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模式，主流看法基本认为其符合世界政治进步的方向。过去台湾受到重视是因为西方国家将它作为遏制、牵制中国大陆的一颗重要棋子，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颗棋子，不仅仅具有战略上的利用价值，它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趋同。
优越感的补救
台湾的经济起飞与西方国家有直接关系。经贸上的联系和融合，也使得台湾在政治价值观上不断向西方国家倾斜。台湾民主在形式上照搬了西方的一些模式，但总的来说，它能够比较主动、适时且顺势而为地进行自我调整。这使得社会发展避免了转型时期较大的动荡。
西方国家对台湾的认同，是支撑台湾这么些年一直走这条路的重要原因。台湾认为，有那么多西方国家走在前面，有它们的经验和经历，这种模式可以确保台湾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台湾社会发展方向问题，台湾人认为已经解决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台湾在对大陆方面的自我优越感得到了补救。
过去台湾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方面远高于大陆，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台湾的优势越来越小，从领导人、政治领袖到民众，在大陆后来居上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对台湾经济的信心。再加上失业率的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得比较慢，相较大陆的优势就不那么强了。但与此同时，台湾又将政治的优越感作为一个高地。过去台湾人认为如果和大陆统一的话，他们的财富会被分享掉。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政治的自我优越感，作为两岸政治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这方面大陆实质上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作出的反应缺乏力度。这点将被台湾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和借口长期存在。
就台湾的情况而言，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政治民主化并非完全成反比，不能说政治民主化使得经济实力下降。台湾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当大陆逐渐开放、外部市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难免与台湾的市场有所竞争，所以台湾原来在出口、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没有了，这与国际经济大背景和全球化有关。同时，也不能说政治民主化对经济没有负面影响，政府的决策能力已经受到影响，决策效率比较低。在基础建设、立项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掣肘，甚至浪费了很多机遇。
社会权威的坠落
政治民主化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是权威的坠落——再也没有一个全民认可或者说多数认可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变成了权威，媒体是权威，个人也是权威。政治领袖现在不能确保其权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政治势力的分野和对峙也使得权威不再令大家信服。越是政治实力多元化，越是民主化，政治权威的影响力就越小。台湾社会已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那样的权威。
这是好还是坏呢，可以从两方面看——当遇到很大问题，需要作关键决策、下常人所不能下的决心时，是需要权威的力量的。
对一部分人来说，怀旧的情绪是存在的。回忆当年蒋经国做了几大建设几大工程，他在决策过程中多么强有力。将那个时代与现在碌碌无为或优柔寡断的情况相比较，不少人当然比较喜欢当年那种决策模式。但现在一般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能就不一定喜欢甚至反感这种模式。
台湾虽然不再有真正的权威，但一部分人还是会被政治形态所左右。现在台湾社会最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辩论，比较情绪化。这可能是因为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那就是理性。媒体普遍缺乏理性思考，立法委员打架、吵架和做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博取关注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表现，也是缺乏民主内涵和风度的表现。这与传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选民方面，一部分人能够自觉地用选票影响领导人的意志，但笔者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只是用选票来体现自己的喜恶——喜欢某个政党或领袖，就投票给他，不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而更多的是跟随情绪做出反应。
在台湾，理性的演说和政策性的解释并不讨好，反而是诉诸情感、诉诸本土意识的言论容易受到欢迎。这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选民有什么样的爱好和喜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投其所好。笔者认为，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都缺乏深度、理性、冷静的思考。为了选举，他们都尽量避免说正确却不讨好的话，包括马英九在内。政治人物往往被民意所左右。客观地说，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民意其实并不能代表整体的、长远的社会利益。
价值观的混乱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意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价值观和是非对错其实都非常明确，但只要涉及选举，为了赢得选票，为了政治斗争，是非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比如腐败问题，李登辉和陈水扁的腐败就被绿营拿来加以曲解和利用，说成是政治打压等等，把他们塑造成受害者。在传统中国社会，在是非观念很清楚的情况下，人们对腐败分子是保持距离的，但经过政治操弄后，台湾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们，愿意为他们辩护，这就是一种价值混乱。当法律上已经判定是非的时候，很多民众还是以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判断是非。再比如两岸关系，只要有人主张与大陆进行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就被塑造成“卖台”。可悲的是，很多选民都相信这种说法。
“国家认同意识”也是一样。蓝营人士在内心里也许认为两岸是一个国家，承认一个中国，但是在公开场合，连台湾最高领导人都不敢说或者吞吞吐吐的，怕被扣上帽子。
很多人不敢坚持说负责任的话，相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诸如涉及“九二共识”的解释等，所有人都在故意模棱两可。本该坚持的不敢坚持，比如台湾现在经济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说台湾现在经济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台湾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干扰而经常错过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这本来是正确的意见。可是，即便一些人有勇气这么说，也不够理直气壮。更糟糕的是，由于担心被扣帽子，这些人往往会说出政治上很保险的话，比如说“台湾要自保”、“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等。
还有，在美台军售问题上，本来两岸关系缓和是对台湾最有效、代价最低的安全保障，但马英九就是不敢说，因为害怕别人指责出卖台湾。笔者认为，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执政团队思想的反映，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团队”整体的思考和判断。
社会的“内视化”
民主化的进程本来应使一个社会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不只是经济上开放，而且还应带动心态的开放。但台湾恰恰相反，台湾人越来越内视（inward-looking），越来越井底观天，视野中始终以台湾为中心，只关心身边的事，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不关心。台湾媒体很少真正有深度地讨论国际问题，因为没有读者和观众市场。在国际视野上过于封闭，这是阻碍台湾未来发展的大障碍，它会使台湾的年轻人、政治家和企业家丧失国际竞争力。台湾现在很少有人用国际化、全球化，哪怕是区域化的视角看台湾的前途和发展。举个简单例子，中国大陆和东盟开展自由贸易后，台湾一直被抛在外面；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谈东北亚自由贸易的时候，台湾也没有进入。台湾成了亚洲的“孤儿”，这并非有人故意排斥它，而是它自己没有在决策过程中把台湾放在亚太地区的大背景下进行全盘考虑。
虽然台湾口口声声说要扩大国际空间，但那只限于对外交往的考虑，而不是作为整体前途的一部分来考虑。台湾太计较一时得失，认为多建交一个国家、多加入一个国际组织，就是成功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是台湾自身的定位有问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看待大陆的角度。例如，要加入区域化进程，台湾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这一步台湾不愿意走、不敢走，或者说用抗拒的心态对待大陆的发展，结果就不可能给自己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
总的来看，在还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台湾循着目前的道路向前走，不倒退，整体上并没有错。首先，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加上个人自由和言论不受太多约束和压抑，台湾人民的个性展示出来了，有利于民智的不断开化。其次，每个人都有权力说话——虽然往往会被某些政客误导——但毕竟也是参与了政治进程。负面的影响在于，政客迎合民意会加剧民粹化。特别是在本土政治势力操作和误导下，台湾的民主显得比较畸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意识上的错乱，台湾对大陆的复杂心态，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湾的民主进程，使之不可能不走更多的弯路。
《台湾观察》2011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