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现状和国际金融机构运行的不满和批评达到了高潮，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包括G20峰会、G8峰会、“金砖四国”（BRIC）会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边或双边会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2009年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宏观政策协调、投资、贸易以及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全球宏观经济低迷之际，人们对通过中美两国的合作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希冀。
本报告分析了短期内中国应努力的两个方向：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深化中美平等合作。在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应在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适当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在中美合作方面，双方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汇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合作，寻求两国更加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直接决定了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其他方面。本轮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监管、金融危机预警和防范以及危机爆发后救助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端。由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最重要的内容。
(一)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但是同时我们认为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
1、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1945年，成立之初由于各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手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和投票权超过60%，而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却十分的稀少。以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仅为3.72%和3.66%，印度也只有1.92%和1.8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话语权分配的失衡为发达国家在各种规则制定和对话谈判中创造了先天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分配更加客观地反映当今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首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在考虑既有经济规模等存量指标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等增量指标，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相一致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表明，2006年到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大于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方面理应更多地反映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在具体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措施方面，可建议采取以下途径：一是缩短成员国份额重新审核的间隔年限，从目前的5年缩短至3年甚至更短，使份额分配能够更为及时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二是在增加份额的过程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的优先认购权，以不按照现有的份额比例分配的非对称增发方式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股权比例；三是为了扩充自身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我们认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发行可转换债券具有可行性，并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经济状况满足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将债券转换为特别提款权，既可以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又可能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份额，进而实现话语权的提升。
其次，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具体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对话和谈判之中，在具体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应该更加积极地为保护本国利益而努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规则的制订过程，客观要求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允许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官员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具体运作当中，在基金组织高管人员的选拔方面，真正地体现公开、公正和择优任用的原则，改变过去欧美国家在领导人位置“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应该争取有更多中国籍人员进入IMF工作，熟悉规则与环境，为今后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做准备。另外，争取重新修订IMF的有关条款，如对IMF第四条款进行修订，防止其成为他国攻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借口。
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主要目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形成一种更加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水平，绝非单纯的为了终结美国第一大股东地位。相反，一个更加健全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需要美国正确地发挥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管理优势，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
2、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
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倍受争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严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占据主导地位、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内部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往往被忽略；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问题上美国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根据最新的分配比例，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而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重大议题的一票否决权，美国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往往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保持其自身霸权地位的一个工具，此外，美国过去也经常利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需要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同时，尽快废除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具体的操作方面就是要降低重大事项的通过率门槛，改为80%抑或是更低。
既然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保证其中立性、权威性以及合法性，单一的主权国家拥有对重大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显然与一个具有多边协调性质的国际组织不相适应，因而，我们迫切需要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
客观地来看，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的救助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自身的资金实力有限，短期内难以集中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发达经济体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G20伦敦峰会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的共识，通过这两条途径，来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力，以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并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2009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通过了发行债券的框架草案，拟增发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5000亿美元债券；2009年8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成员国最新配置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实资源这一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当然，随着经济虚拟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能够在未来持续地发挥其作用，需要一种长久机制以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寻求通过包括增加份额、发行债券、双边协议、借款总安排和新借款安排等多种措施拓宽其融资来源，同时也应保证其成员国和债权人的权责利统一。
4、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未来要发挥货币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核心作用，需要赋予其更多的职能。我们认为，在既有的稳定成员国汇率、监督成员国经济状况和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能之外，应该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协调金融监管的职能，以降低此类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概率。
首先，加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大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提高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控力度，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国的金融体系进行定期的评估，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和蔓延，从源头上切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播途径。
其次，加快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都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介入危机救助，这种“事后诸葛亮”性质的救助效果较差，成本较高。未来，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加大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研究，尽可能较早地发出预警信号并介入危机的救助，力争把金融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
再次，扩大基金组织监管范围。由于各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程度差异以及金融监管模式和力度的不同，使得一些重要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目前还处于监管真空的状态，这也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应当把离岸金融中心、对冲基金等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范围，尽可能减少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
（二）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由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担当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资产所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避免此类危机再次爆发日渐成为共识。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环节，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应逐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当然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期内我们认为可以采取的行动就是对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深入的改革，以推动其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特别提款权成为未来多极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极。
1、调整特别提款权的组成结构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账单位，创立于1969年，经过多次改革，目前SDR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四种货币构成，各自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4%，34%，11%，11%。该货币篮子每五年重估一次，其价值依据评估之前三个月的四种货币的权重及市场汇率确定，SDR利率是四种货币短期市场利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与它们在SDR组成中占比类似。
特别提款权诞生以后并未成为实际流通的国际货币，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比例也相对较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货币种类较少：一方面，构成货币的种类偏少使得其价值容易随着其构成货币，特别是比例相对较大的美元和欧元价值波动而波动，不利于其价值的稳定；另一方面，构成货币种类偏少，没有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使得特别提款权无法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这就决定了其缺乏合理性，进而导致了其可接受性较低。
因此，要推动特别提款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首先应扩大其构成货币的种类，逐步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金砖四国”的货币以及其他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较多使用的货币，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货币范围，在增强特别提款权合理性的同时夯实稳定其价值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种货币构成权重的设定也应当更为合理和科学，应综合考虑经济总量、经济增速、汇率稳定和贸易规模等多方面的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其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但由于当前特别提款权仅在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使用，货币可自由兑换不应成为加入特别提款权的一个必要条件，更何况一些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创新解决。在加入特别提款权的构成篮子之后，中国完全有可能将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个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2、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首先，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需要一个较大的特别提款权的存量规模，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宣布总额相当于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增发方案，但相对于美元资产的规模而言，目前特别提款权的数量还非常少。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而且在发行过程中应向更加需要增强国际储备和增加国际支付手段的发展中国家倾斜，为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创造条件。
其次，推动更多的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采用特别提款权计价。除了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之外，未来，在世界银行贷款等国际借贷中也可以逐步地转变为采用特别提款权进行计价。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之中，也可以逐步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计价，例如在全球的原油交易过程中采用扩充货币构成篮子后的特别提款权计价，可以显著降低采用单一货币计价时的价格波动性，从而利于大宗商品的贸易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再次，逐步引导特别提款权进入私人交易的结算过程。如前所述，目前特别提款权的范围仅局限于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结算，不利于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我们认为，在更多的国家货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组成货币以及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采用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前提下，特别提款权在私人领域的吸引力和普遍接受性也必然会越来越高，因而完全有可能逐步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私人交易过程中的结算工具。当然，这是一个较长过程，需要各国政府机构的引导甚至在政策上采取必要的优惠，例如一定时期内可以给予以特别提款权为结算工具的私人合同适当的税收优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内在统一的：第一，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作用和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必须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代表性和话语权。只有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更具公信力，特别提款权本身也才更具合理性。第二，寄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地发挥作用客观要求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实力，这就需要增发特别提款权和发行债券等多种手段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具体的机制设计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份额和投票权，可以同时实现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变革和国际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的扩大。总之，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以上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任何方面都不应偏废。
二、深化中美两国的平等合作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最大的债权国家和最大的债务国家，近年来两国的经济与金融的交融日益深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两国在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也都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最近，韩国某机构的研究声称，在全球综合国力的排名中，美国和中国分列前两位。 在扑朔迷离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我们在冷静和理性地看待类似这种排名的同时，应当更加深入地探究两国如何更为有效和平等地展开合作，寻求中美两国各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平衡发展。
（一）协调中美双方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方面，双方在2009年7月底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成了多项共识，为双方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奠定了基础。结合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我们分析了两国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过程中应当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1、中国积极扩大内需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下滑，出口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充分表明近年来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内在不稳定性，未来中国需要逐步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增长来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首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中国需要通过促进就业、继续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等措施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支付等手段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确保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进而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与此同时，切实贯彻初次分配过程要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原则，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收入二次分配力度，鼓励和倡导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制度，缩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能够推动消费增长的收入结构。
其次，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逐渐形成严密的社会安全网，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能。为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保障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加大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扩大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保障力度；二是通过国有股权进一步划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进一步壮大社保基金的实力；三是逐步实现农民工保障的跨地区合作，引导商业保险在农村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增加保障型住房和廉租房的供给，确保其发挥真正的作用。
再次，发挥现代金融的作用。现代金融有助于实现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能够平滑消费并且促进消费。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发挥当发挥金融在促进消费过程中的作用，提高居民获取金融资源的便利性，引导现有的金融机构逐步转变服务对象，逐渐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拓展居民消费信贷的渠道。
2、中国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生产企业没有承担由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不力、资源浪费等负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下，医疗、住房等保障不足导致劳动力成本普遍较低；工业用地的使用价格也相对低廉。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片面地放大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致使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急剧扩大，反观中国国内的消费基础却日渐薄弱，资源环境、社会保障和安全生产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今后中国应当彻底改变过去重外轻内、重投资轻消费的思维模式，依靠综合的经济和社会手段逐渐理顺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体系：首先，应该进一步严格落实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完善职工保障制度；其次，应加大安全生产、环境资源保护的认证和执法力度，引导企业逐步地调整产业结构；再次，提高工业用地使用价格的市场化水平，适度提高工业用地的使用价格，使其更加真实地反映土地价值。总之，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带来了资源的严重错配，加剧了内外经济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中国有必要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3、美国逐步改变消费模式
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与其建立在金融资产泡沫之上的过度消费密切有关。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是导致全球贸易不平衡直接原因，并带来了美元的滥发，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又是造成本轮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消费者债务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攀升，该比例从2000年的70%迅速地上升到危机爆发之前2007年的200%。美国的过度消费，除了文化传统等深层次原因之外，最为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采取了不当的货币政策，长期维持了过低的利率水平以及美国金融监管的不力，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驱使整体负债成本的趋势性下降,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信用卡贷款和其他消费性贷款的迅猛增长，信用衍生产品的创新过度，美国居民可以非常容易地取得成本低廉的信贷资金,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其消费意愿。
美国的过度消费一方面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另一方面借贷消费的风险通过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非常容易地传播到了其他国家，风险不断积累，一旦危机爆发，就迫使其他国家为其买单，本轮金融危机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需要注重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强自我约束，改变过度透支信用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美联储在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应加大对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负债程度的评估和度量工作。金融机构也应当加强风险防范,提高消费信贷的信用标准，进一步防止信用卡的滥用。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信用衍生产品的创新也应严加监管。除了金融方面的努力之外，为了抑制美国的过度消费也需要包括税收等其他环节进行配合。总之，美国应当逐步改变其消费模式，这有利于改善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储蓄率有了较快的上升，截至2009年5月，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已经达到了6.9%，这是否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应当是美国长期发展的方向。
4、美国减少财政赤字
美国政府预计2009年其联邦财政赤字将高达1.84万亿美元，据7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美国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迅速攀升的原因包括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方案，经济衰退引发的美国税收收入下降，以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支出的不断累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埋下了未来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长期隐患，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彻底康复以及国外投资者的资产安全，加大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因此，美国应当在经济逐渐企稳向好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退出经济刺激方案，特别是应当改变借助大规模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模式，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货币发行国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
（二）中美两国保持各自汇率稳定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外，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汇率方面的合作：一方面美方不应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应该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必要保持美元汇率指数的稳定。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和美元汇率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
1、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累计升值已经超过20%，但丝毫没有缓解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逐渐平衡也强有力地证明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美国的过度消费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不应该再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事。
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和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趋势，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汇率稳定可以防止热钱大量流入。汇率稳定可以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防止大量热钱通过各种难以监控的途径流入中国，冲击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进而加大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大量热钱流入导致中国资本项目及经常项目的顺差不断加大，并进一步加大中美投资和贸易的不平衡，相信这也是美国方面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汇率稳定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尽管中国倡导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应当以完善产业政策、加强环保和社会保障、理顺价格体系为主，不能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的手段。短期内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会严重损害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造成中国经济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同时，大量出口企业减产倒闭也会压缩蓝领工人和农民工就业空间，加大就业的压力，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和刺激内需政策的实施。
第三，汇率稳定有助于实现藏汇于民。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居民和企业尽快结汇是其理性的选择，因而将大量外汇集中于中央银行，加大外汇储备管理难度的同时，也无助于藏汇于民的目标的实现。
第四，汇率稳定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是相一致的，因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然要求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投资贸易活动的风险可控，也要求国外的企业和居民愿意接受并持有人民币，这就客观要求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首先，人民币汇率稳定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一步企稳回升，并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从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下起到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的作用。其次、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外国对华投资，有利于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欧美企业在危机后分享中国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的好处，增强欧美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再次，人民币汇率稳定可以减少投机性资金在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有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更加稳定。
2、保持美元汇率指数的平稳
在美元的汇率问题上，我们认为保持美元汇率指数的平稳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尽快恢复增长特别重要，这是因为：
第一，尽管本轮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但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元仍是全球贸易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有利于全球投资和贸易的恢复。
第二，保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采用贬值的手段，可以有效遏制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金融投机活动。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第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能够促进国外投资者对美国的投资，特别是产业方面的投资，有助于美国尽快走出衰退，缓解美国的就业压力。
第四，保持美元汇率稳定，可以避免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影响通胀水平，为未来一定时期内世界各国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留有余地，以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第五，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家，美国有义务通过保持其汇率的稳定，保证债权人资产的安全。
因此，我们应当要求美国及时调整政策方向，适当加强对美元汇率的管控力度，保持美元汇率指数的平稳，将美元汇率指数维持在80—100的范围之内，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
（三）优化中美双方的贸易和投资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而美国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方相互投资规模也非常巨大，特别是近几年美国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和重点地区。尽管如此，过去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环节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包括双方的相互投资结构不合理、经常账户贸易失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等。促进中美双方在不断优化投资和贸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规模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
1、扩大中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
长期以来，中美双方的投资结构严重不平衡，美国对中国主要为产业投资，而中国对美国却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投资，表现为中国持有的巨额的美国国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764亿美元，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使中国面临债券贬值和美元疲软等多重风险，资产的安全性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应当逐步调整投资结构，减少对美国债券的投资，扩大对美国的产业投资，将产业投资作为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的途径之一。通过平衡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的比例，逐步优化中国对美的投资结构。
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首先，在外汇管理、融资和税收等环节创造条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到美国投资；其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指导，定期发布对外产业投资指导手册和相关投资信息，鼓励企业探索包括直接投资、参股、并购等多样性的投资方式；再次，引导具备金融、管理、外语、法律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流向民营企业，推动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最后，中国应该继续向美方施压，要求其放松对中国产业投资的限制，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扫清政治上的障碍。
2、美国减少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
中美经常账户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据统计，从2001到2008年，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8.3%下降到6.9%。美国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是一种不公正、也不必要的贸易壁垒，扭曲了美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其丧失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同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问题，更不利于中国引进必要的技术，延缓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承诺继续放松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我们应进一步明确告诉美方，切实做到减少限制将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发展、有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有利于中美贸易的平衡以及美国所倡导的中国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在气候问题方面，美国迫切希望加大双方的合作力度，因而我们应该要求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出口方面，美方要尽可能的消除一切人为的壁垒，否则，双方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
3、加强对方投资的保护
继续促进中美双方相互投资，客观要求双方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保护对方的投资，确保对方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首先，美国必须保护中国债券投资的安全。中国政府一直主张美国有义务，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的资产安全，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对此也做出了承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要求美国有效的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和美元的发行规模，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隐患。除了宏观政策之外，我们还应该敦促和要求美国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发行债券过程中应该加大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的发行比例，配合中国调整债券投资结构，或者美国政府应当将现存的部分债券主动调整为通货膨胀保值债券，保护债权人利益；第二，未来发行债券的时候，也应当提供一些必要的抵押手段，可以将在危机救助过程中已经国有化的金融企业的股权作为抵押工具，约定债券价格降到一定程度后，债权人可以行使抵押权；第三，如前所述，美国不应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也应当保持美元汇率指数的平稳，确保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不应汇率的波动而贬值。
其次，中国也应当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力打击盗版等侵权行为，保护美国对华的高科技投资产业投资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为吸引中国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4、美国相关机构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允许并鼓励美国政府、美国金融机构及大型优质企业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中国为此可以放松外汇管制，允许发债资金购汇后汇出境外。通过这一措施，一方面有利于美国在中国居民及企业中直接推销债券；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5、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中美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有着巨大的优势互补性，促进自由贸易有利于两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时，中美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实施贸易保护不利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恢复的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特别是近期美国先后对中国轮胎、油井管以及焦炭等原材料采取惩罚性关税、上诉WTO、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如此密集的行动显然与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达成的有关共识所不相容。因此，我们应当呼吁美方真正的落实对话共识，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避免采取两败俱伤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应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审批程序，以扩大中美的经贸往来的范围。自由贸易有利于中美双方尽快摆脱危机的影响，双方应该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尽早结束，发挥双方在促进世界贸易和恢复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应有的作用。
（四）遏制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投机活动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增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在稳定石油价格上，双方的利益和关切点是高度一致的。国际市场上狂热的石油及初级产品投机活动既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和汽车产业的复元，也不利于保持物价稳定，不利于有效对付通货膨胀。中美双方应加强在能源开发及节能方面的合作，美国应保持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并加强对石油等大宗商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以有效遏制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金融投机活动。
（五）发挥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的作用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和非常巨大的合作空间，但不可否认，双方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个开展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互信和促进平等合作的平台。中美两国应当继续发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的作用，将其建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对话机制，就双方经济政治事务、地区安全和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与合作，推动两国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稳定。
未来，双方应该着手提高对话共识对双方的约束力，加大对共识涉及的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避免陷入口惠而行不实的局面。只有双方不断提高共识的落实程度，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发挥作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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