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当天，日本共同社发布的日本经济数据显示，日本去年的名义GDP比中国少4000多亿美元。从1968年以来一直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日本由此退下，中国经济实力冒升，仅次于美国。世界经济排序改写的消息，早在去年年中即已广为人知，日本官方的全年数据不过是进一步的确认。整体来看，港台媒体的报道波澜不惊，非但没有额手称庆，报道与评论反而充满忧患之见。
香港《信报》2月25日社评认为，在超越日本此事上“中国不愿太过张扬的目的，相信是不希望‘惊动’邻邦和美国，以免它们提高警惕，处处防范，或不断要求中国负担起相应其成为大国身份的责任——在全球碳减排问题上，美国就力促中国要因应其经济总量，提高减排的份额，这种‘大国责任’，对仍然以争取高增长、高速度发展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无法承担的责任。”社评还指出，“全球化之下的国与国竞赛，除了综合国力，还要讲国家竞争力，包括科技水平、国民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的软实力等等；很明显，中国在这些方面跟日本和其它经济发达国仍有一段距离。”
《香港经济日报》的社评《经济超日赶美 国富更需民富》认为，“中国经济体积雄踞世界次席，但国富民未富，民众分享经济成果不多，国家必须致力保障并提升民众收入，经济发展才真具意义。”文章引述数据指出，“以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计，中国1990年是53%，其后不断下降，到2007年跌至不足40%，即经济大饼虽不断扩大，但民众所占比例却愈来愈小，经济得益大部分都让企业利润即国家与民企占去，形成国富民仍穷。”面对这一危险讯号，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继续做大经济饼之时”，一方面要“增加民众收入，如提升最低工资、加强对农业支援以提升农民收入，以此拉动更大范围的劳工工资上升，从而扩大民众分享经济大饼的比例”；另一方面“应将增加了的国家收入、国企分红，多用于社会福利，解决民众教育难、医病难、住屋难等问题，即通过政府再分配手段，尽快改善民众生活质素，由国富转为民富。”
《大公报》社评认为，“其实中国GDP 超美超日早无悬念而只是早晚问题，故对此不必过度重视，现时首务反应是如何提高经济质素，和使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社评侧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劳工制约问题”：“民工荒是否显示‘（刘易斯）拐点’出现，或只是劳工市场的区域性结构调整尚待厘清，但劳工制约确已成了阻碍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作有效处理。”所谓“刘易斯拐点”，即指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力经已耗尽，并将迎来工资猛涨时代。社评认为，“克服劳工制约应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为长远计国家还须从三方面着手：（一）开放劳工市场进口外劳。（二）推动产能加快向内陆转移，以产能流动代替劳工流动。（三）研究应否放宽生育限制，以增加人口及劳工供给。”
大陆的经济崛起，同样为海峡对岸所关注。“台湾有‘史泼尼克时刻’的警觉心吗？”这是南方朔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中发出的疑问。南方先生指出，“201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年，在量的方面它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质的方面，它和十九世纪美国崛起的模式相同，经济起飞后立即能量往科技创新方向集中。”
南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崛起“除了冲击到世界结构，更直接的乃是它反映在两岸硬软实力的消长上。”他从社会关系和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这一消长：“在以前，都是台湾的有钱人娶大陆的女明星女舞星，但从大S嫁入大陆豪门起，这种社会关系已告改变，往后台湾名女人嫁进大陆富豪之家的必然更多。以前都是台湾富人捐钱给大陆救灾辨慈善，而自陈光标起，这种关系也反转了过来。”
奥巴马上个月发表的国情咨文里重提“史泼尼克时刻”，显示美国警觉中国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南方先生借用此词以警示台岛：“2011年，乃是继2010年中国在世界秩序上量与质突飞猛进后，在硬软实力上改变了两岸各种关系的一年。因此，2011年理应是台湾最严峻的‘史泼尼克时刻’，无论经济、科技、军事都要重做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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