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日本东北遭遇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复合式超级灾难”，举世震惊。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露事故，为继美国三里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之后的第三起核灾。灾难当前，足为殷鉴。各国政府开始着手检讨核能发展方向，评估自身核安全，中国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德国宣布关闭老旧核能反应堆。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民间“反核”、“停核”之声再起。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危机，亦是核危机的全球化。际此信息时代，拜媒体24小时不间断跟踪报道与互联网快捷传播之赐，全球民众得以第一次通过电视画面直击核危机，第一时间同步“围观”核危机，而对核辐射的惊惧，势必比以往产生更大的心理震撼力。过去的“反核”浪潮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此次在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等地也出现了“反核”示威。“反核”也并非单纯的环保运动、社会运动，台湾3月20日的“反核”游行实际上被绿营所绑架，成为蓝绿之间攻防的政治议题，近期内会继续发酵。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福岛“核危机”发生后，香港民众同样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从“抢购日本奶粉潮”到“抢盐闹剧”，惊魂连连，民众信心之脆弱可见一斑。所幸闹剧迅即平息，社会秩序整体波澜不兴。检讨港府此次应对日本“复合式灾难”的表现，可以说反应迅速，措施得力，部门协调有度，信息发布畅顺，其中每天下午四点半的港府新闻发布会尤其可圈可点。相信在随后的民调中，港府的支持度会从“预算案风波”的低谷中有所回升。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反核”在港尚未形成气候，仅仅有零星的抗议，3月20日的烛光晚会只有500名左右市民参加。但是，“反核”之风已在孕育。从公开的报道可见，绿色和平组织承认正在部署全球“反核”，而其香港支部更计划“吸纳更多的社运青年加入反核行列”（香港《明报》3月20日）。3月29日，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起下，一个名为“大亚湾民间监察会”的组织宣告成立。香港不少媒体的关注焦点逐渐从报道福岛核危机，转向聚焦香港核安全，从核危机应变计划到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审视各个环节，一一加以剖析。部分时事评论员已开始在报端呼吁市民“反核”（王岸然《港人要站出来反核》，香港《信报》3月23日；黎广德《与核同眠要多安全才够安全？》，香港《明报》3月24日），部分政党不断举办小型的“反核”活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反核”之风在港未成气候，但是在当今时局下，未来很有可能不断政治化，发酵为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
首先，“反核”在港不乏民意基础。从历史来看，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大核”）兴建之时，曾遭遇百万港人签名反对。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全球核电产业迅猛发展，反核浪潮相对沉寂。但是，“大核”一旦出现任何小型故障，香港媒体例必重点报道，指责港府监管不力之声不绝。从社会组织来看，NGO组织在港一直表现活跃，世界性环保组织大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绿色和平组织的香港支部更是“反核”之中坚力量。从现实来看，一方面香港为核电所环绕，临近香港的广东核电项目包括已建成的“大核”、岭澳核电站与在建的陆丰、台山和阳江核电站；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倚重核电，按港府环境局去年提出的规划，核电占香港电力供应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3%，到2020年增至50%。环保团体当时即对此表示反对。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下，民众必然更为忧心核安全，社会“反核”声浪势必更加强烈。
其次，香港当今政局不容乐观。从2008年5月扩大“问责制”引发政治风波以来，港府的民意支持度一直低迷，长期陷于管治困境。施政一旦出现瑕疵，反建制势力即抓住议题，迅速集结，对港府形成政治压力，酿就政治风波。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政府民望再遭重挫。从今年年底开始，香港未来将接连面对五场选举，任何议题都有可能被政治化，被发酵、放大。
第三，社会运动在港方兴未艾。2003年的“保护维港”运动，可以说是个香港社会运动的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以后，举凡涉及古迹保育、旧区重建、环境保护的议题，一再发酵为社会运动，当中不乏激进的社运人士与代表建制的警方发生肢体冲撞。从天星钟楼、皇后码头到高铁、菜园村，一次次的抗议事件，能量不断积累，香港社运实现了“范式转移”。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曾将之概括为“新冒起的‘身份政治’”。他指出，“文物环境保育意识的抬头，从深层次观察，乃根本性社会转变的冰山一角而已。转变源自香港由殖民地变为高度自治的特区，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九七前后的世代交替”。“体现本土认同及本土意识的往往是环绕发展及保育议题的事件，但是深层的条件却不止于保育事件，而是在脱殖走向自主过程中寻求身份定义的根本动力，而此动力也反映于对普选政治的追求”（张炳良《香港的“身份”迷思》，《本土论述2008》P81-82）。
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之下，港人必然更加关注自身的家园安全，“反核”更易引起共鸣，同时又契合香港知识阶层、中产阶层对只顾经济发展的“中环价值”之批判，加上部分港人对内地的有众多疑虑、不信任，有可能发酵成为新一轮的本土社会运动。
管治当局需要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核”社运。应对当有新思维，切忌孤立地就核论核，片面地就安全谈安全，而应该既要加强港府内部的协调、联动，又要加强与北京、广东的沟通与互动，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社运的特点，谋划对策，争取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引导社会理性讨论，避免“反核”发酵、政治化。
第一，把握主流民意，占据道德高地。所有政府都必须以民为重，关心民众安危，唯此方能获得民意支持。民众忧虑核安全，希望核电机构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希望港府加强对邻近地区核电设施的安全监管，要求涉核事务提升透明度，而并非完全一味反对发展核电，这是当前民意的大方向。当此之际，如果仅由个别专家从科学角度解释核电安全，或者某个政策局长强调“大核”运作无碍等等，或会显得言不及意，与民意较疏离。而于适当时机，由港府高层主动宣示港府对本港核安全之关切，回应主流民意一致，效果或会更佳。
第二，加强政策研究，注重部门统筹。不能由单一的政策局孤立地、被动地回应媒体、议员、压力团体的质疑，而应该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回应社会质疑的层级。保安局、环境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新闻处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定期沟通，加强政策研究，包括核电发展规划、核危机应变计划、两地沟通机制、全民教育等等，不仅要快速回应媒体查询，更要及时主动发布措施。
第三，加强两地互动，强化沟通机制。核电设施均在香港以外的广东，又涉及央企，香港必须加强与内地的沟通。内地有关部门须从支持特区管治角度来理解港府的诉求与关切，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的同时提升透明度，特别是加强与香港各界的互动，包括政府、议员、媒体、环保组织等等。可以说，内地核电机构的严格管理和透明开放，是对港府管治最大的支持。“大核”已在近日接待香港传媒的参观采访，快速回应了香港舆论，有助消除某些疑虑。长远而言，有关部门应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人选不仅要深谙核能专业知识，更要对现代公众传播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特别要对可能引起公众关切的问题反应敏锐，第一时间站出来消除公众疑虑。另外，目前两地涉核的联络机制是否需要提高层级，也需要慎思。
第四，主动接触环团，影响意见领袖。港府要保持与环保团体的密切接触、沟通，即使是反对者的诉求，也要以开放的姿态认真予以倾听，同时要加强与社会意见领袖的互动，吸纳他们合理建言，争取他们的支持，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引导社会理性讨论核安全。善用学术平台、咨询平台、媒体平台，展开多方的对话，既教育民众，又化解环保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压力。另外，香港的社运参与者多为年轻人，他们擅长使用Facebook等网络社交媒体来联络、发动，号召力巨大。因此，对于网络上的民意动向，港府也应保持高度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