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田飞龙
2023-1-3
2022年是中美各自的政治大年：中共二十大确定民族复兴路线图与“两个确立”的完备人事架构；美国中期选举则检验了拜登政府执政成绩单，“特朗普返潮”现象并不凸显，拜登政府勉强挺住。 在涉台方面，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两岸完全统一的法理论述和行动逻辑更为清晰，同时也对今年8月发布的第三份涉台白皮书进行了确认和提炼，从而构成新时代国家统一的行动纲领。
在最近G20期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美国本欲为中方设定底线，但中方针锋相对，主动出击，在台湾问题上为美国设定了底线。只有底线清晰，战略护栏才有意义，斗争才有力度和效果。拜登在巴厘岛会谈中的涉台立场虽有所软化，但更多是基于策略性的考量，并无原则性让步，更不可能放弃利用“台湾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统一的谋略。对此，我们必须在战略上保持清醒，在斗争上掌握分寸和主动，以我为主坚定展开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全方位行动，创造两岸完全统一的全方位条件。
一、佩洛西窜台：美国“一个中国”原则的松动与中美斗争
今年中美在涉台问题上的对抗，是“大两岸”（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表现，而“小两岸”（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互动与对抗是从属于上述博弈的。今年“大两岸”博弈的高潮，无疑是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
佩洛西来了，闯了“一个中国”的禁区。这个禁区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认的，是中国宪法规定的，也是美国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诺的。但美国的承诺常常不算数，佩洛西还是来了，其政治身份和挑衅意图昭昭然无可申辩，其国内分权体制的形式不能掩饰其国家行为的对外代表性和危害性，私人身份的托辞更是无稽之谈。针对佩洛西窜访，中国组合拳式的反制——全球声讨、环台军演、综合性制裁，是国家统一意志的立体展现，标志着国家统一的步伐加快了，更是对国际社会中支持“台独”势力的提醒，使他们体会到“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的真谛。
佩洛西窜访台湾，妄图逾越“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是一种极端的霸权霸凌行为，是在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上做出的极限危险动作。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岛内台独势力长期以来的“倚美谋独”，就不可能有美国对台湾步步深入的“准殖民地”控制，更不会有佩洛西窜访成行。传闻民进党曾经为了降低对抗烈度而非正式请求佩洛西取消访问，但遭到后者严厉指责；及至窜访闹剧发生后，全程毕恭毕敬地迎接，奴性尽显。
这显示出：其一，佩洛西窜访台湾与台湾利益无关，是美国利益的危险试探和维护；其二，佩洛西窜访台湾与台湾意志无关，是美国单方决策，台湾只是配角。这种被动性也是对台湾民主的否定和价值羞辱。所谓“民主”成了“美主”，台湾自己能做什么“主”呢？只能为“仆”。但“台独”势力毕竟充当了勾结一方，其法律责任无法推卸。
作为反制佩洛西窜访的组合拳之一，惩治“台独”被进一步提上大陆行动的议事日程。惩治“台独”的法理逻辑在于：
其一，“台独”势力是岛内勾结外部势力的主谋，是直接威胁和危害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始作俑者，有其政治原罪和法律罪行。
其二，佩洛西窜访对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严重挑战，“台独”势力作为与外部势力合作分裂中国的共犯，必须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其三，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针对“台独”势力的行政法条款和刑事法条款，中国政府有权依法追究“台独”势力的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其四，我国是主权国家和法治国家，对“台独”势力的惩治必须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定，也必须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加以实施。
其五，惩治“台独”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实际管辖意义，通过主动适用我国有关法律，启动行政执法和司法程序，可以有效地惩罚“台独”骨干，威慑“台独”势力，阻断和削弱“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的勾结与破坏，引导台湾民众回到和平统一轨道上来，并对非和平统一建立必要的心理预设和精神准备。至于实际管辖上可能存在的技术性困难，可以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司法程序中的缺席审判等机制加以克服，逐步积累有效案例和司法经验。
二、惩治“台独”的法律机制：分层与适用
从法律依据来看，惩治“台独”主要有两套法律机制，即行政法机制和刑事法机制。宪法也是惩治“台独”的依据，为惩治“台独”提供宪法基础和根本理由，属于总依据，是具体法律的宪制根据和来源，但仅凭此难以作为直接的定罪处罚依据，还需有相关法律辅助。
我国宪法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维护国家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义务。“台独”势力企图分裂国家，直接危害我国宪法秩序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利益。因此，应根据宪法制定具体的“反独促统”的法律，且该法律须具备可执行性。
从行政法机制来看，有关法律依据包括《反外国制裁法》及相关规章，包括“‘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有关规定。对列入“台独”清单的团体或个人，依法可以限制入境、查封财产、禁止交易等，制裁范围还可扩及亲属及存在利益关联的机构。一旦出现外部势力侵害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行为，且有潜在的危害性，我国可启动《反外国制裁法》；“台独”势力勾结佩洛西窜访台湾，就属于这类侵害我国权益的违法行为。对此，我们不仅宣布对涉及“台独”的基金会、团体及个人实施制裁，更直接对佩洛西进行了制裁，并宣布了对美“八项制裁”。这一系列的制裁举措表明我国新时代反制美西方的对台干预已经从国家统一大局出发进行综合性的应对与反制布局，具有更全面、更深入、更具有可持续性，也更具有积极进取的性质。当然，在《反外国制裁法》的具体执法上，执行机制、程序透明度与执法具体效果仍需要进一步细则化和明晰化。
从刑事法机制来看，有关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法》、《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香港国安法》、《刑事诉讼法》等。这些法律属于“涉台法律体系”的主要门类，侧重于“反独促统”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提供了惩治“台独”犯罪行为的基本法律依据。《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类罪规定的具体条款可适用于对“台独”势力的法律惩治，其适用的程序按照《刑事诉讼法》进行；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渊涉嫌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一案就是首例。《国家安全法》规定了全体中国人包括台湾居民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的法律义务，对相应义务的违反亦触发刑事机制的启动。《反分裂国家法》规定了和平统一与非和平统一的双轨制，其中第8、9条规定的非和平统一的适用情形及程序亦可包容对台独势力的严厉刑事惩罚，包括惩办战犯及临时管制、财产处理等，有关具体法律措施需要在实际启动时由中央有关机关决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规定了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其中涉及“台独”与“港独”勾结行为的刑事规制，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与驻港国安公署均可依法侦办“港独”与“台独”勾结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说，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是全国惩治“台独”的整体执法链条的有力补充和支撑。当然，随着佩洛西窜访行为的后果呈现与冲突的加剧，不排除我国立法机关进行法律修订或制定新法律，以加大惩治“台独”力度的可能性。宪法上的台湾地位条款和国家统一条款，为惩治“台独”的有关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宪法法源支撑，立法机关有责任权衡涉台法治需求，升级改造法律体系，推动涉台法律体系的规范建构。
三、涉台涉美法律斗争的动态演变与策略应对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台湾当局和美国涉台立法的动向和危害性。从台湾当局来看，为了否定“九二共识”，阻止“和平统一”，2018年以来相继修订所谓“国安五法”及新制定所谓“反渗透法”，无限提高两岸协议监督门槛，放宽岛内“公投”，并推动台湾司法院的“全面绿化”，加快了“法理台独”的实际进程。台湾当局的对抗性立法和执法，一方面造成两岸政治互信基础流失与和平统一希望受挫，另一方面为外部势力加大干预力度提供理由和空间，更进一步打击和限缩岛内统派政治实力、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背道而驰”的种种行为，进一步加重了“台独”的政治原罪，也为大陆展开惩治台独的法律行动提供了针对性理由。
与台湾当局的谋独行为相呼应，美国涉台立法出现了严重的挑衅和变质，从而结构性推高中美就台湾问题摊牌对决的风险：其一，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上不断掏空和后退，玩弄两面派手法，对大陆讲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对台湾讲“六项保证”，其国内讲法是“台湾关系法”，但本质是，“台湾关系法”趋势是以“六项保证”弱化和对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二，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涉台立法突出了取消外交限制、支持台湾问题国际化及强化武装台湾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是个突破，其后美国高官如常驻联合国代表、蓬佩奥、国会议员等相继试图窜访台湾，此次是更高级别的佩洛西，这一窜访具有“破窗效应”，美国盟友（如立陶宛等）已开始效仿。此外，在国际组织和军事安全互动的层面，美国也在不断突破和挑衅；其三，美国参议院最新推动审议的“台湾政策法”是对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全面修订和升级，将多年来涉台反华的有关政策内容、惯例做法与战略冒险构想付诸法律条文，是美国鹰派试图固化反华政策体系的重大立法动作，必将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造成更大的冲击波和破坏性。
佩洛西窜访台湾具有新冷战的极端挑衅性质。佩洛西的政治身份及其背后的支持势力决定了这一窜访是美国政府对我和平统一大业的底线挑战，表明美国试图将台湾海峡建构为新冷战的清晰“断层线”和新铁幕，试图推动台湾的“乌克兰化”并实现在亚欧大陆东西部同时遏制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大战略”目标。
但是，从全球基本舆论态势及中国方面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斗争来看，美国的企图基本落空、得不偿失。其一，“一个中国”原则获得国际社会进一步的确认与支持，“2758号决议”的严肃性更加凸显；其二，佩洛西成了麻烦制造者和政治投机者，政治人格破产，并累及美国国家形象，遭到国际社会的厌弃；其三，中国采取了“事前严厉警告+事中避免冲突+事后综合反制”的组合拳策略，不仅全程有力、深刻地揭露了美台勾结给地区安全带来的危害性，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管控极端冲突的理性与能力，而且在危机应对中取得了对台湾地区更明确的主权管辖实践和军事新常态的建构，为最终统一塑造强势话语、条件和行动框架奠定基础。
事实上，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结果是在总体上加快了国家统一进程。根据此次应对佩洛西窜台危机的经验，在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的指导下，未来的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全方位斗争将更有例可依、有章可循，涉台涉美法律体系及执法机制将更为完善，国家完全统一的法治时势将更为显著，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我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