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意识形态的建构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

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

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

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

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

殖民主义制度被迫终止后，英国的代议制捉襟见肘，不得不逐渐扩大下层和女性的选举权，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叶，互联网时代降临，社会化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平民借此“网络议院”论政，其思想和认识并不亚于所谓的贵族和精英，结果传统代议制的合法性受到理性质疑。

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文化及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区别在于，民众和经典文本之间不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介阶层。一体万象之下，每个人及其思想都是平等的，每种文明或宗教都有自己合理存在的理由，而且每个人都能直接与真理或终极本体交流，并不需要任何以牧师、导师、领袖、精英等面目出现的中介。每个理性的人，特别是实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行为能力，不需要任何人来替自己决策和执行方案。相较于优秀的专业人士，西方的议员可称无能和无聊，而中国的人大代表亦显才具不足，此一现象彰显了代议制设计的先天不足。

崇圣而务实是《周易》的基本精神。理解终极本体“太极”是《周易》的中心思想，但这并不是目的，其主旨在于指导人事，造福天下。因此，《周易》自然属于实学一脉。

儒学更是典型的实学，明确宣告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笔者不用赘述。关于崇圣，儒学以人学为核心，但有自己的终极关怀，所以具有强烈的神圣崇拜性质，也可以说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孔子继承周礼“敬天”的基本精神，视“天”为一个有意志的最高神灵，曾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同样把天看作最高主宰，他在解释尧舜传贤而大禹传子时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治理国家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的。

既崇圣又务实的儒学反对在文本和个人之间设立中介，孔子、孟子和王阳明等都认为人皆可以为圣贤，主张个人直接与终极本体自由沟通。只要众人行尧舜之道，人人都能自己做决策，都能成为圣人。在古代，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平民受到环境制约，难于介入国事或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当今之世，民众特别是专业人士参与此类事务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重光古道，宜得其时。

3.平民观念

纵观秦朝建政后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发生平民大革命最多的国家，陈胜、吴广、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等都是出身平民却有志改朝换代的风云人物。这与两大重要平民思想因素有关，一是先人接受了《周易》一体万象、万象平等的认识，二是中国缺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君权神授观念，儒生的尊君信条更多的是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当然，中国的平民观念并没有形而上化，并没有出现欧洲那种功利性、世俗性和平凡性的平民精神，这主要与秦朝开创的郡县制和工商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有关。在郡县制下，社会基层的自治程度远不如施行封建制的欧洲——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平民主导的自治城市。相较于欧洲社会理性的平民精神，中国数千年的平民观念一直比较感性和实用化，主要致力于维护和促进财富和机会的平等，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这种平民观念长期支持了中国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西方的平民精神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表现是其价值停留于形而上的层次，小集团倾向严重，有普世性不足的现实状况。在实际生活中，西方平民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早期盛行行会制），排斥异己，特别是歧视有色人种和非西方文明。这是为什么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还在殖民地推行灭绝人性的奴隶制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崇尚平民精神的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屠杀了上千万印第安人的原由。由于内外有别而呈现经验的空场，这是西方平民精神及其普世价值合法性的致命伤。

4.民主与秩序

如果中国要创造更民主更普世的价值体系，那么民主与秩序的冲突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难题。现代民主化为什么会失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缺乏成熟的中产阶级，缺乏成熟的市场，缺乏成熟的宪政，缺乏按贡献分配的制度，同时，民主也极易被特权阶层和所谓的精英所绑架，不能逃脱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所说的民主制度“寡头铁律”。

通过框架理论建构新的社会范式，创造合适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极大地缓解秩序和民主的冲突。由于邓公的努力，当今中国的社会条件越来越可能在改造（包括正向和反向操作）后接近理想的状况，这是笔者相信中国最有条件在全球率先推行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的原因。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是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诸要素有机的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各阶层达成平衡企业利润和民众福利的社会契约，经济政策不再仅仅以追求GDP为目标，而是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节制利益集团的欲望，促成中产阶层的强大，并在宪政内以新的形式赋予他们直接介入公共决策的权力，那么民主与秩序才会得到兼顾，而民主化转型才会更容易成功。

5.民粹主义

进一步提高民主化和普世程度遭到西方统治阶层的普遍反对，最主要的阻力来自政客和金融利益集团，其借口是新的体制会滋生民粹主义。这种对变革要求的回应实际上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民粹主义正好是中产价值观的对立面，恰恰是反市场、反宪政、反专业精神和反按贡献分配的力量。中产阶层精研自己的专业或手艺，获得了相当的理性知识，秉持个体主义的自我判断，接受市场择优安排，尊重独立的司法体系，并不盲从任何政客或激进主张。通过自身的专业训练和工作，他们对人的有限性深有体察，天然地反对专制和集权，不会受到乌托邦理想的诱惑，也不会去崇拜所谓英雄豪杰或自以为是的精英。

在中国意识形态重建的事业中，植根于《周易》的儒学和墨学会焕发青春，其价值传统能够服务于执政党把工人和农民培养成新兴中产阶层的目标，制止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两大学派的核心思想都符合当代中产阶层利益，与民粹价值背道而驰。

经过儒学和墨学救济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可以继续保有其自由民主、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等品质，还能以新的思想武器打击特殊利益集团，清除民粹主义，顺利地走向市场化贡献主义。新型意识形态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尽量照顾每个人的权益，绝不是任由特殊利益集团违规占有巨额财富却对大多数人口惠而实不至；新型意识形态支持中产阶层择优务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坚持根据市场上实现价值的劳动来分配的制度；这种意识形态以大众民主为最终目标，让懂行的专业人士参与各行各业的决策。

结语

1989年，笔者有幸聆听了谢韬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礼堂主持的一场意识形态论战，即新权威学派和自由派之间一次著名的面对面辩论，吴稼祥、张炳九、郑也夫、黎鸣、吴廷嘉、沈大德、荣剑等公众人物上场。笔者当时的立场是在新权威主义一边，因为年少的我觉得高质量的民主化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尚不成熟。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国家的时遇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体（就影响力而言）已经转换为拥抱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中产阶层，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尚未体现这一影响深远的变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给中国改革带来极大副作用的新权威主义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中国发展到了走向依靠中产阶层的新秩序主义阶段。坚持中道治理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不认同社会革命，但视建立以市场择优、司法独立和中产专业人士民主决策为主要特征的新秩序为己任。

《天大报告》2012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