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

台湾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

影响和干扰台湾青年认同的因素是十分多元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其复杂性。然而，如果我们以一个最主要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会与父辈差距如此之大，那么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自1895年至今，伴随台湾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大致以每2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5个主要不同世代。不同世代各自的集体历史经验塑造了不同的身份认同。

第一个世代是1895年马关割台至1925年之间。台湾人民在此阶段的前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抗日运动，这个世代可以被称为“武装与文化抗日世代”。

第二个世代是1925年至1945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共同历史，在此阶段日本将台湾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后勤基地。日本一方面在台湾加大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加速皇民化教育。

第三个世代是1945年光复至1970年之间。在此期间台湾人民普遍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世代”。这一时期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激烈变化。以廖文毅及其创办的《前锋》杂志为代表，许多原先倡议“台湾自治”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台独”转变，成为其后“台独”思想的滥觞。

第四个世代是1970年至1990年之间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世代”。这个世代普遍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保钓运动，以及此后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和蒋经国宣布解严，最后在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之后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

第五个世代是从1990年到今天。台湾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政党二度轮替以及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今天35岁以下的台湾青年以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领袖和群众都成长于本世代。

认同的不同层次与发展阶段

一般来讲，大家在两岸语境中所说的“身份认同”，大多混合了“国家认同”、“政府认同”与“民族认同”。按照四种认同所涵盖范围的不同程度，我们大致可以由大而小排序为“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府认同”。台湾有许多人的四种层次认同差距甚大，例如“极端台独”的民众可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该是“台湾国”，而“中华民国”只是当前有效统治台湾地区的政府并非国家，因此这种人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国”，政府认同是“中华民国政府”，其民族认同可能是自己新创立的“台湾民族”，其身份认同仅只是“台湾人”，最多可能还会认为自己是“华人”。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认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启蒙、学习、反思、内化、固化”等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步入社会等不同年龄时期。个体身份认同的启蒙阶段主要是于小学时期在家庭和学校形成，很多启蒙记忆对个体将来的身份认同形塑会产生重要作用。学习和反思阶段主要是在初中与高中时期，在这个阶段学校中的历史、地理、语文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身份认同具有最大的影响作用。

到了大学时期，学生已逐渐发展出独立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如果在此阶段外在环境和个人学习所接受的各种社会信息与中小学时期相同，那么自我内化的过程将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反之，如果所接受到的各种社会信息对其过去形成的身份认同有所冲击，那么个体有可能会重新反思、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当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时，其身份认同逐渐自我固化，此时大部分的个体再接受到不一样的社会讯息也很难再撼动已经固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识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在多年的两岸交流之后，许多25乃至3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为交流而改变自己原有的认同。

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策略

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课题之一是重塑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中国认同”包含了三个层次的三种概念，分别是对整体“中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公认的身份认同传统路径包括家庭父母、同侪朋友、寻根问祖和媒体宣传等。除此之外，笔者提出重建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若干其它路径选择。

一、学校师长。综观青年成长的各个阶段，对学生影响最为关键的便是学校教育。一般而言，台湾学生在学校场域活动的时间至少有16年，如此学校教育对个体身份认同影响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因此，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应从“校长老师”和“学校教育”作为切入点与突破口。

二、文本阅读。文本阅读不仅仅限于教科书，也包括各种课外读物和报章杂志。一个熟读中国历史、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的台湾人，一般而言也会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即便他再如何不喜欢大陆，也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文本阅读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其影响层次包括了理性与感性，对个体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深刻长远。

三、红利分配。面对当前台湾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局面，大陆惠台政策被许多中间商或是特定行业所垄断，未来势必需要打破这种格局，使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与实利普惠到台湾的基层百姓当中。当台湾青年自己的家庭享受到两岸和平的红利之后，自然也能感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益处。

四、政治参与。破解由于历史和现实发展所造成的认同困境，还有一种大胆做法便是为年满20岁以上的台湾公民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整个中国”政治事务的机会，并使其制度化和长期化，推动全体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塑造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

如果大陆官方单方面或是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比如在大陆的联合国代表团当中有固定的台湾籍成员，或者在大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中的台湾代表和委员由台湾民众推派，再或者开放大陆部分省、市、县政府或事业单位部门的副手乃至一把手给台湾政治人才担任，相信这些做法都会大幅提高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对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的认同。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尝不可采取一些令大家跌破眼镜、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使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