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与美实力差距？

2013-05-02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

41年前，毛泽东为维护国家利益，舍正用奇，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确立事实上的联美抗苏战略，而尼克松返美前与中方签署的《上海公报》声明“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从而启动两国其后逐步扩大的经贸交往。中国外交的此一战略调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使中国成为冷战中地缘政治角力的最大赢家。

“入世”后中国综合国力以加速度增长，一跃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是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投票权比例从2.77%提升到4.42%，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从3.65%提高到6.07%。对外贸易更是爆发性增长。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欧盟、俄罗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时候，美国却爆发了深重的金融危机，相对于中、印、俄和巴西等新兴国家，霸权明显衰落。然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格局使美国政府难于轻易切割双边关系，遏制政策更是无法落实，这也是美国学界提出“中美国”倡议的现实背景。

中国在博弈中处明显弱势

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方面的冲突，中美两国仍然处于非敌非友状态，而奥巴马政府在反恐战争趋于尾声的时候，将军事和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决意“重返亚洲”。前国务卿希拉里更是要求中国停止扮演“崛起中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角色，不再借此“两头占便宜”，并对中国发出六项质问，要求中方实实在在地表明其崛起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美国的战略调整正在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利益。那么，中国政府到底会如何应对呢？

笔者对当前中美关系基本面的判断是，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但肯定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仍然拥有国际结构霸权，牢牢掌控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在国际金融、国际组织、国际法的制定和价值观传播等领域和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有实力推迟中国崛起的时间;美国国内有一股庞大的力量主张在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前，先发制人，防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霸权国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以武力挑战霸权国家的冲动大多不成功，而霸权国家的衰落主要基于自身的原因，并非直接源于第二或第三强国的武力挑战。作为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霸权国家美国发生直接的双边军事冲突，建立有利于双方回旋的缓冲带，基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在外交、经贸、法律、文化和互联网等非军事领域大胆博弈，谋求中国的利益。

美国虽身处霸权旁落的担忧之中，但其实力仍然远超中国，对华骚扰政策的选项颇多，在台海、西藏、南海、钓鱼岛、朝鲜半岛、中印边界、国债、汇率、人权、异见人士等问题上都可兴风作浪，一波一波地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然而，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可撬动的支点并不多，只有中俄准同盟、上合组织、美国国债、人民币境外结算等看起来稍具力度，中方显然处于弱势。

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忍让的功夫做得十分出色，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军事冲突，但是在非军事领域为国家谋求更大利益方面仍有可提高的空间。中国的GDP崇拜确实在数量上迅速提高了国家的财富，可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缺失，无法控制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工业领域长期推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虽然帮助国企获取了巨额利润，但除了高铁项目，其它领域基本上没有换来什么核心技术。在国际法领域，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条条框框，无法根据自己的利益创议国际法规。至于价值观领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根本得不到话语权，只能事事采取防守姿态。

中方应加大对美威慑力度

近年来，中国在反恐和反海盗等方面注入了更多的资源，应该说这改善了海外对中国的价值认知。不过，中国外交在国际移民、国际就业、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的投入依然薄弱。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而崛起的速度又太快，所以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大量移民、就业机会向中国的转移、老牌企业被中资收购、中国工业化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中国巨无霸经济对国际资源的吞噬等几乎一夜之间出现的现象没有良好的心理准备。中国需要应用大量人力和财力进行相应的外交和公关运作，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和国民营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社会环境。

现在西方客观上拥有金融服务、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环保与安全法规等结构性寻租特权，并借此牢牢控制其在价值链高端环节上的比较优势。世界权力的转移其实就是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所有权的转移。霸权寻租结构在特定时期基本上是固化的。发达国家在金融、研发和营销话语权方面具有优势，强调这些环节创造价值的能力，确保其有限供给与高度需求的地位，并无意主动作出调整。新兴国家若要提升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改变其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高度依赖的话，除了诉诸老式的战争或谍报手段之外，就是依靠自主研发甚至技术创新，就是依靠在经济危机期间对高端技术和品牌的收购，获得这些环节的定价权。不过，达成此一变化需要时间，而中国在短期内尚难于打破此种结构化的状态。

鉴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笔者以为，除了针对以上诸原因进行技术层面的调整之外，在战略层面，中方仍要继续顺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全面接触与交往，同时灵活加大对美威慑力度，但要保持引弓不发的状态。在中美博弈的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要绵里藏针，蓄势整盘，争取获得主动权，逐渐以小碎步推动国际格局朝有益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所谓蓄势，主要指的是增加技术与军事实力(因为发展经济业已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共识，无需多言)，建立有效的军事与技术威慑，争取让美国及其盟国知难而退。中国不要理睬西方的聒噪，应继续大力发展军工尖端技术，在核武器、洲际导弹、核潜艇、隐形飞机、航空母舰、太空武器等领域开辟新边疆，这样既可以为民用企业提供技术储备，又可以震慑竞争对手。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偶尔也需展示一下少数杀手锏，让美军不敢轻举妄动。

所谓整盘，在金融领域指的是主力机构通过运作，控制个股的价格，从而创造足够的利润空间，在此指的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主动出击，为国家利益的提升营造空间。无为而治在全球化的时代是行不通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敢于把经济当做武器来使用，可以对侵犯中国利益的中小国家，比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实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对西方个别跨国企业以潜规则进行商业打击。中国是一个导弹与核大国，根本不用担心又一次鸦片战争。

不能忘战但要“引而不发”

同时，中国要适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中东战略，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支持阿拉伯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元霸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中东石油，如果中东产油国家不再以美元作为储备和结算货币，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基本不保，因此，美国的国策是必须维持中东冲突甚至临战状态，防止中东实现永久和平。试想如果出现欧元一样的泛阿货币，美元霸权当如何自处？在中东挑战美国利益并不会给中国的美元储备带来多少损失，一则美国肯定会与中国做交易，在其它方面做出让步;二则由于这一调整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中国的美元储备可以从容解套。

中国目前的政策调整不能把大规模战争作为实际的选项，要备战不能忘战，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好引而不发，示而不用。大国崛起大多会伴随战争，但是中国当前还是要坚持慎战原则，而且确保不战则已、一战必胜。在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等先进装备具备实战能力之前中方还是要保持低姿态。当然，一些外科手术似的稳赢不输的小摩擦是完全不用回避的。

除了国际关系本身的维度，推动内政改革亦是对美外交的重要支点。实现依法治国，杜绝极左或极右思潮主导国家政策，中美关系才能在未来长期处于正常轨道。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大有裨益，但这必须是一种对内尊重个人权利、推动民主发展，对外维护民族权益、杜绝利益输送的理性民族主义。内政的改善还有助于中国创造出普世的新理念、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迄今为止，中国发展世界性软实力的措施收效甚微，自己的文化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都还无法形塑国际社会价值。在笔者看来，超越西方的代议制，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时代，融合儒家尚贤的思想，建立中国特色民主，恐怕是最好的方向。

来源：2013年5月2日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