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会稽山
2021-09-24
香港的房屋问题久而未决已经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原因，而是系统性、根本性、全面性的原因，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深层次矛盾。
【按】2021年7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指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一举扭转香港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是“一国两制”的重要里程碑。天大研究院从2021年8月期起发表系列文章，进一步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共识，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推动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7月16日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扭转了香港乱局，畅想当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香港经济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宁，现在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香港将告别劏房和“笼屋”。夏宝龙主任的讲话，再次代表中央向香港释放了重大政治和政策信号，充分彰显了中央维护特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香港特区政府要有所作为，迎难而上，积极施政，特别是要尽快解决土地房屋问题。
房屋问题始终是香港挥之不去的阴霾。历届特区政府都明白这是治港政策的重中之重，并不是没有努力过，但问题不仅始终得不到解决，还不断恶化。为什么开发土地这么难呢？不搞清楚主要矛盾、不找准动刀的方位，无论如何努力，问题注定依然无解。香港的房屋问题久而未决已经不是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原因，而是系统性、根本性、全面性的原因，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房屋问题的症结
第一，高地价政策是香港的立足之本。由于英国一早给香港定下低税率政策作为核心竞争力，因此政府所面临的就必然是税收不足的局面，为了弥补财政缺口，英国就想出了通过卖地来获得收入的方法。要保证土地的收入充裕且稳定，那就必须通过供不应求来维持地价居高不下，这就是为何香港在英国手上发展了150多年，但仅开发了土地总面积约四分之一的原因。如果现在要短时间内加大土地供应，高地价政策势必会无以为继，那么财政缺口如何弥补？尽管现在维持高地价政策已经不是香港的唯一选择，但长期以来政府对此已经形成了依赖，要放弃高地价政策就必须另外寻找足以代替卖地收入的开源途径。那么，香港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肯定要大动干戈，例如低税率政策的改变，将会给香港经济带来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会不会旧的收入没了新的收入又不来？即使来了肯定也没有卖地这么简便、稳定。以香港政府的能力和魄力，他们有这个壮士断臂的勇气吗？关键还是要看香港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
第二，香港的高地价政策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两者形成了共生关系，政策的改变会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必然会阻挠改革。超级富豪的能量之巨大，香港政府根本不敢或许的确没有能力与之抗衡，例如矢志解决房屋问题的两任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明明公认有心有力但却被搞得灰头土脸地下台。又例如，香港极端的保育理念哪里来的？保育团体的资金又是谁提供的？他们真的是为了保育还是为了阻挠土地开发？香港一向是所谓的官商共治社会架构，政府和商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要说触动富豪的利益，有的人甚至还巴不得讨好之，例如明显偏袒地产商的特首曾荫权，公认无德无能却反而可以顺利完成任期。再者，香港的高官在卸任后进入大型商业集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的“旋转门”文化至今仍然存在，谁能证明当中没有延后利益呢？
第三，香港的房屋问题已经造成了民众的分裂。据统计，香港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自有物业中，另一半人口租住各类公私营房屋，两者的利益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因此无论政策怎么调整都无法赢得民众的一致支持。房屋是香港民众资产保值增值的最重要途径，可谓是安身立命之本，如果以后房屋的供应源源不绝，原有的房屋价值必然受损，那么全港上百万小业主一定会竭尽全力反对。我们看看当年谁最反对“八万五”就知道，反对23条只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外衣而已。然而，房屋问题不解决，香港注定死路一条，2019年的暴动就是最大的教训，所以改革是必须的，而这就势必会得罪香港一半的人口，而且是更具实力的一半人口。目前，香港政府政策取向是两个利益群体各占一半，谁也不敢得罪，任由问题拖延，但这其实还是向能量更大的有房一族低头了，因为拖延问题就是继续维持高房价。
第四，香港房屋问题解决的关键环节是“人才”。香港政府的“人才”对深层次矛盾的理解太不透彻，例如在房屋问题上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是要解决居住问题还是置业问题，两者的解决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思路不清导致房屋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居住和置业看似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其实是可以完全切割的，满足了置业需求，自然满足了居住需求，但满足居住需求并不能满足置业需求，因为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而置业则不是。如果香港是希望优先满足居住问题，就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建设公屋，将置业的门槛尽量提高；如果是更重视置业需求，就应该增加供应，控制价格，将置业的门槛尽量压低。然而，香港政府对两种思路无分轩轾，看似兼顾了不同人的需求，结果却是两边都做不好。与内地省份相比，当前香港政府极度缺乏发展的大局观，规划也不具前瞻性，简单而言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干好。
夏宝龙主任日前表示，希望香港在2049年前“告别劏房、笼屋”。中央过去大多只会对特区工作提原则性意见，此次讲话提出如此明确、可量化的指示，实属非常罕见，这也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和急迫性。政治敏感性强的人都会理解，香港的房屋问题在中央眼中已是事关管治稳定的原则性问题。然而，特首在第二天仅表示夏主任说的告别劏房是“长远愿景”，以响应中央的指示，且又重复了一遍港府现有的政策。告别劏房只是“长远愿景”吗？劏房居民恐怕一天也不想继续住了吧？在各界狠批之下，如梦初醒的香港政府这才开始正视问题，例如财政司司长迅速探访劏房居民，又在网志中大谈如何告别劏房，似乎这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那他有什么良策呢？他祭出了多年的老调：增加供应、简化程序。这些谁不知道！香港不缺土地，缺的是开发土地的勇气和智慧，缺的是“人才”。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香港又何尝不是呢？因此，香港的房屋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政策建议
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晰了，但需要港府去做去推动。韩正副总理早前指出，要解决香港住屋问题难度很大，但总要有开始的时候，否则最后损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难度很大但并不是没有办法，世界上有很多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一是要勇于放弃高地价政策。做地主虽然舒服但长此下去必然丧失竞争力，应该倒逼自己，努力促使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开拓收入。当年董建华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曾尝试推动数码港、硅港、中药港等规划，以摆脱对地产的依赖，但最终不敌顽固势力的阻挠，要么无疾而终，要么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地产项目。创新科技产业是当下的全球潮流，如果董建华的规划能够落实，香港不至于落得今天的地步。虽然失了先机，但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只要能够找准方向和定位，以香港在高等教育的优势不愁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然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港府要有一往无前的决心。转型升级必然是痛苦的，但凤凰涅槃方可重生，香港不缺高瞻远瞩的人，缺的是有能力带领香港前行的勇士。
二是要敢于向既得利益者开刀。古今中外的既得利益者，都会一边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一边处心积虑打压试图分一杯羹的后来者。这就是为何全世界都在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但香港通过地产发迹的超级富豪却大多对此不屑一顾，甚至想方设法暗中阻挠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后来者弯道超车的最佳机会。既得利益者又试图左右政策甚至暗中操控政府，决定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香港虽然有廉政公署，但充其量只能治理一些低层次的贪腐，对官商共治模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完全束手无策。打铁还需自身硬，香港要打击既得利益者就要先斩断政商界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当局要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赖于更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更有力的执法机构。
三是要更重视香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要局限于眼前的蝇头小利。在港英的愚民教育之下，香港人大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的短期好处，而不顾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短期而言，要让上百万小业主支持新的房屋政策，同时放弃一直以来已经奉为金科玉律的观念：高房价是财富保值增值的最佳渠道。要让所有小业主知道、更要让他们有信心，只要香港的明天会越来越好，即使今天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一点损失，将来一定能够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如果能够令有物业和没有物业者的利益趋于一致，那么房屋政策就容易获得大众支持从而事半功倍。长远而言，香港必须改革教育，培养民众的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明白个人利益要让位于整体利益。
四是要改革香港政府，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香港的问题，说到底，关键的还是在于人，目前充斥庸官的港府几乎不可能拓展新局。港府要淘汰庸官，首先就是要改革产生庸官的体制。很多人本来一腔热忱加入政府，但在僵化的体制下不知不觉被改造成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行尸走肉。例如面对繁冗且不合理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公务员往往想到的只是怎么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而不是怎么改革弊端。因为根据现行体制，只要按照规章工作，哪怕成效再差也没有任何责任，还可以确保升职加薪继而平安退休，如果试图挣扎反倒容易因为损害同僚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随着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行政主导体制将重新建立，未来港府能否实施有效管治，能否定下正确的房屋政策，改革体制和公务员队伍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