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古典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内部社会民主主义的克星。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所针对的是中世纪专制主义（特权和专制），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所针对的则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大政府与高福利）。当然，当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重申“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形成“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除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所倡导的“福利国家”的不满，还有对世人正在被“极权主义”勾引的深深焦虑。20世纪50-70年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黄金时代。但是物极必反，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就遇到严峻挑战而走下坡路。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完全就业”或“充分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靠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扶危救弱的福利措施变成鼓励懒惰、鼓励主动争取失业救济的漏洞，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始料未及）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捉襟见肘、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正是以此为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起，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流派将社会民主主义逼向边缘，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表们由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打头阵，实施与社会民主主义针锋相对的方针政策，包括大规模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地削弱工会的力量、大规模地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大规模地减免税收、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等。
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施政方针，一度纾解甚至消弭了西方国家的“滞胀”现象、提高了经济效率，以至于有人信心百倍地将这一套施政方针总结归纳为“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施政方针，也迅速带来了新的社会弊端。新古典自由主义非但没有遏制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壳化，而是由于更方便的资本流动、更方便的市场交换以及更方便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赚取高额利润的利益驱动，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人的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当支撑高福利的税源进一步萎缩，不敢得罪选民的各国政府也只好大规模举债来维持入不敷出的福利开支和其它公共开支。除了庞大的政府债务，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各国政府还以利息津贴等方式鼓励私人借债买房、借债读书以跻身中产阶级行列，形成政府债务与私人债务并驾齐驱的局面。与此同时，当制造业锐减而服务业兴盛、特别是金融业畸形发展，一些人可以轻松地发财，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本主义”比工商业资本主义更易于扩大贫富差距。本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鼓励人们以钱生钱，因而有钱的人比光靠气力的人积累财富要快得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金融资本主义”是拿别人的钱为自己发财，又大幅度地增加了依靠资本运营和炒作而暴富的机会、大幅度地增加了一些人利用新的金融工具将预期收益超额变现的机会，进一步拉大了暴发户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更有甚者，由于绑架了整个经济的金融业在发生大震荡的时候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各国政府在应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时候，纷纷动用国库为银行巨头锦上添花、维护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却无力为失去生活保障的赤贫群体雪中送炭、为失业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为失去房子与积蓄的千家万户重建安身立命的支点。
“占领华尔街”主要抗议的正是这种不均和不公，以及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市场本身无法解决在资本增值和竞争过程中伴生的贫富不均，而政府有责任通过适度干预来缓解这种贫富不均。如果政府被金融界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不是缓解而是扩大贫富不均，那就是政府的失职和失灵，由此引发民众的愤懑和抗议也就毫不足怪了。
寻求既自由民主又能缓解贫富差距的发展道路
有些学者将“阿拉伯之春”视为世界民主潮的“第四波”。从人类文明和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来看，“阿拉伯之春”可作如是观。实际上，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潮和当前方兴未艾的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浪潮，都是以1948年联合国公布《世界人权宣言》为起点的“世界人权革命”的逐步展开。《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世界上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都平等地享有该《宣言》所载明的一切权利与自由。也就是说，人权不再是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或某些特定族群的专利，而是世界每一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的权利。而且，《世界人权宣言》还将人权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來，将民主和法治视为內在于人权的政治法律框架。《世界人权宣言》所载明的人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属“第一代人权”，另一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属“第二代人权”。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强调个人和政治权利，“社会主义阵营”强调社会和经济权利。1966年联合国又审议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这种普世人权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种族主义被彻底瓦解，全世界的殖民主义统治被彻底颠覆，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被一拨接一拨地淘汰、而且往往是和平转型而兵不血刃。宪政民主就这样一波接一波地在人类所有文化族群落地生根，包括基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
“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迷茫，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和经济的双重失灵。“占领华尔街”当然是政治行动，但其目标仅在于民生而不在于政治。既然政府的救市措施有失公允、既然两党恶斗那么令人失望，示威民众有充分的理由将矛头指向政府，但他们只将目标锁定在“金融界的贪婪”，坚持在宪政民主的政治法律框架中表达意见。以街头抗议等方式所表现的“直接民主”，也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与议会民主相互补充。正像美国的“茶党运动”与共和党结盟一样，“占领华尔街”与民主党结盟，体现的也恰恰是议会民主和政党政治的运作，而不是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冲击。“阿拉伯之春”属于独裁专制体制无法克服的合法性危机，“占领华尔街”则体现着对欧美各国民主政治制度的认同。
“占领华尔街”所反映的经济问题则棘手得多，确诊不易，开出正确的药方尤难。我们不同意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硬说成是“社会主义惹的祸”，因而要以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为救时之方。我们倾向于认为，这场金融危机主要由新古典自由主义造成的危机，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的“滞胀”矫枉过正的结果，不可能依靠新古典自由主义来解决。出路在于找到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点，而且要向社会民主主义相对倾斜。当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并非无药可医，但不能继续使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药方。新的药方必须双管齐下，同时治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从长远的角度说，政府和市场必须联手重振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制造业、牺牲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经济上还是要练基本功，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靠一小部分人通过金融投机赚取超额利润，除了制造更多的贫富不均、更多的股市泡沫、更多的房地产泡沫，可以带来短暂繁荣，但对整体经济有害无益。强化严格的市场监管是当下之急。失业率太高，固然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和福利负荷过重，带来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而无利可图；但更重要的另一个根源在于市场与资本。市场经济的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于是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尽力减少劳力开支而导致失业增加。市场确实是促进经济效率和繁荣、满足个人选择自由的最佳方式，资源配置必须由市场起主导作用，而不能由政府来越俎代庖。但是，自由放任并不会自然地促进经济效率和繁荣。频繁爆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和高管犯罪，凸显新古典自由主义放纵市场的严重祸害。为了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公正，为了纠正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不均、挫折和其它痛苦，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监控一刻也不可懈怠。在政府职能方面，当然必须反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倾向，反对政府对市场与公民社会的支配地位，不能让政府大办企业、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资本、信息、技术、人力等的全球流通，远非国家所能控制；瞬息万变的产品样式、消费偏好更非政府计划所能涵盖；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官僚主义统治，有害无益。但是，当代经济和社会需要精干有效的强政府，而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那种“越小越好”的弱政府，更不能削弱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应负的责任。
其实，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既相辅相成，也相生相克。没有人权民主，就不会有正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倡人权，也就自然而然的提倡资本主义，因为财产权及由此引申而来的财产公平交易权，是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些人高喊尊重、保护人权而反对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不自洽，不能自圆其说。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利润至上与宪政民主政治所追求的权利至上，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当资本主义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危及一些人的生存需要的时候，或者当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们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或进行“第二次再分配”而危及私人利润的时候，民主原则与市场原则就会发生冲突。同时满足两方的需要、平衡两方的愿望和利益，正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府的神圣责任和用武之地，而充分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健全的宪政民主，完全可以使公平和效率、权利和利润两全其美。
《天大报告》2012年1月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