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互联网时代香港政治正确底线

2020-08-24

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政治正确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的言辞、行为和政策施加的限制，它规定不得损害、歧视、冒犯社会上的特定群体，从而保护这些社群成员的利益和尊严，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在香港，现实问题是政治正确规范被严重破坏（比如称内地为“支那”、称内地人为“蝗虫”或者“强国人”、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等等），地方认同政治猖獗，“违法达义”谬论当道，针对特定社群的歧视广泛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互联网则充当了这一现象扩大的重要推手。政治正确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它诞生于理性的思想和学术界，然后逐步传播到社会和政界，基本上维持了理性的逻辑，但是香港网络环境根本就缺乏这一历史形成的理性氛围，难以服从政治正确的规范。由于香港网络世界完全没有监管，匿名网民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言论自由理念，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散布地方政治认同情绪，甚至达到其它不法目的。在香港社会部落化的大背景下，情绪化的网民可以公然违背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以认同政治的名义轻易掀起社群歧视、暴力攻击的狂欢，催生恶劣的社会暴政。由于政治正确的缺位，进步和解放政治被整个香港社会遗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香港极少得到支持。

互联网被用来促进本土化

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掌权者都是有形而可以辨认的，即使相隔千里之遥，我们至少也知道掌权者的居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操纵权力的人完全是隐形的，或者以网上某个戴上面具的身份出现。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可以来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几乎只需要虚拟活动就可以实现。这大大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形态。信息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国界流动瓦解了现代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政治地理现象，有着以等级划分的社会秩序，成员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服务等活动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纽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构成现代性典型特征的信息和资本成为可以任意流动的因素，生产、交换、服务等都可以在境外完成。信息流动不受国界的束缚，社会和政治事件在网上复制、传播并全球蔓延，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种族、环境问题等，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就会通过网络加速扩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种族抗议运动就是明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都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后现代社会则去除中心，呈现发散的不稳定状态。政治人物、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网络红人、资本、企业等都可以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包括信息、思想、财富、知名度和权力。政府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扮演掌权者的角色，但是控制能力和地位已大打折扣。社会不再围绕政府运作，而是以多中心的方式运行，即使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可以被企业限制。由于具有隐形、流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互联网特别适合被用来低成本地推进基于身份政治的反政府本土化运动，因此网络信息就被那些认同本土利益的香港反对派选择性采集和重构，形成部落的自我强化和复制机制。香港反对派长期致力于塑造所谓的国际公民，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话语凌驾于中国传统和大陆话语之上，引导利益向西方靠拢和集聚；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际经验和眼光其实有限。缺乏西方社会在地生活经验的反对派，拒绝西方话语中损害反对派自身利益的进步内容，包括反对社群歧视的政治正确理念，这对香港网络生态造成致命性影响。香港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被反对派诱导和干预，沦为仇中反中的舆论平台。

互联网认同政治催生多数人暴政

互联网上基于认同政治的霸凌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古典的言论自由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上部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迫害。实际上，在香港这样一个部落社会里，非政府行为主体比政府更能对少数人制造迫害，因为非组织化的迫害，比如在私人企业、家庭、学校、社团等机构那里，往往无章可循，负责人几乎可以任意作为。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诞生后，个体的话语权被大幅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主体制设计的框架。非政府行为主体新部落普遍出现，互联网推送算法诞生，更是加剧了社会舆论圈子化，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士总是处于舆论的下风，要么被侮辱和欺压，要么被禁止发言甚至被驱逐出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反智的，因为它抑制个性和独创性，不利于社会对真理和真实的探索。在连登、高登、立场新闻等网络社区出现的这种社会暴政，压抑市民的生活起居与身心状态，是比国家暴政更恶劣的暴政形式。与现实世界一样，在网络世界的社会暴政下，个体的心灵、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冲击。在网络上如果不随大流，拒绝跟从多数人的情绪，那么个体就会受到低级嘲弄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网络社会暴政所造成的影响，会催化、刺激和放大现实世界的暴力。拒绝政治正确的民粹力量在网络上制定规划，在街头付诸行动，既可以攻击建制的政府力量，也可以攻击企业、社团和个人。这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真实写照。在戴耀廷“违法达义”口号的煽动下，香港出现了极端的社会暴政——私刑。这一违反政治正确的论述催化了新部落文化中非理性的暴力因素，那些敢于恪尽职守、坚持理性、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包括警察、官员、爱国议员、爱国市民甚至敢言游客等成为被非法攻击的对象。网络可以把罪犯的角色分解，操控者和实施者由不同人担任，这种模式允许和纵容了网络空间在私刑中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不法分子影响力倍增，令他们以幕后黑手的角色、以煽动和操控他人犯罪的方式对异见者私下施加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网络私刑就是一种新型游击战。在作战结构中的操纵者，是幕后策划人，通常属于反对派或建制中的两面人；网络上的煽动者是指挥员，大多属于“和理非”；而街头暴恐分子是战斗员，属于“勇武”。

反对过度政治正确

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未来科学与文明拓展的根基。香港反修例这样情绪化的社会运动能够暂时改变社会运行的轨迹，甚至有着修正理性世界缺陷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公开、真实、真诚、正当的沟通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理性、妥协、折衷、共情和共识是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政治正确出现偏差，并不能否定政治正确本身，更不能否定理性精神。解决有关政治正确沟通障碍的出路依然是沟通本身，但需要新的哲学特别是方法论。这实际上有助于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范式提供一个形成能动化社会行动的可能选择。然而，过度政治正确导致政治审查，侵犯公民的权利，无视社群差异，妨碍社会健康成长。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带来僵硬的教条，损害宽容的讨论环境，让正常的社会沟通无法进行。有些对策建议，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细节的调整去纠正沟通中的错误行为，而是禁止讨论本身。这种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自然是根除了新部落滋生繁衍的巢穴，但也侵害建议者本身以及普通市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禁言会彻底摧毁沟通理性，阻碍社会的长远进步。在科学、教育、文创、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话语空间，言论自由是创造力的保证。如果行为人的创造活动被自我审查的焦虑抑制，或者被政府不合法的权力压制，那么社会的创新能力将被全面扼杀，这无疑令香港陷入“揽炒”的旋涡。

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制度建设确立政治正确原则。针对民粹及由此而来的歧视问题，学界和政界都倾向于个案单独处理方案，而忽视香港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接连发生极具破坏性的骚乱，对待暴乱分子，目前的应对仍然局限于警察个别抓捕和司法个别判决，很少有人愿意从建立政治正确制度规范上去思考对策。从制度上确立政治正确原则，并不是要像欧美那样追求过度正确，从而导致摧毁新规范的合法性，而是要从话语、价值观和权益方面综合施策，依靠组合拳进行政治改良。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建立起来，那么纠察机制就会形成，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清楚地确立，网络话语就会在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过度政治正确之间找到平衡，沟通理性就会得到尊重，而一些零星的个案，反而会获得灵活甚至宽大处理。 第二，通过法治建设维护政治正确原则。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或纵容针对特定社群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都不是良好的政策。以强力对付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更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理性的沟通环境，因此为建立政治正确而对舆论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立法规管是合情合理也必要的。在网络话语冲突中，缺乏政治正确法规的制约，政府简单的强力和网民的过度激进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政府在监管方面拥有优势，而网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内容方面占据优势，二者短期利益最大化在于彼此都走向极端，而不是在中间达成妥协。网民的武器在于通过包括谣言、夸张、民粹等网络话语散布恐惧、制造混乱和动荡，如此，他们既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又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以网民的激进话语或行为作为理由，推行强力政策。在这种局面中，得益者是政府和网民中的有心人，而受损的是普罗大众。 第三，通过教育渠道普及政治正确观念。社会暴政在网络上的泛滥，表面上是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教育体制和内容出了问题。在政府干预中，更应该考虑从教育领域着手，培养市民的理性精神，提升市民的判别水平。政治正确的主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它变得不真实、不真诚、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社会舆论走向反面。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正确怀抱敌意，成为不受约束、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俘虏。这种现实不是通过强调政治正确原则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需要改善教育的内容，晓之以理。政府首先应该明确提供教育指引，引导市民拒绝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和价值观。在实施国安法之后，低调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现实做法是确保文明的底线，通过教育让香港舆论至少达到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中真实、真诚和正当三原则的要求。 第四，以中庸之道落实政治正确原则。中国的崛起，当然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核心科技这种硬实力，也就是坊间传言的大秦帝国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既要有新的理论体系，也要有新的沟通话语。新儒家是这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是沟通理性落地成为实践的现实途径。作为新儒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可以用来改善西方的社会和舆论生态。政治正确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后欧美进步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和反抗，但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潮流忽视了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利益引导的方向，成为不良资本控制社会的帮凶，从而瓦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联盟。平权运动主要关心消除美国大小社群的“身份”，主要追求公民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通过改革政策解决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降低了政治正确的公信力，导致政治正确被妖魔化。香港的政治正确建设，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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