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魏南枝
2022-2-7
目前，香港局势发生了转变，大局稳定了。然而，香港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格局没有发生改变，民心尚未真正回归。疫情下香港与内地长期未能“通关”，两地社会变相“脱钩”导致人心隔膜逐渐加深。香港工作一定要抓住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摆脱选举政治的制度陷阱，回到推动高效善治的行政主导制，从基层入手、走群众路线，在逐步改变港人“后殖民地”思维的同时再次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人心回归。
香港的选举政治
如果香港工作继续以选举政治为中心，或者让选举政治与有效管治成为“两张皮”，就会落入制度和议题的陷阱。
- 选举政治“中心化”撕裂了香港社会。香港选举制度是几十年前建立的，已经和当前香港政制、经济和社会以及国内外实际情况脱节，对“一国两制”的发展和完善形成掣肘，其诸多漏洞更是被反中乱港分子充分利用和操控。回归以来，因选举政治泛滥，香港社会日益政治化，每选举动员一次、香港社会就被撕裂一次。
香港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复杂性，因各种历史因素天然“仇中”或“反共”的人群比重不低，许多人对内地、对国家有怀疑、疏离、排斥乃至仇视心理。香港一方面在社会构成上具有高度复杂性，另一方面在政治参与上具有全球少有的开放性。
香港社会对“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难以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加上香港回归后延续了殖民时代的官商共治模式。大资本财团垄断香港资源分配，控制香港话语权，专业人士和真正受到尊重的社会精英越来越被边缘化，底层人民的疾苦特别是住房、交通、教育等问题被漠视。上述经济民生问题被引导为反对“一国两制”、通过“选票”寻求出路。香港选举日益偏离“爱国者治港”原则，不仅将香港社会推向高度政治化和政治价值撕裂的深渊，而且以选举政治来对抗中央对港行使全面管治权。 - “捆绑”式选举政治降低了香港管治效能。近二百年殖民史导致香港社会对“钞票”和“选票”的认知深受英美影响，将英美视为香港经济繁荣的根源，将英美政治制度视为香港民主政制的标准。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故意放任地产、金融财团垄断香港，造成了香港非常畸形的“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和泡沫化严重，香港社会结构日益板结化。香港崛起过程中引以为傲的“狮子山精神”指的是能吃苦就能赢得成功，但是现在的经济社会结构导致普通人缺乏依靠自我拼搏就能赚到“钞票”、实现成功的机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教育界、新闻界、社工界等由“黄丝”主导，导致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很低。
回归一段时间后，中央惠港政策所带来的红利和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未普惠大众，加上香港舆论主导权长期由大资本把持，香港各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被解释为源于“一国两制”，激化了香港普通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不满情绪。
去殖民化和香港治权的真正回归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共同的内核是香港治理需要在人心和认同方面实现“二次回归”！但是，这个“二次回归”并非能够一蹴而就，更不可能通过选举政治实现。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即使选委会、立法会和特首选举这三场选举能确保让“反中乱港者”出局，但如果香港的管治效能未能提升，如果大多数香港市民没有感到因为《国安法》落地、选举制度改革和“爱国者治港”而提升了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么，香港的选举政治还可能陷入脱离广大香港市民的“空转”，香港实现人心回归的难度反而越来越大。
提高管治效能重在制度、关键在人
香港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一国两制”率先尝试，落实“爱国者治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从“培养人”和“改制度”两个方面相结合进行突破。
-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和完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任何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关键在人。香港必须形成培养、遴选和历练足够多德才兼备的爱国者的一整套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爱国者治港”。
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用适合香港的方式打破现有既得利益结构，让香港社会有充足的培养“真正爱国者”的土壤。如果不能打破香港既得利益结构、不能掌握香港的经济命脉、不能为大多数港人提供就业岗位、不能切实提升香港民生、不能掌控香港社会话语权等，就无以从青少年开始广泛培养“真正的爱国者”。另一方面要在香港施行贤能政治，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由于特区政府官员对内地政治文化缺乏了解，对“中央政府将继续全力支持香港”等表述容易理解为“无论香港特区政府做好做坏，中央政府都将支持”。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中存在不敬畏和不愿意被中央政府问责的群体心理，对此，应当更好地结合香港实际、充分行使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的问责权力。特区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缺乏职业安全感和稳定感，公务员退休前后待遇差别太大，导致特区政府人员事实上对商界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香港需要从制度层面建立起香港政务官和公务员与祖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社会存在一批“假爱国、真爱利”的所谓“爱国者”，他们博取政协委员等各种身份头衔，然后以此到内地赚钱，赚大钱之后捐小钱表示自己“爱国爱港”，而这些“爱利者”往往在香港本地缺乏社会认同和社会根基。此外，香港还存在一批“突然爱国者”，眼见中央出手，迅速包装自己“爱国者”的形象。大部分香港市民不能捐钱去证明自己“爱国爱港”，又缺乏与对港工作部门和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沟通渠道，无力在现有香港选举和政制体制中“发声”，感觉自己成为相关部门“看不到”也“不会看”的“被沉默”的大多数。这种社会现状和社会心理都不利于香港社会对“爱国者治港”形成准确认知和广泛认同，也不利于提升管治效能。 - 尽快提高香港特区政府服务基层的意愿和效能。香港特区政府提升管治效能的根本问题在于改变政府人员的思维。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施政往往被选举政治牵着鼻子走，实际治理缺乏谋划建设发展的站位和眼光，例如特区政府施政报告往往林林总总写了数百项工作举措，但大多数又碎又小，而且往往是既得利益的体现或固化，既无总体上的政策规划、也无长远的战略目标。特区政府只需要“依法行政”，中央和香港市民都缺乏对其施政效果进行督办和问责的机制。因此，特区政府及各种专业团体、咨询机构等缺乏服务基层的意愿，也没有提升管治效能的动力和压力。
特区政府实际运行是由公务员主导，而公务员的录用体系成为公务员系统“自运行”的核心，面试采取长官一票否决制度，主导面试的政务官们会设计各种复杂的问题，将公务员体系变为一个“自我控制的循环体系”。事实证明，这套体系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度并不高，客观上不利于落实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和提升香港管治效能。
政策建议
“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香港新选举制度，应实现从选举政治向高效善治的行政主导制的转变，提升管治效能，建立选拔培养贤能“爱国者”的体制机制。
- 将香港与内地正常通关做成“民心通”工程。当前，内地与香港“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作为管治效能的重要体现，特区政府应积极对接内地疫情防控体系，尽早实现有序规模通关。所谓尊重香港特殊性、限制个人自由等理由，不应成为部分香港市民绑架其他市民早日恢复与内地通关的理由。特区政府应当尊重香港市民个人选择，要求与内地通关的香港市民自愿选择接受各项内地防疫措施，应为这部分市民尽快提供其与内地一体化的疫情防控服务，协助其获得与内地通关许可。政府应该以人为本，做好便民服务，加强正面宣传，将通关工程做成促进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民心通”工程。
- 增强服务基层的主动性。一方面，积极主动寻找在香港社会各界真正有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持的各种力量，鼓励其进行充分表达，与其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并且为其竞争性成长创造空间等，打破现有公务员体系的自我封闭状态，拓宽香港市民社会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加强基层治理，改善民生，使用陌生人社会的规则，采用年轻人更易接受的方式做好基层工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目前人才匮乏、思想僵化的被动局面。
- 广泛吸纳贤能爱国者进入管治体系。要突破现有既得利益格局，在新选举制度下广泛吸纳真正贤能的爱国者进入各级各类管治架构。选拔和培育贤能爱国者管治人才，应考虑香港经济命脉和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关注民生改善和青年发展，把握好社会话语权导向，促进人心回归。
- 全面落实政府问责体制。建立贤能政治、提高管治效能是确保中央对港全面管制权得到有效落实的关键。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接受中央问责，形成国家命运共同体，应成为特区政府管治团队与公务员队伍的伦理共识。改变公务员系统“自运行”和低效率的现状，将问责制贯彻到整个政府和公务员体系，包括常任秘书长及部门首长等首长级公务员，实行“能者居之”的问责制度，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