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 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 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 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 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 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 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 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 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 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 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 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 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