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2-10-31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有三个历史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内在关联，从对历史的审视中完成对经验教训的理论升华，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宝贵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一个强大优势。 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思想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融为一体，具有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涵。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史”的认识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它在认识论的发展中处于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环节。然而，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的是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作出对理论的检验，并且按照“中国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完善和创新理论，使之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在认识论的发展环节中就是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史”的认识同对“论”的认识是相统一的，“史”与“论”的携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进程。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形成和确立了与历史使命相适应的“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即契合时代的诉求，在对历史的审视中促进这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毫无疑问，第一个历史决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完成了全党对这一飞跃的高度认同。第二个历史决议再次建构起历史的理论叙事，即把历史的审视与理论的分析和升华紧密结合，并且明确提出“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诞生，就更加显示出对这一优良传统的赓续，它精彩地阐释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也深深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必然性。
这是贯穿于三个历史决议的共性，是中国共产党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新路，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决议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新的决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弄清楚新决议阐释新飞跃的新特点，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新特点：
第一个新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阐释成为新的历史决议的中心命题。
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两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历史问题”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阐释，而新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在“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阐释，是对成就和经验的理论认知和升华。
在此之前，党的十九大对这一新飞跃的成果冠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用“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来概括。两个概括前者更加宏观和具有原则性，后者更加具有方针政策的运作性，因此也成为基本方略。但是两个概括并不能够简单相加，需要更进一步的融合。因此，第三个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予以新的概括，这是对整个的这一飞跃成果作出新的系统概括。决议的这一概括，对于新飞跃成果的继续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归纳和阐释必然是新飞跃重要的历史形态。
围绕“回答什么样的时代课题”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基础问题。新的历史决议予以了精辟的概括，即：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而又精准地应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时代挑战，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方向引领。
决议的这一特点，为党的二十大奠定了新的重要理论基础，即对马克思主义新飞跃作了初步的阐释，党的二十大应该在这一阐释的基础上构成一个系统的阐释，至少要明确回答几个问题：（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后的两次新飞跃是否构成明确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飞跃；（2）在决议新的“十个明确”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明确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阐述的；（3）如果是明确的三次飞跃，第二和第三次飞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新的特点：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的回顾和阐释中，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要树立“大历史观”。习近平强调的大历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正是在对人类历史做深入、系统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完成他们思想体系的基础性建构，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谈到马克思的贡献时，说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
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决议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所展现出的大历史观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决议不是简单地从年代上对接前两个决议，而是展开横跨百年的宏观视野，更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照和人类文明大进程的对标，以此来抽象百年的经验和理论的逻辑。总结出的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充分彰显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后更进一步的理论升华，我们既可以看到其中包孕着的中国道路的基本逻辑，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看到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乃至当代人类文明的规律。例如，置于十条经验之首的“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所在，也是当代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顺利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不仅为中国的实践所证实，也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所证实。即使是立足中国国情归纳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如“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中国道路”，也必然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发展的普遍内在规律。现代化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发展的前提，而在对国情有深刻把握基础上对发展道路做出选择，才能够真正行稳致远。这就是大历史观透视能够得出的远见卓识，也是深刻揭示特殊性后展现出的其所包含的普遍性。
决议的这一新特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优势应该在此前的基础上予以明确的阐释，建议着力于两层意蕴：其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审视历史和自身实践而升华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宝贵的优良传统，应该将其规范化和制度化；其二，从党的二十大开始要更加规范、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明确其不仅仅是与党的领导核心的鼎新紧密相连，更是一项始终不渝的历史性使命。
第三个新的特点：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应对长期执政的时代挑战有了新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既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使命，也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作为杰出的百年老党、大党和长期的执政党，创造了人类政党史的奇迹。但如何保持这种辉煌，如何经久不衰、历久弥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乃至所有政党都要面对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予以了精彩的应对，它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重视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上，总结起来有两个点睛之笔，一个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另一个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全面从严治党开始，到新的历史决议予以深刻阐述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前者主要是解决外部监督的问题；后者主要是解决党的自我监督和内生性的革命问题，具有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要求。
新的历史决议对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论述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其一，从百年历史经验总结的高度，将之作为十条百年经验的“压舱石”，即第十“坚持自我革命”。从党的属性上加以规定：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其二，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理论成果新归纳的落脚点，即十个明确的最后一个明确：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最后落脚到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其三，将之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要求，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四，在阐述为什么要总结百年经验的三大需要中，将之作为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中的核心内容，即：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以党的自我革命来破解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难题，从实践上来讲，已经取得了令世人信服的巨大成就；从理论上来讲，新的历史决议予以了进一步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宝贵贡献。
决议的这一新回答，为党的二十大，也是以后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新的命题，即要研究如何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机制是什么？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如何关联？如何以党的自我革命来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一理论的深入阐释，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