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战略与抉择。报告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和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本报告对这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缺陷进行了分析。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主要表现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以美元为主，美元仍然面临“特里芬难题”。第二，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多样化的国际汇率制度安排。第三，国际收支调解手段趋于多样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主要缺陷，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和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三个方面。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存在着三大缺陷，包括制度设计缺陷、指导思想僵化和危机管理失职。其中制度设计缺陷又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一是投票权分配不合理、二是份额分配不合理、三是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近年来出现了两方面的发展趋势：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逐渐向混业监管转变；二是全球统一监管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混业监管导致的监管低效、对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不足和国际金融机构监管失职等四个方面。
报告认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各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前景，本报告总结了七大趋势，包括国际金融体系仍将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增强、国际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逐渐强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加快、区域性的金融合作进程不断深化，以及中国走向国际金融领域的前台。
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中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其基本主张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应该“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促进改革；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三、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举措
报告提出了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五大战略举措，包括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深化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适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收益、风险、突破口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在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报告提出了五个突破口，包括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推动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理分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循序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共同防范热钱流动、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
在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方面，报告认为应首先扩大亚洲国家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尽快完善适应区域外汇储备库有效运行的相关机制，同时应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此外，也应加强亚洲国家在汇率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在适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报告认为应密切关注并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以及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后面临的风险，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循序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快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和构建市场微观基础等。
在合理布局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方面，报告认为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应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深化两地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进程应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为我所用”，即应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加大国际金融中心所需软环境的建设力度、探寻吸引金融人才的长效机制。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口：促进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开展、鼓励更多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深化内地和香港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热钱防范环节的合作。
四、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
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中长期政策取向，本报告提出了九项建议。
1.以G20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
中国应推动G20成为未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不仅是要在危机发生之时发挥其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形成长效的协调机制，为各国开展各种政策合作提供可能。首先，推动加强峰会成果对成员国的约束力。通过建立G20的常设机构，加强G20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合作等途径，提高G20峰会成果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其次，G20的举办地应更为多样化，G20的举办地不应局限于发达国家，G20在适当时刻应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再次，G20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时，应特别考虑对非成员国的影响，尽最大的可能创造共赢的局面。
2.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两轮驱动
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当把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作为重要目标，建议采“两轮驱动”方式，即分别选择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承担国际金融风险监管职能和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更为合理。
从长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扮演“全球中央银行”角色，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由金融稳定委员会承担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他机构各司其职，相互补充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分工模式。
3.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对于分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极为重要，但考虑到中国规模庞大但结构有待更加合理的外汇储备，中国将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同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等方面结合起来，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具体的措施包括：首先，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促使其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和更为多样的作用；其次，引导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之中计价和计算货币的多样性；再次，加强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为亚洲地区的货币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的主要货币积极创设条件；最后，渐进稳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的地位。
4.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
本报告认为，中国应当通过加大同亚洲地区国家的货币互换安排的规模，逐步扩大亚洲地区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范围，规范和引导人民币在边境地带的流动等多种手段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
5.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
本报告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要以金融市场建设为突破口，以此来不断完善中国金融体系。上海在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和制定人才引进方案等的时候要始终牢牢围绕金融市场的建设。此外，也应充分发挥上海的辐射作用，带动中国其他地区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逐渐形成中国覆盖广、多层次的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
6.争取国际碳金融领域话语权
本报告认为，未来国际碳金融领域的有关制度和规则安排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中国应当深入参与到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在国际碳金融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在国内，也应加强包括交易所在内有关碳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中国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居民个人等积极的介入到碳金融领域，通过推动国内碳金融的发展来提高中国在国际碳金融领域的地位。
7.增加黄金在中国国际储备中的比重
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以美元为主，外汇储备暴露于美元汇率波动的巨大风险敞口之中。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贬值趋势对中国外汇储备保值和增值带来极大的困难。据此，中国应当稳步的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增加黄金在中国国际储备之中的比重是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具体的措施方面，可以采取中央银行申购IMF出售的黄金，也可以委托适当的机构在国际黄金市场购进黄金，但需把握购买的时机和方式。
8.加快推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
中国目前金融体系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利率等金融价格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更需完善，以及资本项目下管制的逐渐放松等许多方面都需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因此，中国应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条件下，加快深化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力。
9.开展全方位的金融外交
中国除了在G20峰会、APEC峰会等多边会谈中积极表达自己的主张之外，还应区分地区，开展不同层次的金融外交活动：首先，将亚洲地区作为中国金融外交的重点地区；其次，推动“金砖四国”之间合作的加强；再次，深化中国同欧美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最后，积极探索同拉美和非洲地区开展有关金融合作的可能途径。
五、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中国在近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即近期需采取强有力的具体措施，来控制和解决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影响和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经济金融安全的风险。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风险或潜在风险，需要要高度关注和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保持主要货币和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对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和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币值稳定有助于会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恢复，进而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并逐步缓解各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为此，中国应当积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加强其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宏观政策的监督并提出实质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建议。此外，中国也应通过各种场合积极同储备货币发行国沟通，加强各国之间在汇率稳定方面的合作。
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首先，人民币汇率稳定可以防止热钱大规模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其次，人民币汇率稳定短期内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就业，进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再次，人民币汇率稳定长期看来有助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最后，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实现藏汇于民。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首先，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助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次，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外国对华投资，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更加稳定；最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扩大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发挥作用的范围。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应加强宣传和沟通，必要时给以强硬回击。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中国当然有权决定人民币的汇率的改革进程，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至关重要。
2.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
大规模跨境资本短期之内的频繁流动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可能就是短期资本的冲击。中国需要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对此，需要从国际金融监管和中国国内管制两个层次寻求有效管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手段。
在国际金融监管层面，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密切配合，加强对对冲基金等短期流动资本源泉的监管以外，改变过去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理念，通过制定严格的时间表强制成员国向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定期的资本流动状况的报告，以此来掌握国际资本市场中短期资本的流动状况，进而可以采取具体的措施。随着金融稳定委员会运行的成熟，应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作为其基本的职能之一。此外，加强主权国家特别是有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之间以及邻国之间的监管合作，具体方式包括加强信息交流和司法合作等。
在中国国内管制层面，报告提出了四项措施：
第一，稳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在宏观经济稳定、微观机制健全、金融监管有效和国际形势有利的基本前提下，循序放开资本账户的不同子项目。进一步控制资本账户开放的主动权。
第二，构建更为有效监控机制。应加强央行、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统计局、海关和司法机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也需要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予以密切配合。应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形成上述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定期磋商机制，通过数据交流和核对，得到更为合理和权威的短期跨境资本的统计数据，发现短期资本流入的惯常途径，进而对症下药。
第三，必要时采取严厉的控制手段。直接控制手段是指直接采用数量控制的方法，规定资本流动的规模。间接控制手段，是指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增加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包括外汇交易税、托宾税和无息强制准备金要求等。在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资本市场大幅动荡、国内经济金融发展出现困难或宏观调控措施不利等特别时期，中国也可尝试采取上述手段。
第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对减少短期跨境流动资本的规模非常重要。
3.促进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
中国已持续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国际收支这种“双顺差”的格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国际收支和内外部经济不平衡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更需坚持促进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现阶段中国国际收支不应以追求绝对的收支平衡为目标，而应以促进国际收支的综合平衡、减缓外汇储备增速为目标，不仅需要减少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顺差，而且也要调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者之间的结构，即在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的同时，也要促进资本账户顺差的下降。
报告认为，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就必然要求采用综合措施或者说采用政策组合进行调控。包括：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当前更需要特别重视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要求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的协调推进。
第二，调整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在出口方面，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商品的附加值；在进口方面，中国应建立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战略性储备资源的进口机制；在外商投资政策方面，对内外资要实行同一的国民待遇，在外商投资的行业选择方面应合理取舍，特别是要防止国外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向中国大规模的转移。
第三，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在外汇管理、金融和税收等环节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商务部和行业协会等部门和机构应定期发布对外产业投资指导手册和相关投资信息，不断畅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渠道。投资方式的选择上也应探索包括直接投资、参股、并购等多样化的形式，分散投资的风险。
第四，形成更为有效的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未来应更多的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等市场化的手段，以及调整利率、信号宣示等间接的调控手段辅助，不断提高调整外汇市场的操作水平。进一步建立外汇市场平准基金，以确保人民币汇率在稳定和合理的范围之内波动。同时也应大力发展中国银行间远期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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