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学界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都是因为有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主要优势。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其实，31年前的改革正是从思想解放、从政治改革开始的。时至今日，虽然政治改革在诸多领域里滞后于经济改革，但不能就此否定之前与时俱进的政治改革，正是这些政治改革直接促成并保障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如何能一枝独秀地支撑中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2010年11月下旬刊（总第309期）《人民论坛》（《人民日报》附属刊物，以下引用的调查数据都来自此期《人民论坛》）以“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为题，公布了一组统计数据，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在哪里。当然，从这些数字里，我们也读到了优势中的隐忧。如何继续发挥政治优势，如何解决与消除当今政治与经济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本文试图涉猎的主要内容。
对105位专家与干部的调查显示：85%以上的受调查者认同中国存在明显的政治优势，而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保了改革发展与稳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等。
对1000位群众的调查则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既不懂政治优势，也不关注政治优势”，他们关心的是房价、医疗、教育、拆迁、CPI等民生问题。
这一份以问答形式为主的抽样调查还统计出了另外一组数字。对200位干部的调查显示，受调查者最有认同感的前三项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数34.55%）、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占总数25.77%）、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占22.46%）。对1000位群众的调查结果里，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占总数的23.4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占总17.22%）、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占总15.88%）。这个对干部与群众的调查中，认同率比较低、排在最后的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群众：占总数的7.45%；干部：占总数的7.94%），看法差异比较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理论，在干部中排在前三位，而在群众中排在倒数第二（占总数的8.9%）。
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干部的调查都说明，中国政治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在干部还是群众中，这一项都进入前三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一政治优势，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才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赢得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没有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经济优势只能是空中楼阁。
除此之外的最大优势就是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已经在过去几年有了很好的证明，而最先看到了这一优势的不是中国人，反而是外国的专家与政治人物。从2008年奥运会到2010年的世博会、亚运会，西方人震惊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让前两个在西方渐趋颓势的大型活动焕发了活力，而广州亚运会不但成为最成功的亚运会，而且也让广州这个城市焕然一新。但更让外国人折服的，并不是中国能集中力量办好运动会与世博会，最近最引起西方广泛关注的却是中国的高铁。
欧洲的媒体日前以这样的文字开始描述中国高铁：仅仅在五年前，少数获得机会前往欧洲旅游的官员们回去后无不带着讲述神话故事的口气告诉他们的同胞：欧洲的高速火车一眨眼就把我们带到了几十公里以外……五年后，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间，突然宣布已经被高铁连接了起来，按照这个速度，不出三年，中国的高铁长度将比世界上所有的高铁长度加起来还要长很多……
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并不是中国拥有资金与技术，而是政治体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很给力。从纽约前来中国采访的记者麦克说，“中国人的高铁，让我回到美国时感觉仿佛回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似的”。他说，自己去中国前一直认为从纽约坐五六个小时火车到华盛顿是一种享受，而现在他总忍不住在火车上掰着指头计算：如果我们建成了中国那样的高铁，这只要一个小时，而且更稳更舒适。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更多地表现在奥运会、世博会与亚运会上，外界对此褒贬不一，然而，当高铁这样造福于民的大项目出现后，中外专家与学者都不能不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刮目相看了。中国三十年前的经济起步是从自由——民众自由移动开始的，而承载劳动力移动的工具就是现代化的交通。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将建成世界上最长的高铁，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必将对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以“高铁”来彰显中国的政治优势，还可以拿中国的台湾、香港与美国来比较。台湾岛比较小，不适合建造太多机场，高铁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就因为扯皮与低效率，修建一条高铁，已经让台湾政治上承受不起。香港就更能说明问题，香港未来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祖国内地的联系——是否密切，是否快捷而有效。在这种前提下，一般都会认为，一条连接香港与内地的高铁，承载的可能不仅仅是高速列车，还有香港经济的再次起飞，然而，由于种种政治原因，香港高铁的审批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一位对中国高铁持赞赏态度的美国人在说到美国为什么不修高铁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高速铁路要求尽量笔直，在修建的时候就要见山穿山，见镇过镇……高铁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等等。仅仅这两项，那些拆迁户和环保主义者，就可以让你在美国修建高铁比在火星上铺设铁轨一样艰难。
这位人士在褒扬中国的政治优势的时候，却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一种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观点，我称之为政治优势里的忧虑。例如，我们从上面两组调查中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当普通民众认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政治优势时，却对政治优势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房价、医疗、教育、拆迁等，而这些普通人最关心的几条，恰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无法实现的，甚至可以说，有些还相互矛盾与抵触。例如，追求效率的一刀切建设，往往造成了各处的拆迁悲剧；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去争相上马大项目，忽视的恰恰是民众最关心的医保与教育等民生问题。去年国家在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最终把国家财政收入不到十分之一的返回给普通民众。另外的大笔财政收入，都“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了，不能不说是民众普遍不满的根源之一。
“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是优势，应该是这大事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支持。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尖锐地指出：“伴随这一优势而出现的‘一言堂’、‘清一色’、‘压倒一切’等等现象不仅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莫大障碍。所以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优势’的认知一定要谨慎，说过头了就会本末倒置，贻害无穷。”（P18）“正像‘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优势一样，但如果利用不好就极易变为‘集中力量办私事’，决策错误，执行力越强，结果反而越糟糕。”
如何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而不至于出现集中力量办私事、办错事？靠“谨慎”与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人民日报》社公布的这组调查数据，不难发现，答案已经隐含其中。对干部调查显示，他们比较认同社会主义理论，而1000位群众里却对社会主义民主持相对低的认同比例。这种分别正好反应在双方都认同的一个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够（持此观点的干部与群众分别占总数的7.94%与7.45%），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十二五规划”的重头戏。在这次调查中，高达95%的受访者赞同深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要触碰利益集团对改革成果的垄断局面，就是要探索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达到“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新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调查显示高达91%的公众对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党政关系都表示认可，这是一份巨大的财富，是执政的共产党“执政为民”换来的一份最值得珍惜的财富，这个“财富”足以让执政者充满信心去深化体制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冲破阻力、下大决心改革干部体制、行政体制、人事管理体制，从根子上解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出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最终获得更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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