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立法会议员 邓家彪
摘要：本文回顾香港立法会发展，指出第五届香港立法会被反对派主导，议事低效且成极端政客秀场，第六届反对派行为升级引发“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夏宝龙提出“五个善于”为爱国者议员立标。作者作为第七届参与者，见证了这一积极变化：一是核心职能提升，如审议《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时，广纳业界意见、促政府“同步施工”、实现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提升法案质量与公信力，凝聚共识；二是职能深化，通过实地视察、申诉处理及跨境考察交流，体察民情、推动政策、促进认知；三是主动作为，成立小组委员会搭建政策聚焦平台；四是总结五项原则，包括做好法案审议、议会常态化走进社会、鼓励设专题小组委员会、多元传播、不忘初心使命。最后指出，“完善选举制度”与“爱国者治港”扭转立法会政治生态，为履职和良政善治奠基，新时代立法会稳步前行。
一、拨乱反正的历史必然
本人曾担任第五届立法会议员（2012-2016年），亲身经历了立法会被反对派主导的不理想状态。彼时，立法会议员被媒体塑造为必须“依理念行事”和“以选民为先”，而忽视“议会作为整体”的宪制伦理和社会价值，不讲团结协作，只讲阵营对立和社会撕裂，导致议事效率低下，甚至沦为个别极端政客的表演场。及至第六届立法会，情况更为极端：从宣誓风波开始，反对派有系统地背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忠诚（即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对一国两制的尊重。其行为逐步升级，最终演变为2019年的“黑暴”和港版“颜色革命”，企图以战争式对抗瘫痪议会、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表明：反对派议员为谋求自身政治利益，持续破坏立法会的有效运作、公众形象和宪制功能，只会令立法会丧失其核心功能，彻底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因此，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果断释法并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确保立法会议员必须是贤能爱国者。此举标志着香港立法会拨乱反正的开端，更是香港由乱及治、迈向良政善治的关键转折点。全国人大相关决定明确指出，完善选举制度旨在“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并强调必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切实提高特区治理效能”。随后，夏宝龙主任提出的“五个善于”（善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善于破解发展矛盾、善于为民众办实事、善于团结力量、善于履职尽责），更为爱国者议员的能力与行为树立了清晰标准。
二、新一届立法会的实践：效能提升与职能拓展
作为第七届立法会的参与者，本人亲身见证并体验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立法会运作发生的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核心职能提升：立法审议更深入、更高效、更具公信力
立法是立法会的天职。本人本届曾两次担任法案委员会主席，其中审议《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下称《强报条例》）的过程尤具启示意义。
《强报条例》具挑战与争议，该法案要求25类特定专业注册人士（涵盖教育、社福、医疗等领域）承担强制举报虐儿的法律责任。立意虽善，但实践层面引发巨大争议：专业范围界定是否合理（为何不包括家庭佣工、教练等）？“严重伤害”的判断标准模糊（如掌掴、打手板是否需立即报警）？强制举报是否剥夺专业判断空间？实时举报是否必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相关执法部门能否承受？这些问题直接触及法案核心执行者的疑虑。
要厘清当中的法益与伦理，这对委员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故委员会历时近11个月、召开9次会议，进行了深入审议。关键策略在于：
第一，广纳业界声音：采用“议员提名制”的方式处理公众参与，经议员提名，邀请80多个具代表性的专业团体（并非个人），分医疗、教育、社福三组专场出席表达意见。此机制确保了参与团体的专业性和代表性，促进了议员与业界的实质交流，使意见聚焦法案内容本身“有备而来、有的放矢”，有效防止议题被“骑劫”。
第二，促成政府“同步施工”：在法案未通过时，推动政府部门开展拟议法例中赋权部门发出《强制举报者指南》（依法例第7、8条：署长可发出指引）的筹备工作，令立法效果和法例门槛更具预见性。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前，政府绝不会在未通过法例前就准备“指引”，但基于现时议会与政府以互信为行事基础，一切以“结果为目标”(即齐心加强保护儿童)。故此，政府在立法审议阶段，就组织医疗、教育、社福三组顾问团，筹备指南，并争取在审议阶段就指南草稿征集意见。
第三，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法案委员会与政府当局保持紧密沟通，避免只在会上对话，同时着重会外沟通协作，举例，给予政府更宽松的立法时间表（如两个会议可相距两个半月）准备。政府展现诚意，从善如流，根据审议意见提出多项重要修正案，大幅改写原草案：引入更清晰具体的“严重伤害”定义列表、将罚则改为情节严重者（如明知故犯或后果严重）才处以监禁的两级制。
成果与意义：
提升法案质量与认受性：深入审议和吸纳专业意见，使最终法案更符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赢得了法案委员会及主要政团的广泛支持。
展现议事质素：即使面对非委员会议员提出“加辣”修正案（指刑罚过轻）时，多数议员基于情理和审议基础进行有力反驳，未再出现“含泪支持”等消极场面，体现了理性议政的新风。
凝聚社会共识：重视并响应业界忧虑，减轻其心理压力，将“被强迫感”转化为共同承担保护儿童责任的“齐心协力”（“望多一眼、行多一步”）。此过程本身即是立法会提升立法能力、凝聚社会的体现。
（二）职能深化：体察民情、推动政策、促进认知
新一届立法会积极拓展其功能，更深入地联系市民、了解政策、推动发展。须着重实地视察与申诉处理，让市民看到议员走出议事厅，“落区”访民情、察实况、做调研，切实发挥官民桥梁作用。担任申诉个案主席期间，收到团体申诉要求改善露宿者支援政策（尤其关注女性露宿者需求），随即组织实地视察庇护宿舍（含女性专区），亲身评估管理、私隐保障等情况，避免仅听取单方面申诉，为政策检讨提供了客观依据。议员通过实地视察，也能更有效把握问题症结，提出务实建议，推动社会关注和政策优化。而议员通过实地视察居民关心的问题，借助媒体报道，强化了议会实干为民的公众形象，增强了公众对议会的信心。
强化跨境政策考察与交流，引进国家先进技术和经验。本人任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利用休会期组织访问广东省，考察内地养老服务。议员亲身考察加深了对内地养老模式的理解，也有助引起社会效应和关注，并在轻松环境中促进了议员与官员的全过程交流，共同认识化解潜在分歧。
（三）主动作为：成立小组委员会搭建政策聚焦平台
在议会内成立专题小组委员会，也是本届立法会议员采取更主动、深入推动某范畴或主题的政策的平台。例如，本人先后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成功推动成立“改革扶贫政策和策略小组委员会”、“巩固及促进九龙东第二个核心商业区政策事宜小组委员会”。成立小组并担任主席，透过六次会议、两次视察和一份议会研究，透过议会促使政府推动九龙东CBD迈向产业发展，主动招商引资，推动政府变革管治方式。
（四）总结和建议
总结第五届及第七届立法会的工作体验，归纳五项原则：
- 做好法案审议工作属最优先职能
在与政府积极互动的态度下，议会担当政府和社会之间桥梁，特别在具争议的法例制定过程中，可考虑利用“议员提名制”的听证会，扩大公众参与度，让社会或界别声音在审议其中，同时可避免议题被政治骑劫，让社会看到议会实实在在地为立法进行工作。
- 议会走进社会常态化，落实“爱国者治港”下的议会更具社会和界别多元性
议会本应该是一个整体，揉合不同界别出身的议员，“落区”绝不能只是地区直选议员的专利或专长。因此，善用立法会整体平台，常态化落地视察的机制，例如立法会与十八个区议会交流及听取区议会提出问题后，可拣选一定数量议题落地调研视察，又例如申诉制度进一步强化落地视察的工作方式。
- 鼓励议会设立更多具时限的专题小组委员会，作为让议员主动推动政策的有效工具，强化自下而上的政策倡议功能
议会不应只被动配合政府施政日程，还应主动推动政策，今届立法会至今成立了约三十个专题小组委员会，小组数量和类型多元化，足见议员的积极性。然而，三十个小组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人数明显仍存在差距，建议增加议会资源，以开设更多小组委员会。同时，应如同“动议辩论案”一样，采用“稀者优先”和“抽签制”来确定小组委员会的成立，突显成立小组委员会的重要性。
- 建立多元传播渠道，简明扼要通俗化落地解说，体现为民众办实事
政策法例原文繁琐难懂，市民忙于三餐难以花费大量时间审阅条文，因此议会必须担任解说角色，深入社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市民讲解政府的立场、法规与政策，例如走访地区、工会、商会就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进行大量解说，保证惠民政策能够有效落地之余，市民亦能感受到“由治及兴”的果实。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刻认识其权力源自国家与民众的授权。身为香港的代表与社会行为的表率，应克己奉公，以身作则；深入了解社会实情，聚焦民生福祉，积极为民发声；致力团结各界，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坚定在议会中维护法治公义，全力保障国家安全，积极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三、新气象与新使命
“完善选举制度”与“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从根本上扭转了立法会的政治生态，终结了过往的对抗与瘫痪。通过《强报条例》等法案的审议实践，新议会展现了立法核心职能的显著提升——审议更深入、互动更良性、效率与公信力并重。同时，实地视察、跨地域考察、有效处理申诉以及设立专责工作小组等举措，有力拓展和深化了立法会体察民情、推动政策认知与发展的功能。这些结构性的积极变化，为立法会有效履行其宪制赋予的立法、监督、代表职能，促进香港良政善治，维护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立法会，正朝着提升治理效能、更好服务香港市民的方向稳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