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台湾角色

2012-08-02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

【摘要】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受两方面影响。一是思想因素，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制约了华府领导人界定国家目标的视野，现实主义以权力考虑为基础，理想主义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二是情感因素，是指美国对外态度是否急切，愈是急切就愈求在短期内看到政策效果。在二战前，急切与否就反映在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证中；二战后，表现成冲突与围堵的循环；冷战结束以来，则是在攻势与交往的两手策略中轮流满足。历史上，影响思想与情感的因素很多，包括美国经济状况、国内政治安定程度、政党轮替与重组、领导人的意念与国内外事件。其中，事件可能是最常见的短期因素，故如经济大恐慌、韩战爆发、珍宝岛事件、苏联解体、九一一恐怖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在在影响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下中国政策的优先次序，也就影响台湾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美国对台政策核心在于，台湾是否适合成为战略棋子。根据思想与情感两个面向，可以交织出四种角度──攻势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攻势现实主义、守势现实主义。其中，攻势自由主义属于急切的理想主义，以台湾为促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平台；理性主义属于长期的理想主义，相信中国终将自由民主化，不愿意台湾造成干扰；攻势现实主义重点放在美中当下的竞逐对抗，美国可利用台湾，但台湾战略价值有限；守势现实主义采取长期的权力起伏，避免冒进，根据美中权力消长决定保台或弃台。2010年以后，面对中国崛起不可阻挠，急切之情益炽，尽管政策调整必有长期规划，但在分析中，短期求成的态度渐居主导，故形成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并进的对华战略，而理性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蛰伏。这时，台湾既是自由化进程的平台，又是地缘战略中偶尔有用的一环。

相对于美国对华先有整体战略，日本与台湾的分析家在前提上已经先亲美，然后再决定台湾的作用。首先，由于中国近在咫尺，以致日本和台湾论者笔下，便不能反映美国享有的距离感或彼在情感上的急切与否，因而不太区分美国战略视野的长短期。他们也倾向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综合，视美国对华战略为一体。其结果，日本和台湾学界的分析大致采取具有理想主义涵义的现实主义分析，即根据美国的理想主义界定敌我，并根据现实主义以美国为超级强权而附美抗中，因此台湾只能显得被动。东京与台北皆自忖夹在两强之间，故他们都关心台北有多大自主活动空间，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他们分析中出现四种可能：台湾无论投靠谁都仍可能被牺牲、台湾只能在中美之间二择一而倒向美国、台湾在不能影响大局前提下仍可追逐自己的主体利益、台湾可发展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动性。

中国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次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在两种方案之上，中心思想在于“富民强兵”。

一、美国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思想提供视野，视野决定角度，角度拘束政策的选择。思想涉及哲学与世界观，属于知识论的层次。视野是这种世界观之下，决定国家目标与判断敌友的基础。角度则是对特定议题或对象的偏好。政策则是针对该议题与对象做成的、达成目标的手段安排。若论及国与国间权力资源，特别是硬实力的升降，当然使国家对外政策的选项受到拘束，但思想与视野却能左右选项的排列与可欲性。所以，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或讨论冷战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九一一事件”后，乃至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十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因素，都应该关注思想资源的变化趋势。但持相同思想的人可能有不同偏好，故还要问的是，在既定思想脉络下，美国所面对的世界是友善或敌对？美国倘要面对世局或散播思想，其自身相对实力是强或弱？答案影响到政策倾向会是争一时或争千秋，亦即紧迫感有多大？此何以特定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判断至关紧要。

国际关系学界名家，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舵手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历史巨作《大外交》一书中，曾将影响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两股思潮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而现实世界的政策是这两股思路的交织。

“现实主义”未必“现实”，“自由主义”也未必“自由”，而且在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大本营——美国，这两大思潮又随着时空环境与美国地位变迁，而区分出很多支脉。随着领导人评估全球与区域范围内美国物质实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对于现状的改良就形成急切与否的情感倾向。在情感的策动下，两大思潮发展成四种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同时提供了中美关系与台湾因素不同的定位。

1.攻势自由主义：解放

自由主义源远流长，即便经历两次大战、冷战及当前多股现实主义学理与政论的攻击，但如同中国大陆资深中美关系学者资中筠所观察，其影响力绝不可小歔。而且随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权力转移的进行，美国偏离克林顿时期“交往与遏制”并行但强调“交往”（engagement）的路线，而改为主要是强调“遏制”的可能越来越大。这看似与现实主义的逻辑不符，也并非新自由主义鼓吹“和平演变”的处方，但侵略性恐比“攻势现实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由主义思潮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美国与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思想，且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此一思潮虽然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但却以面对上帝作为“个人”存在的保证，不啻暗示不承认“上帝”的个人与国家，要经改造才有权享受自由。尽管政治理论中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德国哲学家康德与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都不直接诉诸新教，但宗教所创造的西方“国际社会”仍被视为是“解放”那些“不自由”的非西方的精神基础，厥为民主和平论的深层动力。

时至今日，尤其如同中国大陆知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王缉思所言，美国信教人数反而比欧洲更多、更虔诚。美国境内两股极端主义因素，一个是从反G7到“占领华尔街”所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另一个就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 Church）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前者看似具有劳动阶层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却与新教的福音派有两个交集，既反对多元主义的全球化，也反对贸易自由主义。只是前者没有宗教界传教与外交上支持“政权改造”（regime change）的冲动，但都容易滑向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指挥全球“反恐”的小布什前总统核心幕僚，即有多位新保守主义的成员。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一度强硬，谴责克林顿“交往”政策姑息北京，并要当台湾的“守护天使”。因为“九一一事件”而改为“剑指伊斯兰”，才使带有浓厚保守色彩的美国自由主义者转移打击目标。

但随着布什后期与奥巴马的战略收缩，加上成功将“基地”首领本•拉登击毙，受到中东近期由“社交媒体”与失业青年掀起的自由化政变风潮的鼓舞，以及中国—东盟关系的紧张化，自由主义极可能结合现实主义的攻势派，对中国采取地缘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生态人权四方面都强硬的政策。奥巴马本人与民主党虽非“新保”，但经济政绩难看且非白人的身份尴尬，容易使他的对华政策在“建设性交往”失利与北京“强势”（assertive）下，滑入保守主义的攻势自由主义。

而与此同时，这种攻势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台湾形象，非常容易与两岸的中国内战史结构脱钩。冷战时期自由派如共和党元老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 Water）等仍是将台湾视为是“自由化中国”的前哨，今日的自由派则更倾向同情追求台湾新身份的“独派”。而社群庞大、在美较传统华侨组织活跃的旅美台湾人社团，在宗教与政治上都与此思潮亲近。布什时期因支持陈水扁政府“入联”等而操作过当的海内外台湾党派、社团，一旦台湾国民党政府力量式微与美国政府对华强势，将随之再度活跃起来。

2.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交往

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崛起的重要思潮。为求“科学”以避免现实主义各派的攻击，“新”自由主义将传统自由主义中属于“规范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因素削弱，并全力吸取西方经济学与其国际关系追随者（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理性，从经济理性出发强调个体主义追求利益极大时，国家间的冲突即能减少，且同时巩固带来利益的现状体制。 “新”自由主义之“新”，在于本体论的哲学层次，采纳了物质主义式的工具理性推论。所以和平改造对手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只要晓以大“利”即可。对手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顽固（例如伊斯兰极端主义），则可以用合作的“过程”把对手“社会化”。这一推论的后端与美国学者奈伊（Joseph Nye）的“软实力”（soft power）衔接，相信美国的优势不仅是硬实力，而是文化与制度优势。而营造“文化优势”的战略，又与美国国际政治研究新主流——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衔接。

奉行美国新自由主义对华政策最知名的即是前总统克林顿。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优势并不确定。相反地，制裁北京导致欧日竞相赢得大陆市场份额的教训，使克林顿放弃“人权”至上的意识形态旗帜，实行了影响以后中美关系十余年的“脱钩”（delink）政策。克林顿政权提出的“交往与扩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战略企图透过缔结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与经济合作，打开中国市场同时改造北京偏好与行为模式。美国一批务实派的美中关系研究者颇为赞同这一轨道。这样的中美战略关系里，台湾的消极角色固然是政治与军事的自我保存，但军事围堵的作用则大幅降低。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对华战略设想，必需在美国对自己的全球地位与区域影响力较有信心下，才易占据主导。凭借此种信心，台湾的军事围堵角色便较不重要，不应妨碍美国对华晓以大“利”、“社会化”中国的大局。因此克林顿总统访问上海提到对台“三不”，不是对大陆示弱，反而是美国信心的显示。同时，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提出要大陆做“负责的利害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仅是满意于美国经略中东时北京制止北韩盲动的表现，并不是美国丧失了对“单极世界”的信心。而这一思路奥巴马执政初期基本继承，并在2009年APEC峰会与访华中表现无疑。因此，台北要扬弃“麻烦制造者”，也广受当时奥巴马政府的欢迎。

但是具有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色彩的新自由主义的对华战略，在美国自觉地位削弱、影响下降时，便会丧失对“理性主义”的信心。当美国仍具信心时，会希望与北京交换“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以确认透过合作改造大陆的机会。但信心消逝时，其思想真空往往是由保守性的攻势自由主义，或其他现实主义填补。同时，台湾的地位与作用也因此而改变。

3.守势现实主义：避险

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可大体分为两支。其中的守势派同时继承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重视内政因素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重视体系因素的设想，认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不外来自对手的“意图”和“能力”。但不管如何，此派相信“意图”冲突与“能力”冲突都是“可以管理”（manageable）的，没有必要对特定权力均衡的变动采取冒进。因此，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客观”评估对手的崛起程度——能力，以及战略目标——意图，并加以因应。

从这一视野看待台湾的角色，就是用以评估北京的对台优势的进展，以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美国自我评估为台湾问题需要付出代价的大小。台湾的体制如何、其身份追求如何，都不是华府“核心利益”。台湾对大陆能发挥多少“社会化”作用，也不如新自由主义所想般重要。从军事与政治上支持台北，战略目标是要牵制“中国崛起”，并使其诉诸非和平手段时付出最大代价，而不是给任何台北政府空白支票。但美国在此一过程中却不需与北京进行热战，而可保持“战略弹性”（strategic stability）。

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维持两国表面和缓的关系以争取北京在重要问题上的合作。这一过程中，台湾是美国测试北京意图与能力的重要参考点，却不是必需死守的棋子。战略思维没有意识形态的牵挂，而是避险（hedging）。近期兴起的若干“抛弃台湾论”，应是此思路的直接延伸。尤其如果当台湾因两岸大交流，使经济依赖大陆转变成政治上的更多妥协，美方对台以避险追求“战略弹性”的机会更大。

4.攻势现实主义：对抗

美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思想中的攻势现实主义虽是新兴学派，但其动能却是来自两个行之久远的传统因素：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和由此产生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心理。承袭自华尔兹强调对手“能力”的威胁性，攻势派认为对手的“意图”毫不重要。所以中国是否有扩张野心也不重要，“崛起”本身就是威胁，故美中公然竞逐，在所难免。但与华尔兹不同之处在于，攻势派不相信强国间的“能力”竞争是可以“管理”的，他们相信“冲突不可避免”。同时，华尔兹与守势派极力反对“过多权力”(excessive power)，认为无限制的“权力极大化”行为将因追逐过多权力导致其他强国联合制衡。但攻势派却不相信权力会“过多”，而鼓励国家追求霸权地位。攻势派这些主张，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或意图的差异，而是他们将“信任稀缺”的逻辑推到极致所致。但“冲突”虽然不可避免，美国却自信享有全世界最自由的介入条件，可以降低守势派不愿付出的成本。这种“例外主义”据说来自美国的地缘优势。美国做为全世界唯一同时身居海权与陆权的区域霸权，似乎具有绝对优势可以制止任何仅具“海权”或仅具“陆权”的国家的挑战。

由于地缘例外论的保证，此派相信美国可以选择“介入”任何区域冲突的“时机”。在时机不妥时，则可藉由鼓舞其他国家加入围堵工作以制衡对手，使霸主置身事外——卸责于盟友。奥巴马从布什单边主义学到教训，对利比亚危机实行“幕后指导”（lead from behind）战略而获致宏效，现又鼓励土耳其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带头制裁叙利亚，都是攻势思想指导下，先卸责再收益的佳作。

攻势现实主义的竞逐意识下，中国崛起无论意图为何都是威胁，这是无法“避险”的。以“避险”企图管理冲突，化解“误判”（misunderstanding），只是守势派的幻想。但美国攻势派却不认为要开给台北空白支票。如果台北没有对抗北京的决心，美国加强美日安保、美澳同盟、美印交往、美越合作即足以找到足够的第一线卸责对象。美国增售菲国淘汰船舰、派遣澳洲小额陆战队员，强化“重返东亚”的围堵姿态，仅是鼓励中国的亚太邻国“承担制衡责任”的动机。迩来美国又将乏人问津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重新提到台面，并大力邀请日本、越南、南韩等参加，也是传统地缘战略与“经济围堵”的杰作。所谓“优质、高门坎”的“自由贸易”，其实带有“美国中心论”的保护主义色彩，且明显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围堵”。

在此情势下，台湾“倾中”，恰可成为美国抛弃的借口。如果台北执政者又变成参与制衡大陆的热衷者，台湾在美国利益的排序也不会超过日本、澳洲和菲律宾。但此时可以象征性地在台湾国际参与等议题上（例如邀请台北研究加入TPP之步骤），透过两岸气氛逆转与大陆“惠台”的停止，削弱北京“和平”崛起的形象。

5.展望：朝向攻势自由主义与攻势现实主义的小潮流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新任总统在竞选过程与上台之初，多半会在贸易、人权与安全领域采取强硬的立场，同时重申对台湾的承诺。从冷战时期的里根至今，只有老布什例外。老布什还未竞选连任，即被谴责对北京软弱，直至败选下台。易言之，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了一种规律：行政部门初期强硬，又随着执政日久而趋向软化。

然而，奥巴马政府似乎打破了这个模式。他当选之初，华府高层如国务卿希拉里与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等，接连发表对华温和谈话，双方的“战略对话”层次也升级。2009年美军与解放军发生海事冲突，双方国防与外交部门表现高度自制。同时，美国迄今为止对两岸和缓也表示欢迎。除智库与部分前任官员有若干忧虑之声，2009年的“中美联合声明”还曾鼓励两岸对话。当时海内外观察家认为，不是美国身陷经济风暴与中东纷争而无力自拔，便是奥巴马与民主党新自由主义设想过于天真，甚至大陆怀疑是捧杀陷阱的G2论，也被许多美国人指责为“红队”的对华绥靖（appeasement）。

于是，颇多美、台人士指责美国对华全方位合作，是对大陆崛起示弱。彼等强烈质疑奥巴马团队的战略素质，也对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前途感到悲观，认为未来台湾日渐被大陆经济圈吸纳，美国却将坐视北京向周边扩张而束手无策。然而当时奥巴马政府仍深涉伊、阿战场，且2010年初之前国际经济形势一度好转，权力转移危机感并不严重，北京与外围国家关系稳定。美国对华政策主旋律维持在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守势现实主义之间。

然而金融风暴袭击下，奥巴马政府民望日低，美国社会民风日趋保守，反全球化与反贸易自由主义的势力日趋膨胀，中国大有成为造成美国霸权衰退的替罪羊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虽然确定了“中国崛起”的趋势，却似乎对大陆伸展中的国家利益感到困惑。大陆各界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在“空间说”（如台湾、西藏、南海）与“原则说”（如主权、领土、发展机遇）间摆荡，益使美国得以用来鼓舞大陆外围的“威胁论”情绪。其结果是奥巴马政权和美国各界的危机感，与中国外围邻国的疑虑感同步上升。美国各界原本即企盼停止中东的战争事业，东亚的形势更加速了这种变化。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对北京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现在看来变成了是为了争取战略修整时间。经由全球性的重新布局，一项立足于传统地缘政治观点的长期、全方位对华攻势政策，将主导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华府“中国战略”，且很可能有足够的“卸责”对象，先在第一线承担制衡大陆的责任。将中国从“交往”的社会化对象调整成地缘政治中意图可惧的对手，就逐渐成为现实可行的选择。

同时，大陆社会从“崛起”产生的自豪伴随科技进步养成的网络民族主义（cyber nationalism），也正逐渐酿成强烈敌视美国与日本的自发氛围，此氛围回过头来又深化美国的警惕心理和中国外围邻国的恐惧。所以尽管全球议题诸如金融改革与防扩散等等，都需要中美对话合作，且在和谐世界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政策方针下，尚能坚持斗而不破政策态度，但如同王缉思所言，两大强权“合作空间将受到挤压，重大较量将难以避免。”

这样的视野转变，将强化台湾地缘战略中的工具性价值，且美国社会的新保守主义，会以自由主义的话语强化支持台湾去对抗大陆的理由，只要台湾不走完法理独立的最后一步，美国“反对两岸片面改变现状”的压力将主要剑指北京。但台湾问题将变得更为脆弱易燃的原因在于，台北执政者沉溺于讨好民粹的政治文化，不愿且不敢面对美国自由主义话语背后攻势现实主义卸责逻辑的残酷。这可能导致执政者重复陈水扁执政时的轻佻，以在台湾复制美国公众对中国大陆的不满，去鼓动未从两岸交流获益的台湾工农和青年世代群体的支持。中东与北非的经验显示，这些群体相对剥夺感强、高度仰赖短快轻薄的讯息、易于煽动，而且欠缺远见，只要其政治意识不以反美为第一目标，就是美国政治与宗教右翼极好的临时性同盟。

二、台湾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无庸置疑，现今台湾学者心目中，中美关系是国际双边关系中最受注目的一组。学者们对此也采取了相当高的关注，或者是采取双方合作“共治世界”的观点、或是采取双方对抗“权力竞逐”的观点。几乎每个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两岸研究、中国研究的学者，都会为文探讨中美关系，可说是国际观的基础架构，数量极其丰富；而随着诸位学者的学科所属，而采取的观点视角也略有不同，同样的，对台湾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不过，认为中美之间折冲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权力考虑的仍居主流，因此轻忽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情感因素。

较诸美国，由于台湾邻近中国，且与北京政府间有国家安全之威胁，对于台湾学者而言，不论是相对实力太弱小或距离太近，故无美国学者表现出的战略选择余裕，多数学者乃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观察。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先决定主要强权关系（中美），才能决定台湾位置。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在以下的篇幅中，将以近五年（2006-2011）之期刊研究文献为核心，但视情况亦加入些许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献，来介绍台湾学者的各种观点，并加以整理、评论。

1.中美对抗、台湾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传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设定是，国际间是无政府状态，且国家之间竞逐权力。从这样的研究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也就不得不走向对抗，故“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如何防止中国崛起”，是此类文献的核心议题。从这个角度延伸，台湾多半是作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一张牌，藉由两岸问题介入东亚国际安全体系。台湾学界有大量文献属于这种说法，如丁树范认为“中国担心，美国可藉导弹防御体系和台湾建立起准联盟关系，使台湾产生错误认知而走向‘独立’，不利中国的统一，也不利亚太地区的稳定。中国也担心，美国未来介入台海危机时，会以其包括天基雷射或动能拦截系统在内的太空优势，挫败中国的反介入努力。” 又如陈世民关心美国的吓阻能力。另如比较缓和的如邱坤玄则认为，“中国多采用多边机制方式参与国际组织，而美国则倾向围堵。”台湾问题在这个角度上，被中国视为内政问题，是美国不可碰触的一部份。

或是也有第二派学者可称为“修正对抗派”，承认中美之间有若干缓和要素，但在基调上，双方依然不得不提防对方权力观点，因为美国战略基础目标是“在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争取该地区的领导权，并企图降低与打击区域大国的挑战意图与能力。”即使短期因为反恐、经贸等等，可能有相当的合作空间，但依旧不得不提防，如陈鸿瑜、巨克毅。以此延伸，强调台湾也受到美国压迫的观点，则强调了台北与华府双方利益的不同，稍稍带出了台湾的主体性。如郭武平等，美国（也包括日本）“有条件的接受中国崛起，但实则围堵。” ，或可称为“修正对抗派II”。

与上述观念共享基础前提假设“国际无政府与权力最大化”，但是强调另一种战略选择而主张向大陆扈从的，有施正权的“中国可以藉由美国来牵制台湾” ，前述郭武平文中也提及“中国崛起是美国压迫台湾接受军购的理由” ，以及王高成的研究。另如中国权力上升后，把美国排除在两岸关系之外的思考，如张麟征、钱复“提倡台湾藉由与北京合作，来加入国际组织”，将北京视为台湾助力。

2.中美关系是“状态未定”、台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徘徊”

也有学者着眼于中国大陆官方主张“和平崛起”，而且中美之间之贸易互赖日渐加深，因此并非传统的权力竞逐模式，而是“冲突中有合作”。这样的状态下，台湾议题是如蔡昌言所称是“检验中美关系之指标”。准此，将台湾放在较为被动的情势下，主旋律还是中美关系。而多以中国大陆之内政利益为根据，来决定中美关系。或有学者着眼于经贸合作方式，如赵文志认为经贸利益相当大，甚至可以盖过其他的冲突层次。在这样的期待下，台湾自然有比较大的国际空间。

第二种观点则是较提倡台湾自身的力量，从上述观点延伸出来，有包宗和提出“战略三角”的观念，美中台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行为者，行为者独立追求在结构中的效益极大化。这样一来，台湾在中美间的角色，可能完全随自己意愿行动，甚至带动整个关系变化。与此相关，有吴玉山的“权力非对称论”，加入了两岸规模不对称的现实考虑，不过仍是将台湾放在得以选择“抗衡或扈从”的主动位置。纵使台湾影响力小，在美中对抗或合作之下得到的权力空间不同，因此仍需靠自己的决策来谋求利益最大化。

3.中美关系是“角色论述问题”、台湾也在“角色论述中选择”

另一种另辟蹊径的方法，是强调心理与认知对两岸与美中台关系做出分析，如石之瑜强调精神与人格的重要性。以此延伸，有张登及强调中美之间既然“不能完全合作也非完全冲突”，因此双方在国际上是争夺“国家身份论述”，故不全然是硬实力。又如陈牧民指出：“收复台湾不再只是中国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最终任务，而是中国未来与美日等国在亚太区域霸权竞逐游戏中的重要战略目标。” 以及石之瑜、邵轩磊具体指出北京与华盛顿在SARS、减碳、PKO等议题上的论述争夺。在这种讨论中，导出台湾虽然在中美关系中受限，但由于超越了硬实力的结构决定论，台湾在实践上反而可能有潜力发展另一种论述空间。

表一、台湾学界关于台湾对中美关系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

三、日本学界看中美关系与台湾角色

日本政府直接统治台湾50年，有密切关系的岁月则超过150年，现在许多日本民众，都有各式各样的台湾关系与经验；相对的，对台湾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加上，考虑到现今航道的问题，台湾可说是当代日本的核心利益。因此，日本学界对台湾怀有关心的质与量，与美国的战略考虑性质迥异。如同台湾对中美关系研究的文献一般，日本学者也不会卷入美国决策者情感中，而是从日本自身处在中美两强之间必须选择的压力，在关心台湾处于强权之间能有多少的选择空间。

日本学者对待中国的论述基础，可说是介于美国与台湾之间，一方面不似美国式的全球战略能弹性调整，但也不若台湾学者认为自己必须选择依附中美之一。但更特殊的一点，是在情感上也有别于美国，日本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对现实中国（北京政权）不具有好感，因此，对日本而言，其现实主义视角多数是用来回想日本对于东亚战略的期待，他们认为在美中对立时，台湾将会是美国的重要棋子；而在美中合作时，台湾将会被美中“共管”。从学者们的延伸论述来看，都将上述台湾角色自况于“日本”，多数认为日本要尽量避免美中共治的情形出现。

1.中美关系是“对抗”、台湾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这种思维模式首推中岛岭雄，认为东亚还是处于冷战架构，“台湾应重视与美国、日本等共同的价值；他并指实施一党专政体制的中国，正积极进行霸权崛起。”因此，日美台应联合围堵中国。甚至极力主张台湾独立，要台湾完全脱离，并且与中国大陆对立。其立论基础为台日美共用“民主价值”，而中国没有。这种立论，显然反映作者个人情感较为强烈。与中岛互为奥援的，有如石原慎太郎、黄文雄、小林善纪等以“中国崩溃论”的言论或文献，都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污染，因此，日本要在文化上拒绝承认与中国相似，强调彼此间文明的优劣等级。

第二种学者则较从比较军事现实主义的方式来看，如松田康博认为中国的军事外交战略主要在于统一战略的延长之中，将美国视为应该避免冲突的对象。假如美国在中国镇压台湾后才发动战争，美国可以容易解放台湾。与此同时，作者认为为提高牵制中国对台攻击，有提供攻击性武器给台湾的可能性。因此，台湾的主体性甚低，台湾的价值也不甚重要，可说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的标准型。茅原郁生的观点与此雷同，稍有不一样之处，是着眼于中国将“统一”视为核心利益，因此将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其思想来源是来自卫藤渖吉的研究。后者指出，中国的革命输出观点使美中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而且东亚区域是两国冲突的爆发点，台湾也是引火点之一。悲观论者则尚有平松茂雄。

第三种则介于前两者之间，但主要着眼于“亚洲历史”，是日本独有的观点，以村井友秀为例提出“新中国威胁论”，主要前提有二：一、亚洲具有除了冷战对立之外的历史对立结构；二、东亚主要冲突的对象是日本与中国。在这种观点中，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与中国直接对立的国家，美国角色较不重要，台湾则成为日中对抗的引爆点或标的。

2.中美关系是“状态未定”、台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徘徊”

这种观点较为强调台湾的主动性，尤其是台湾内政层次。首推若林正丈强调台湾民主化的动力，其中指出，由美国推动之台湾民主发展并且以《台湾关系法》陆续维持与台湾密切的双边关系。但台湾内部的民主化导致台湾民族主义和独立派的崛起，再次影响到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发生了台海危机。然而若林指出，就台湾内部政治而言，美国因素同时扮演着压制台湾民族主义和独立派真正崛起的角色。在这种观点中，台湾因为内政问题反而牵引美中关系的变化。冈田充的观点与此类似，美中台是若干对等的三角关系。

第二种与上述相同，认为台湾有若干主体性，但力量较小，受到结构（尤其是美国）限制。如佐桥亮认为“冷战时期美国推动双重抑制战略，一方面排除对于中国的过度强硬政策，一方面拘束同盟国的台湾。”这种观点在结果，也认为“台湾棋子论”，但这个棋子不完全倒向美国，而有主动性。对此，三船惠美指出，中国可能“需要美国压抑台湾”。

第三种则综合以上的观点，可说更为乐观，认为未来美中交往，能让三角结构不稳定，台湾就更有机会脱离结构。如井尻秀宪认为美国将积极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活动，而两岸关系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可能不会导致政治的整合。与此相关的是，持“中美关系协调论”的日本学者十分少见，主要论及台湾问题，几乎都是现实主义者。

表二、日本学界关于台湾对中美关系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

四、政策路径

在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一言以蔽之就是棋子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全球战略层次的竞争对手：在现实面，相较于美国在欧洲、中东具有核心利益，美国在中国并无核心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其中国政策从战略思维出发，在对中国的战略政策上，具有较大弹性。

美国对台政策的关键，在于台湾是否适合作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是什么性质的战略棋子──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或军事围堵的基地？美国要不要保护台湾或反对两岸统一？但总归是台湾的战略意义是为了美国真正的核心利益而服务。

日台学者是以台湾亲美为前提，且多半对于现实中国并无好感；在现实面，除了少数学者亲中外，日台主流多自处于与中国的矛盾位置。因此在观察中美台关系时，虽同样如美国学者是以全球战略来观察台湾因素，但关心“棋子论”中棋子的能动性。少数日本学者甚至恐惧中美合作“共治台湾”，似是对日本东亚战略位置焦虑的自况。

所谓棋子，即是指台湾是美国对华的战略安全中的展示所，在战略思维转变之际，以对台湾的政策变化释出讯息。故当美国对中国采取短期思维，而倾向于攻势主义的时候，其初时当将台湾视为可用的棋子，然而再转进长期思维之际，为了对外界尤其是中国释放政策重点有所不同，就会采取对台湾抛弃的政策姿态。后冷战以降，虽然美国继续夹在四种战略思维之中摆荡，但均未极端到对台湾完全抛弃或代理战争的地步，不过仍可看到克林顿时期在上海宣布对台“三不”，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主导对华战略的思路，相形之下，奥巴马则是靠宣布对台军售，来满足新保守主义遏制中国崛起的声浪。

准此，对北京而言，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同时是政策方向与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一种方案是必须决定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另一种方案是，在优先次序与方向上维持弹性。若要先决定优先次序，就必须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目标，明确规定孰主孰从。若要先决定政策方向，就必须在对美和谐与对美斗争之间，和对台维持现状与对台促统之间，有具体的长短期政策，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如何和，忍到什么程度。若采取第二种方案，则必须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议题、不同的场合或对象、不同的世局、不同的国内形势、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及情感下，灵活的转变优先次序与政策方向，做到优先序上忽美忽台，政策方向上忽和忽斗。第二种方案的优势是不会沦于教条主义，缺点是自己的调整失去明确的依据。

在后文革时期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优先，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陆的国家战略目前已经有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二是防独促统的两岸关系，缺乏的是一个中心思想，协助领导人判断和斗之间的拿捏，或防促之间的拿捏。目前可以成为中心思想候选人的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中心、以和谐世界为中心。如何综合这些思想，或提出更具思想性与历史感的中心思想，是领导人不可回避的责任。有了之后，便可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回答具体政策议程上的问题。

“富民强兵”恰是综合上述经由三代北京领导人所揭举的治国原则，但更深的历史文化基础也可以在固有文化中发掘──“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富民敦促美国采取长期的视野与理性主义的态度面对中国，以强兵来抑制攻势思维于其发轫之初。“富民强兵”的思维指导对美政策，可和可斗，斗而不惧破，便可斗而不破。“富民强兵”也可指导对台湾反独促统，过去认为要以军事遏制台独，以让利促进统一，但军事比不上美国，让利不能取信于台湾人民，其次序实已倒挂，以致于“富民强兵”流于下游战术，而不能居高临下，指导反独促统。若以“富民强兵”为中心思想，以富民促进理性思维，化解台独，再以强兵促发统一，唯有强兵促统，方可求得和统。简言之，以“富民强兵”为中心，坚持对美斗而不破，坚持对台反独促统。

在具体的政策议程上，首先是在台湾问题上需要决定的是，两岸统一问题的重要性与优先次序是否需要明确界定，比如永远低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或应该保持弹性？在以和平统一为政策的前提下，应该承认并探索和平与统一无法兼得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应如何因应？这涉及中国本身的决策意志，一旦定期的得到厘清，便不会做出违背自己意志的决策。

其次，无论上述关于统一优先次序的问题所获答案，是应该明确界定，或是保持弹性，应该思考在当下的对美关系中，如何将中国自己的能力与国家目标，对比于美国的能力与国家目标，尤其是美国决策情感的倾向？这也涉及中国的决策意志，即愿意在长期及短期中分别投资多大的力量，来约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再其次，就日本与台湾所关切的台湾有多少能动空间的问题，应如何在原则上与在不同具体议题上备妥方案？

最后，在对美折冲中应具体自问，在当下的某个议程上，台湾问题是否要拖延忍让，或在某个程度上必须采取斗争？若斗争，应该采取公开的斗争，或私下的斗争？是否与其他的议程相互牵制？

《台湾观察》2012年6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