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桐山
2021-11-24
【按】2021年7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指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一举扭转香港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是“一国两制”的重要里程碑。天大研究院从2021年8月期起发表系列文章，进一步凝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共识，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推动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上提出，畅想在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香港经济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安宁，各项社会民生问题将得到极大改善。香港市民最关切的民生问题，除了高得吓人的房价，公立医疗系统的低效率和人满为患也是重要的一项。
香港的公立医疗系统的确是公平价廉（领取综援者更可免费），公平只是代表“人人一样”，但结果是“人人一样的差”。在效率、患者体验方面，大部分体验过公立医院门诊或者住过院的人都会摇头叹息。近期，香港著名媒体人江迅先生在公立医院的遭遇及最终不幸离世，就是明显的例证，也因此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公立医疗系统弊病的关注。
香港医疗系统的硬伤
一、 医护不足，且分布极度不均
从人均医生比例来看，香港目前每千人只有两名医生，医患比例远远落后于新加坡（2.5名）、日本（2.5名）、美国（2.6名）、英国（3.0名）和澳洲（3.8名）等发达经济体。根据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医疗人力推算2020》的数据，香港医生人手会长时间持续短缺，到2030年及2040年，将分别短缺1,610名和1,949名医生。
每年冬春季是流感高峰期，香港公立医院都会爆煲。急诊室排队时间要超过六小时，病人才可以见到医生，入院病人要等候两天才有病床分配，病房入住率达到110%至130%。医院长期超负荷运行，导致医护和病人都怨气冲天。如果是看门诊，例如内科、眼科、矫形及创伤外科等，平均轮候时间分别长达133周、123周及119周，相当于由确诊到治疗要等两三年，很多人都由小病等到变成大病。这就是香港公立医疗系统的现状。
香港有一半医生在公立医院工作，但他们要提供全港九成的住院服务，其压力可想而知。相反，拥有全港一半医生，但只为一成香港市民服务的私家医院，却收费高昂，一次普通住院动辄十万八万港元，普通百姓根本难以承担。
二、 医护团体严重排外
以医委会为主的香港医生团体，把持着组织注册医生考试、纪律聆讯等重要职权，长期排拒外来医生，且这种情况在回归后日益严重。根据特区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1991至2000年期间，非本地培训医生在港注册高达2,224名，占同期在港新注册医生人数4,950名的45%；2001至2010年期间，只有366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在港注册；2011至2020年则有396名。这说明回归后，在港注册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是回归前的两成都不到。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回归前，香港尚且承认英联邦的境外医学学历；回归后，既不认英联邦培训医生的学历，也不承认内地的学历。两头都不认，能来港的境外医生自然少之又少。
医生团体严重排外，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医生拥有专业知识，一般都自诩地位超然，不希望有外来人挑战他们的权威，也认为只有同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评判自己的工作，形成所谓的“医医相护”。英国殖民地管治一直都是借助本地精英阶层来稳定管治，使得医权主导问题更加突出。
其次，香港只是一个小地方，本地医生来来去去都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两家大学培训出来的。这群人出身、训练和利益完全一致，相互之间不是同学就是师生关系，形成了天然的、根深蒂固的小圈子。这一点与内地、美国等地区不一样。深圳一家医院的医生，可能来自广州、北京、上海等不同的医科大学，其小圈子关系自然没有香港的本地医生之间的关系那么紧密。
因此，香港的本地医生团体几乎完全自主，欠缺制衡机制，某种程度上连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深知，只要海外医生输入少，本地医生的占比就会越高，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就会越大，甚至可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政府。2020年，部分医生以罢工的形式要求特区政府对内地封关，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 香港公立医疗资源无法应对人口老化问题
根据特区政府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所提供的人口数据推算，香港人口将由2016年年中的734万增加至2043年年中的822万，达到顶峰，然后于2066年年中回落至772万。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将持续老化，其速度会在未来20年显著加快。同时，剔除香港外籍家庭佣工，据推算香港65岁及以上长者的比例，由2016年的17%将增加至2036年的31%，到2066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37%，可谓满街都是银发族。
根据香港医管局数据，2020-2021年度，医管局专科门诊求诊人次达747万，较十年前（2010-2011年度）增加了约84万次。病人住院日次（包括住院及日间住院服务）由十年前（2010-2011年度）的766万次增加至2020-2021年度的820万次。这其中老人就医的占比较高，发生在老年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医患矛盾也呈尖锐化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医疗系统资源本就捉襟见肘，很难再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应对诸如疫情等突发性危机。如果香港再不未雨绸缪，对公立医疗系统进行改革，香港将很难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
引入外来“活水” 盘活现有资源
一是大量引入境外医护。这一点特区政府近日已经取得一些进展。香港立法会10月三读通过《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放宽海外医科毕业生来港执业，当中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及非永久居民。新例下，本身为香港永久居民，或者具备专科资格的非香港永久居民，获公营医疗机构聘请为全职医生后可申请成为特别注册医生。
这种“特别注册”制度，不会引起香港医生水平的下跌。因为海外医生在当地本身已经通过考试，具备专业资格，来港执业不仅要通过考试，而且还要经过医疗机构的严格把关，并且每年也会进行在职评核，可谓多重把关。那些所谓的“担心影响医疗质素下降”，只是排拒引入“活水”的借口。
二是特区政府要改变输入人才的策略。香港是区内收入较高的地区，是很多人才向往的地方，因此特区政府素来存有一种自我优越感，无论是推出的“优才计划”还是“专才计划”，都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有限的名额，例如每年人才引进只有一千至数千个名额。这种思维在这个抢人才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
无论是新加坡、东京等国际城市，还是国内的一二线城市，都在大力抢夺人才。只要满足一定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要求，就可以落户；如果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士，更可以得到奖金、房屋津贴等激励措施。人才是越多越好，在香港人口老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正需要加大人才输入力度，既可以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又可以降低人口平均年龄，有助于解决香港诸多的社会难题。
特首林郑月娥在最近的一份《施政报告》中表示，香港正面对人口急速老化及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挑战，人力资源供应面临瓶颈，需要吸纳更多非本地人才，丰富香港的人才库，推动高端经济发展，把握住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大湾区发展带给香港的机遇。然而，特区政府所推出的引进人才措施，只是进一步将“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增加至4,000个，以吸引世界各地优才来港工作。从近年“优才计划”的数据来看，2006年“优才计划”推出之后，当时的配额只有1,000个，且每年的配额都没有用尽。到2020年，政府将名额增加至2,000个，到2021年又增加至4,000个。增加配额不等于吸引人才，特区政府即使把配额增加至每年100万个，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没有好的吸引人才政策与措施，只增加配额是不会吸引到人才的。香港每年1,000个配额尚且用不完，足以说明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特区政府应该改进措施，主动吸引人才，更要把“设限”改为“设目标”。责成专责官员积极主动地到内地和海外宣传香港好的吸引人才政策，想办法吸引人才前来香港，参与香港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仿效内地医保制度，推进较为灵活的医疗改革，盘活医护资源。香港的公立医院、健康院等机构属于公费医疗，收费的确便宜。这些公营机构都是香港医管局管理，由公帑建造、运营，其管理理念僵化、落后。相反，无论是内地还是台湾地区的医保制度，都较为灵活。
市民需要的是一套医保制度，政府负责满足市民的基本医疗需求。这套制度需要政府注资，也需要市民承担部分支出，是较为灵活的方式。私人医院、私家医生，只要符合政府的要求，通过政府的审核，也可以为市民提供医疗服务，费用由医保支付。如此一来，香港就可以把非公立医疗机构拥有一半的医生资源盘活，让他们一起来为市民服务。
当然，正如内地的医保制度一样，私人投资的医院也可以用医保，但各项药物、服务范围等都有其规定。只有在医保名单中的内容才可以报销，价格也需要政府核准。而且，这不会影响私家医院向有钱人提供价格高昂的新药物或新服务，那是需要自费的。
香港医学界过去就曾建议，利用私营的3,000个普通科医生及3,000个专科医生，在社区照顾所有病情稳定的政府专科门诊病人，方便病人去就近的社区医生处复诊，可以节约公立医院大量的资源。这样医疗系统马上就能“拨乱反正”，对于公私营机构、医生及病人也是三赢的局面，然而特区政府墨守成规，没有积极推动这项改革。医疗是老百姓的核心关切，如果不尽快改善，未来十到二十年，病无所医、老无所医或将会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大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