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台湾的理想主义史，首先看到不反攻的“反攻大陆”，这个神圣使命塑造台湾成为“复兴基地”，但实际制造了“万年国代”等等既得利益。俟反攻无望，国民党转而宣称坚守自由民主阵营，以三民主义模范省自居，藉由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的对比，竟仍可取信。只是在今人眼中，当时国民党其实是箝制自由民主的罪魁祸首。不过如今，国、民两党同样鼓噪自由人权不绝于耳，人们则又甘之如饴，从不及反省，这样自我良好的感觉会因此助长了哪些政客？牺牲了那些自由人权？
环保是台湾新近的价值，但是“塑化剂事件”说明，在台湾，专司环保的立委却可介入对毒物的管制，抵制管制，可见环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岂止环保如此？自由主义在台湾震天价响，但是朝野两党侵犯自由从不自觉。“台独”又何尝不够理想？每到竞选时动员选票的力量无出其右，但其领导人反而践踏最力。简言之，任何理想主义到了台湾，似乎终将成为悲剧。
政客当然无疑是所有理想主义的杀手，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同时是理想主义想要说服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懂得利用理想主义替自己擦脂抹粉。理想主义者找上政客，形同与浮士德签约，就像学运如果找上政客，最后一定是遭到政治化，成为党派斗争工具。政客利用理想主义为掩护，从事与理想主义完全相反的言行，替自己谋取更大好处，造成理想主义者沦为政客帮凶的下场。
如果以为这是理想主义与政客的搏斗，恐怕太单纯。台湾真正遭逢的，是同样一群人，他们既有理想，又受权势好处所蛊惑，可说是“机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在没权力时用理想主义思考，在有好处时就当政客。所以，国民党曾经真想要光复大陆，真愿意坚守自由民主，而民进党也真信仰“台独”，真关心自由人权。但是，他们也都随时真的会变成滥权自为的机会主义。
对理想主义掣肘最大的，就是理想主义者自己的妥协性。知识界偏偏就有人自诩进步势力，但他们的进步理想都靠泊来品，缺乏思想性、本土性，因此不能坚持，作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谋杀理想主义，甚且会残忍地从事迫害、剥削。其结果，自由人权可以是斗争政敌的祭旗，环保主义可以是掩护毒物的场域，“台湾独立”可以是搜集选票的野台。
台湾的理想主义是悲情的剧本，是想象自己遭外来统治者压制的不平之鸣。理想主义者所欠缺的，因而是权力，乃利用理想主义汲取生命动力。换言之，理想与政客不是彼此搏斗，而是一体两面的自我搏斗。故一旦尝到权力滋味，往往发现权力比理想更能弥补人格中的匮乏。这就敲定理想主义在台湾的终极命运。
回忆马英九很久以前对中国统一充满了憧憬，他岂能预期自己今天变成了《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傅建中笔下的那样，只对台湾的原乡有钟情，对于中国则是不堪回首。不过，假以时日，这未必不能改变，连战不也是同情过台独，李登辉不也是对中国曾有所向往？反反复复的，不只是人格问题，而是台湾处在其历史条件下，只会临时借用随手能取得的思想资源，就算取得当时也许很认真地相信某人某学说，但长远来看，没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每一次认真，其实不过是没有意识到的对当下情境的一种敷衍策略。
今天政客厉害之处，是看出来台湾思想界没有固定灵魂，自己只能是情境的产物，所以益加玩世不恭。就像马英九这样一位人人过去印象中的正直之人，也学得比谁都调皮起来。听他一下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一下又说台湾绝非中国一省；或者一下说要称大陆为大陆，不能称中国，一下又如傅建中在《中国时报》为文讽刺他以台湾为原乡，对中国则不堪回首的态度。可见，若“台湾共和国”对选举有用，不妨敷衍偷渡，有害就俏皮澄清。
可是，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不就如从“史编局”局长退役下来的傅应川在《旺报》投书所质疑的：一旦拒绝承认国军是中国军队，不就等于影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中国吗？傅将军没想到的是，对马阵营而言，“一个中国”与“台湾共和国”都属思想兼职性质，可以轮流，也必须轮流，因为各自要满足的选民不同。
好笑的是，夜路走多碰到鬼，不小心就会在某个不习惯的场合说了其他场合才该说的话。比如，之前“新闻局长”杨永明用“台湾共和国”政府部长名义，投书到西班牙文的报纸，事后解释是对方弄错了，好像外界错怪杨永明了。但投书是他自己投的，对方为什么要改名称呢？如果要改他的名称，要不要事先问他一下呢？
所以，说是错怪，也未必错怪，本来“一个中国”与“台独”就都是兼职的，必须轮流在不同场合出现，不能因为是在自己原来没要出现的地方出现，就说是错了。
“外交部”因为有的国家在给台湾人民免签证待遇时，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造成马英九的政治困扰，因此便有人图谋，应设法安排其他国家之后协商是否给予台湾免签证时，夹带一封以“台湾共和国”为对象的函件寄给台湾，这样就可以在将来需要时出示给“台独”看，免签证待遇的取得，并不是只有靠作为中国的一省而已，而是各种可能都有。这种考虑方式，不是疯狂，不是没有灵魂，而是台湾兼职理想主义、兼职“台独”、兼职“一中”的文化性格，毕竟灵魂也要生存，因此四处兼职也不为过。
《台湾观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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