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奥 张梓轩
一、问题提出
2025年初，特朗普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保守主义，对内开展对建制派的清理，对外采用关税、政治威胁等手段，破坏全球化系统结构。
自一战以来，从维也纳学派开始，西方精英一直致力于构建全球化系统结构。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历经多个版本的迭代（包括剑桥学派、牛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最终在90年代初完成对该全球化系统结构的封顶。此时，该系统结构呈现为一个基于规则、自我运转的全球系统，下简称为“自系统”。
并不是所有人都从自系统中获益了。有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是自系统中的非受益者，甚至是受害者。在自系统中，他们的角色被分配为资源低廉贡献者，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经过几十年，他们普遍产生了巨大的被剥夺感。
部分欧洲民众、美国民众，虽然一度是自系统的受益者，但也逐步沦为自系统中的受害者。在二战后初期，他们通过社会福利分系统而获得部分利益，却也付出了代价，包括经济生活被挤出、民主权利空心化、生存空间被动分享给性别和种族多元群体等。发展至今，他们付出的成本已经远大于实际利得。所以，他们对自系统同样不满。
如今，这些民众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破坏自系统的诉求。这些民众成为包括美国的特朗普在内的全球保守主义复起以及相应的反自系统决策的主要支持力量。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并在此后用20多年时间逐步融入自系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是这一过程完成的标志性事件。
经过40多年持续融入自系统，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出色经济成绩，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但为了获得这些利益，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首先，自系统的标准化、功利化运作机制在提高经济生产和社会运转效率的同时，挤压了无法完全标准化、反对纯功利化的本土文化，令之沦为小众文化。而在缺乏本土文化支持的情况下，公众变得日益浮躁、功利，各类社会风险频发，包括但不限于：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弃养、家庭矛盾、社会突发风险事件等。其次，长期依赖自系统，导致中国的经济体系过度依赖对外出口，而不关注经济成果的内部分配。因此，中国内需市场长期不发达，外贸收入占GDP比重过大。
所以，在外贸市场被特朗普扰乱，全球自系统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做出战略决策，是当下应谨慎思考并妥善处置的重大命题。
二、道路切换的现实难题
面对特朗普的挑战，如果中国完全不做出应对，任由美国的霸凌行为任意肆虐，将导致自系统的稳定性遭遇外部风险，从而危及自系统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比如，美国破坏了全球自由市场，导致全球供应链被打断。所以，中国必须做出应对。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做出应对呢？目前，有两种声音较为主流：承接、对抗。
（一）承接
第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可以承接美国让渡出的自系统管理员位置，从而维持这一全球化系统结构的运转。这样一来，世界将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以美国为中心的反对自系统的阵营、以中国为中心的维持自系统的阵营。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继续享受自系统带来的红利，甚至因为成为自系统管理员而获得红利增量。
这一想法恐怕很难成立。首先，绝大部分自系统受害者不会对这一方向产生期待，更不会主动追随。自系统的受害者深受自系统之害，至今已经几十年。他们大都会激烈反对继续维持该自系统。
中国如果想要取得这部分人的支持，那就必须付出相当巨大的成本代价，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援助、国际贷款、直接投资、产业转移、技术转移。且不论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否能够真正打动这些人群，就算真的能够打动，中国也将面临巨大的国内风险。目前中国国内尚且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失业数据逐步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向外支付这些成本，便可能引发巨大的民意风险。例如，中国向外转移产业，将导致国内民众失业人口的攀升，从而引发民意风险。而随着付出成本的不断增大，民意风险也将快速放大，直至国内的安定局面难以维系。
其次，主动或被动追随者随时可能因为利益问题而改变道路选择。自系统是一个以利益为纽带、以规则为顶层结构而构建起来的全球化系统结构。任何主体加入自系统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利益或降低成本。但随着特朗普破坏自系统的行为不断加码，他对追随者的利诱将使得自系统缺乏吸引力，而他对追随者的威逼又将使加入自系统的选项变成“烫手山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承接的自系统下的任何的既有或潜在的追随者都将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因为特朗普的行为而改变态度。为了赢取追随者，中国必须加码投入，而这一做法将积累风险，直至造成系统性危机。
最后，中国可能重走美国的老路。中国代替美国，成为自系统管理员，虽然有可能获得红利增量，却也将支付相应的成本。这也就是说，中国将走完美国曾经走过的道路：逐步从生产国变为消费国，民众从福利分系统中获利，成为高额消费者，然后面临付出经济生活被挤出、民主权利空心化、生存空间被动分享给性别、种族多元群体等代价。此外，中国还存在一些既有的问题，如本土文化加速萎缩，这会导致公众日益浮躁、功利，社会风险频发。上述问题累积在一起，将使得中国代替美国成为自系统管理员后的红利期被压缩，而危机爆发期被拉长。所以，这或许是一笔得不偿失的“买卖”。目前，这一情况显然已为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所预见。
（二）对抗
第二种声音认为，面对特朗普的霸凌行为，中国应该采取积极反制，甚至在必要时采取武力手段，比如军事威胁、地区代理人武装行动等。这种主张也面临现实的悖论，具体而言：
第一，中国开展积极反制，将面临自系统下的二难悖论。面对美国的霸凌行为，中国的确可以基于实力地位，做出相应的反制行动。这一做法在短期当然可以捍卫自系统的相对稳定。但问题是，如果美国的霸凌行为具有长期性，则自系统下的二难悖论将浮上水面。
中国的反制选择将使得中国的政策路径变成美国的镜像复制；换句话说，美国行霸道，而中国以霸道制霸道。自系统是排斥霸道的，自系统是一种追求极致稳定，或曰可预期性的系统结构；而霸道是多变的、不可预期的。所以，中国采取以霸道制霸道的方式应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将从内部破坏自系统的稳定性、可预期性。
一旦反制时间超越阈值，自系统将与霸道路径产生互斥效应。届时，中国要么放弃霸道，维护自系统；要么放弃自系统，纯任霸道。
所以，如果中国不能速战速决，取得对美国的决定性胜利，那么，中国就将面临二难抉择。
第二，全球多数民众对中国反制行为缺乏长期期待。在短期内，中国“揭竿而起”，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将为全球多数反感美国的民众带来充沛的情绪价值。所以，在政治上，中国可以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
但问题是，全球民众反感的是美国长期以来的霸凌行为。而中国采用积极反制行为，使得中国的政策路径变成美国的镜像复制。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民众在反感美国长期以来的霸凌行为的同时，也会日益反感中国的争霸之举。届时，中国将逐步失去既有的民意支持。
综上所述，从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实力相当，难以在短期内分出高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积极反制的做法，以霸道反制霸道，是有着相当的政治风险的。
三、可能的王道战略
根据上述分析，维持自系统不可行，对抗亦不可行，那么，中国该如何选择未来的道路呢？对于当今局势，习近平总书记的定义是“变乱交织”。而要应对这一“变乱交织”的局面，应选择以“变”应“乱”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归纳为：基于系统结构的王道秩序。
关于王道，在《论语》中，孔子曾做出过这样的描述，即“庶之、富之、教之”。其中，所谓“庶之”，指的是积累人口，在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富之”，指的是基于人口基数，完成财富积累，实现国家富裕；“教之”，指的是对民众开展教化，提升道德修养，实现社会和谐。
建国后，中国经过一个稍长的安定时期，已经实现了“庶之”，同时通过融入自系统，已经部分实现了“富之”。所以，当下要做的重要工作是两点：
第一，通过分配体系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并由之繁荣内需市场。诚如前述，我国的分配体系改革长期裹足不前，明显落后于民众的期待。这不仅导致内需不足，使中国失去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提，而且与“富之”的目标背道而驰，持续诱发民众的不满，导致一系列社会风险。所以，开展分配体系改革，乃是当务之急。而通过这一点，我们能完成上述“富之”。
第二，令自系统降格为系统，将经济建设的单一中心变为经济与教化双中心。自系统是超越人的规则系统，人是系统下的被规训、被操控者。在自系统中，人为经济生产而行动，并因之而取得经济成果分配。但诚如前述，当下无论中国如何选择，自系统都将难以为继。
虽然自系统难以为继，但自系统中的很多工具依旧可以为我所借鉴，用于经济建设，比如，通行的专利保护规则、运转有效的统一大市场等。所以，为了继续发展经济，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真正有利于经济的系统结构，而去除其中的无效内容，比如性别多元化、种族多元主义、资本无国界等。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应改变既定的以经济建设为单一中心的策略，变为以经济与教化为双中心。这即是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对人的道德教化，包括：（1）在人才遴选上，我们应要求道德与才干并重；（2）在制度上，我们应同时重视经济与伦理准则的融入，比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去除个人账户，改为家庭账户；（3）在教育上，我们应同时传递经济价值与为人准则；（4）在文化上，我们应推动市场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融。
教化的对象包括精英与普通民众。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性的。当下的问题在于精英的赢家通吃，从而令社会过于丛林化，乃至于越是层次高的社会精英，越是敢于触及甚至突破社会底线。因此，对精英的教化应该侧重为去功利化的教化。精英作为社会的领导者，应主动保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性。
对民众的教化则应是对民众的强伦理性教化，即在强调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的同时，还要塑造“忠孝悌义”等伦理品质。如此，民众将既关注经济建设，又注重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能完成“教之”。
我国走向“基于系统结构的王道秩序”，令我国民众既富裕又有品性，令社会既繁荣又和谐，则能对各国民众产生吸引。全球民众都将期盼过上这样的生活。
我们要提前打造这样的美好蓝图，可向全世界输出这一秩序憧憬。这便可起到改变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效果，而这也将获得全球民众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可凭借新秩序的绝对吸引力而令美国的干预、破坏无法起到作用。
总之，面对特朗普逆全球化的持续挑战，2025年将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关键窗口期。中国急需在三个方面实现战略跃升：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规则，从产业链修补转向生态系统重构，从技术追赶转向范式创新引领。通过实施“新三环战略”——内环夯实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环深化区域经济整合，外环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网络——在确保民生、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