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付冠达 许 尧
2023-1-30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1月11日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后，各地逐渐开始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政策，进入12月以来，政策调整的地区迅速扩大，各种举措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被称为“新十条”，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在综合研判当下社会安全与经济发展形势下的重要决策，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的。
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国内执行严格的防疫政策已经为时三年，从一种强调严密防控、高度依赖公共权力供给公共秩序的治理模式在短时间内切换到比较宽松自由的、依赖个体自我防护的治理模式，必然导致感染人数迅速增加，并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安全风险。是否能够识别和驾驭这些风险，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实现治理模式转换的平稳过渡，关系到党和政府合法性的维护和巩固。
- 社会冲突风险集聚的主要场域
（一）公共卫生供需紧张导致医院的社会风险增加
疫情政策调整后，面对直接挑战的是医疗卫生系统。其一，大量感染者到医院就医，导致医院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其二，大量患者到医院就医，会使医院成为被感染风险最集中的场域，这一方面导致患者之间相互传染，另外也可能会导致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些医护人员如果继续工作，会成为新的感染传播源，如果不继续工作，可能会导致医院出现瘫痪；其三，广大居民均大量采购囤积药品，导致社会从众行为，出现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公共秩序风险，并可能带来社会恐慌；其四，如果患有其他危难急重病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从而导致生命危险，可能会引发较为严重的医患冲突。
（二）快速复工复产使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增加
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中，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大量企业倒闭破产，诸多市场主体处境艰难。防疫政策转向后，诸多市场主体必然会开足马力恢复生产和经营，争取将失去的机会和市场抢夺回来。但机器设备是否具备运转条件，劳动者技能是否熟练等因素需要特别审视，在社会着急重启的心态中，可能会出现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再加上企业现场开工必然导致人员聚集和增加传染的可能性，生产和安全的紧张关系会比日常更为严峻。
（三）大学大量感染者聚集酝酿校园冲突风险
大学校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其内在原因有三，一是学生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年龄相仿，经历相似，他们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属于社会学中的“长链条博弈者”，社会从众压力大；二是大学生自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承担者，他们有激情，容易将“自由”、“人权”、“法治”等抽象化并为自身行为赋能；三是学生人数众多，一旦形成某种抗议团体，激进型的领导者便容易成为团体领袖。所以，要高度关注校园，尤其是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动态，加强对话和引导，防止简单压制，更不能随意放任自流。
（四）广大农村可能会出现暴力冲突事件
随着春节将近，不少在城市务工的人员会回到农村，以此躲避被感染的风险，但也会由此而导致病毒在城市与农村间的交互感染，从目前的社会舆情来看，在城市市民间由于基本知识的普及，风险认知相对可控。但广大农村信息较为闭塞，不少村民对病毒的认识还会停留在之前的认知水平上，这可能会在部分农村地区引发恐慌。同时，农村的老年人、小孩等易感人群如果不幸被外来者感染，甚至出现死亡等事故，容易引发村民间严重冲突。
（五）现场信访抗议可能面对严峻形势
目前在金融、劳资、住建、教育等诸多领域均积累了大量的信访案件和劳动纠纷案件，大量人口存在交不起房贷，领不到工资，找不到工作等问题，影响其基本生计，疫情严控政策下人们的外出流动受到限制，这种政策放开后，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到政府机关、信访部门进行现场“告状”的人，从社会冲突管理的视角分析，这些社会冲突潜能的积累，一旦遇到能激发众怒或严重群体对抗的导火索事件，很容易激活社会性不满，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事件。
（六）网络舆情管理类风险显著增加
随着大量人口感染新冠肺炎，网络上可能出出现如下两种导致社会撕裂的情况：其一，“清零派”与“共存派”再次发起论战，“清零派”会再次强调其政策立场的合理性和“共存”导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二，大量人口感染及不实宣传会激发社会恐慌，一定基础的事实会被媒体或自媒体选择片面要素并包装夸大后，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可能导致社会恐慌。
（七）美西方可能对政策转换进行指责与污化
在我国将疫情防控政策转向偏向西方做法的过程中，美西方可能会有如下舆论进攻点：其一，攻击或嘲笑过去清零政策的无效性和对资源的浪费，从而诋毁中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其二，利用中国政府的话语来攻击中国的政策，将疫情防控政策与政治体制弊端结合进行发挥；其三，美西方还可能会发现和利用国内不同群体的既有冲突分裂线，来加以激化，从而通过促进国内撕裂来达到自身目的。
- 增强对社会冲突风险系统化治理的政策建议
三年抗疫期间，由于经济发展困难，人们收入锐减，社会不满已经大量积累，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冲突的潜能，如果遇到能够激活边界的导火索事件，可能会点燃社会不满情绪。这次疫情政策调整整体是符合民意的，主导性的社会舆论是政府已经尽力，但由于政策调整幅度较大，仍然需要特别考虑防止出现激活冲突的导火索事件。
（一）增强社会风险认知塑造的“科学性”
风险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其客观性表现在疾病的客观存在，其主观性表现在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可能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而风险认知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要塑造人们的风险认知就需要发挥专家的作用，他们是风险判断和预测的最佳主体。要充分发挥专家对风险界定、判断和引导的作用，如实告诉大家各种可能性，增强社会预期管理，要增加社会民众对于可能会感染，感染后如何判断，如何治疗，死亡率有多高，如何防止再次感染等问题的整体性引导。同时，要充分发挥“周边人”从“阳过”到“阳康”的过程体会，减少大家的误读和恐慌。
（二）降低各种公共政策或行政行为的“政治性”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与行政区分开是现代公共管理体制塑造的重要原则。但在中国危机管理情境中，行政被政治化是一种常见现象。“行政”一旦被建构为“政治”，就容易获得政策资源，减少政策阻力，但这种将“行政”进行“泛政治化建构”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会导致层层加码、过度执行，造成公共政策可能在两个极端间断崖式切换，也会挤兑正常行政精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给社会秩序带来伤害。疫情政策改变要谨防成为“政治化”的产品，走向极端，走向一刀切，这会严重伤害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三）加强政策调整和管理行为的“系统性”
要以系统的思维来从普通居民、患者角度来打通各种可能存在的政策堵塞点，比如，核酸检测还存在刚性需求，导致医院排队等待数小时，甚至根本约不上号；阳性患者过多，医院无法提供基本治疗；老人患者集中，重病抢救资源紧缺；等等。要从系统的思维来推演各类人群的需求，打通工作、居家、交通、就医、上学等各类情境的政策性要求，防止层层加压，防止政策孤岛，防止政策变形，防止基层工作人员暴力行政，减少民众可能产生的不满。
（四）加强政民沟通的“真诚性”
要建立诚实互信的政民沟通机制。第一，对大众要实事求是。需要大家理解和体谅的时候，明确来说明，中国民众是高度理解和配合政府的，但隐瞒或者压制会导致谣言和不满。政府在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千万不要假装已经有十足的把握。第二，不必强调或放大某种政策方案的优势，而是客观辨证地与公众沟通，更不宜在某种具体方案上牵强地与体制的优越性进行挂钩解读，客观承认在危机应对上没有成熟的模式，大家都需要不断探索。
（五）加强对特殊人群基本生活的“兜底性”
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弱者总是会承担更多的社会风险，因为他们缺乏防范风险的经济条件和必要知识，同时，弱者的境况也容易被建构和解读为公共政策的疏漏或失败。要加强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助和心理引导，避免个体采取极端行为来发泄不满，维护社会最底层阶层的生存条件。
（六）加强对美西方舆论指向研判的“精确性”
要建立专门力量加强对美西方舆论导向及其背后逻辑的动态研判，加强对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的关注和引导，防止美西方势力利用国内的已有冲突潜能激发国内冲突局势，从而恶化中国社会安全环境。要研究和预判西方媒体的可能发力点，有针对性组织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同时，不断增强议题构建能力，避免总是回应式的、被动式的应对。国内群众中对美西方势力也存在着立场各异的派别，要关注和引导国内舆论，避免被西方势力利用。相信中国政策转向符合民众的期待，也一定能够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