设澳门出力。此外,澳门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央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双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在努力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企业参与澳门发展。澳门因此深受中央政府的信任,被誉为“一国两制”发展的成功典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投资者可以有保障地在澳门开展业务,这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沃土,更为澳门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提供良好政治基础。 经济蓬勃发展,注重适度多元。进入21世纪后,澳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澳门陆地面积仅为32.9平方公里,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其它三个核心城市广州(7,374平方公里)、深圳(1,997.4平方公里)、香港(1,106.34平方公里),澳门确属弹丸之地。从人口密度来看,澳门每平方公里容纳2.03万人,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中,澳门在全球排名第三。就是这样一个陆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都会,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均GDP从1999年刚回归的1.55万美元上升到8.64万美元,远超深圳的2.86万美元、广州的2.35万美元和香港的4.87万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人均GDP排名仅次于卡塔尔,位居全球第二位。 澳门经济飞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澳门支柱产业单一,这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表述了澳门特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定位是“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关于澳门的内容提出“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2018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指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初见成效。2018年金融业占总行业增长比例达到6.61%,会展业达到0.81%。在澳门的新兴产业中,金融业的占比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澳门在经济适当多元化的进程中,金融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符合澳门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且将会加快经济适当多元化发展的脚步。 文化中西交汇,具有鲜明特色。作为一个将中文和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城市,澳门在文化上高度开放。澳门不仅保留了大量极具历史特色的建筑,还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而葡语系有九个主权国家和包含澳门在内的三个地区。葡萄牙和巴西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其背后是泛欧交易所和巴西交易所,有合计超过1,800多家上市企业。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与葡语国家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公司考虑在此上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西文化融合也是澳门这座城市在未来建设证券交易所时特有的优势。 中国各地证券交易所定位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五家证券交易所,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和台湾证券交易所,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历史和定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位是致力于服务中小微企业,其业务包括企业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新三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目标,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完善和发挥新三板服务创新型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功能。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国民经济支柱企业、重点企业为对象,其证券交易品种包含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四大类,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结构。作为改革开放的金融发展典型,上交所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时代重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使命,全力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实施。其证券交易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三大类。深交所主要促进科技创新企业、民营企业、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期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资本中心,并且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发挥更大作用。 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服务于全世界,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衍生市场的相关交易。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在连接中国与环球资本中扮演关键角色,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奉行国际标准与惯例,使得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活跃参与。 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促使证券市场商品多样化,并提供投资人合理避险管道,积极开发新商品。其核心业务包含股票、债券换股权利证书、可转换公司债、受益凭证、认购(售)权证、ETF、ETN、台湾存托凭证及受益证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台湾是亚太运输枢纽,为全球科技产业重镇,具备坚实的产业聚落,以金融体系稳定与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后盾,创造出卓越的投资优势,有助于吸引国际资金投资。 澳门证券交易所应错位发展 如果澳门成立证券交易所,则应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相关地区错位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澳门自身证券交易所业务的发展,还能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足,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应明确定位,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专注高新科创企业,打造中国的“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把高新科创企业划分为若干子市场,其中包含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小型资本市场。针对多层级划分的企业,纳斯达克制定了不同的上市初始条件,规定企业除了持续上市要求外,还应满足其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否则摘牌处理。这种多级划分的形式,既规范了市场,又能最大程度满足各类高新科创企业的上市需求。 毗邻澳门的广东省是我国经济重镇,2019年其GDP高达10.7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2%,经济总量继续领跑全国。同年8月,由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为组长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成立,积极培育高新科创企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贡献,将有效提升广东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