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总是摆脱不了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中国一切的束缚，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本人决定再写《向世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试图通过此文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两霸称雄的格局虽然仍未结束，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期政治、军事角力中已实力耗尽，颓势已定。尽管世界仍不太平，但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大规模世界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已明显减小。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各大国抓住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技术革命，IT产业兴起，生物技术已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持续、快速发展。欧盟不断扩大，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快速成长的新型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邓小平将这一时期特征归纳为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维护的，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发展经济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顺潮流者兴，逆潮流者衰。面对世界潮流，中国必须抓住机遇，顺应潮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二）国内背景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深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错误政策的破坏，中国再次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坚决纠正极“左”指导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方针。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会议还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了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观念大革命和经济政治体制大革命在沉睡了上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实质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六大基本特征：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四是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六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
以上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由时代的主题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改革开放，是铲除旧的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障碍的强大武器，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正确选择；坚持共同富裕，既是实现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实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曾经饱尝外国列强欺凌之苦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向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也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正义主张，是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30年来，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进行国家建设。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提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
回顾30年的发展变化，中国人深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一员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到90年代全国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到90年代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简单地从事来料加工贸易到加入WTO，自觉接受国际游戏规则的约束，再到中国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已经成为13亿人的共识。
（二）中国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
就国际政治领域而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主张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世界各大国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区域合作；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多边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公正与和平。
就安全领域而言，中国主张各国用开展对话、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国际合作的方法，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贫穷疾病、能源供求失衡、环境保护、地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积极参加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合作，在解决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在反恐问题上态度明确，立场坚定，积极开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带头颁布节能减排的各项法律和政令。应该公正地说，中国是开展国际安全合作的建设性力量。
就国际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主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以2006年为例，中国同欧盟、美国、日本三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总额超过了6000亿美元。欧、美、日三大经济体2006年表现良好，不能否认中国因素的作用；第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东亚经济近年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市场已成为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国。第三，中国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购买美欧国债或证券，并出口廉价日用品，有利于欧美较长时间维持较低水平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它们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第四，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带头增加了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促进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非洲大陆早日摆脱长期贫困落后的状况，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总之，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别人落后的基础上的，更不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因此，一切主持公道的人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三）毋庸讳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双方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又不断出现。必须承认，这种价值观念差异和利益摩擦形成了西方人士客观对待中国的心理障碍。
1、所谓价值观，是指社会成员评价行为、事务的道德标准，它是驱使人的行为的内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价值观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应。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水平不同，决定着人的价值观的不同取向。
西方主体价值观是在古典希腊哲学基础上，吸收后来传入欧洲的基督教教义，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基本理念是鼓励人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目标。这应该是美好的东西。进入近代社会，欧洲的主体价值观（也包括北美）逐渐向政治领域发展，人们一说到价值观，首先要与政治制度相联系。西方人一贯以自己是民主政治先驱者自居。欧洲的民主政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的空想，而是伴随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取向的调整和政治组织形式演变的结果。欧洲的民主政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实质内涵。18-19世纪，伴随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农民渐渐成为社会少数。在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欧洲，各种利益相同或相近的人群，通过组织政党的形式保护自身的利益。政党的出现又催生了议会制度的形成，各个党派竞相通过议会辩论和议会选举方式，角逐掌控国家机器的权力。工业革命初期，代表工商资本阶层（马克思称其为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独占鳌头，国家也就由这类政党一家执政或几家联合执政。19世纪末，欧洲工人运动兴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实力上升，并走上执政地位，一度形成了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导西北欧政治发展方向的局面。到了20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财政负担日重，高收入阶层税负超负荷，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又出现了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轮流执政的新局面。综观欧美上百年多党制、议会道路的发展史，始终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不断进行调整：一个是政府如何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以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一个是政府的各项政策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的平衡。一成不变的政治格局是不存在的。因此，主体价值取向也是不断变化的。
反观中国的历史，封建制度维持了3000年之久。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价值观一直是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仁、智、礼、义、信”一直是支配中国人行为的道德准则。而道教、佛教的教义虽然对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宗教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影响微乎其微。到了清朝末年，西方列强靠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带来了欧洲的价值观。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纷纷到欧洲、日本学习，寻求救国之方。“戊戌变法”就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旨在向西方学习的变革运动。然而，这场变法却因仅在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中间策划，而无广大民众的响应，结果被清朝政府镇压下去了。20世纪初，西方列强彻底瓜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但是，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在中国长期站稳脚跟，原因就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不理解也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反而把西方人当成“洋鬼子”来打。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同样没有解决中国广大农民的问题，结果也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20世纪上半叶，中国虽然出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主要政党，但并未能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主要原因是掌权的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一直采取武装围剿的办法来消灭共产党。然而，经过3年内战，执政的国民党却被得到大多数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彻底打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政治舞台。国家从此结束了长期战乱局面，走上了和平建设之路，人民开始安居乐业。中国在没有经历欧洲那种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历史阶段的情况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建国初期，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还十分落后，但与1949年之前贫穷落后的状况相比，中国人总算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战乱局面，看到了和平建国的希望，并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民主、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可供选择的正确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30年的变迁中，中国人价值取向越来越明确了，越来越充实了，越来越完美了。纵观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正朝着民主、平等、自由、礼貌、诚信、和谐的方向发展。
民主、平等、自由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生而具有的共同价值取向。礼貌、诚信、和谐则是中国人对本国优秀古典哲理的继承和发展。
民主、平等、自由既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追求的理想，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和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此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男女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权利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以上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对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追求并不比欧洲人和美国人逊色。
与西方存在较大不同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礼貌、诚信与和谐，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礼貌待人，是中国人的传统。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讲的就是中国人的待人之道。对他人讲礼貌，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尊重意味着和平。诚信是从政治领袖到一切行业负责人乃至家长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诚信，是指做人要讲信用，信用是成功和久远的保障。和谐是指不同个体之间共存共荣的关系。它强调的是构建国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行为规范，主张不同信仰、不同主张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和而不同、共荣共存。此外，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今天，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更具现实意义。
一切勤于研究的学者，不难发现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共同之处和个体差异，也不难理解二者之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不是抱着善良的态度对待东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一提价值观差异，便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制度差别，这是不够理性的。政治制度的优劣，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党的执政方式，而应看其执政纲领是否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执政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使政党再多，轮流执政再频繁，也是无济于事的。
2、关于利益摩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即使在“价值观相同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利益摩擦，有时甚至闹得火花四溅。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摩擦，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处理这种摩擦。对于这个问题，人类应该好好反思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欧洲在实现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因利益摩擦而发生过多起大小战争。20世纪上半叶，西方大国又因不能正确处理利益摩擦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为现代文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的领袖们才变得相对聪明起来，他们不计价值观念的异同，聚首华盛顿，成立联合国，共同商讨避免新的世界战争再次爆发的办法。自那以后，联合国各成员国为应对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付出了共同的努力。尽管世界矛盾不断，但人类却赢得了难得的60多年的总体和平时期。人类应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出正确处理利益摩擦的出路。
中国不回避与其它国家存在利益摩擦的事实，并认为处理这种摩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根据国际大家庭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认真进行谈判，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一时找不出答案，就应各自退让一步，耐心等待解决问题的时机。那种动辄制裁，或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是有害的。
人类期盼21世纪能够成为和平的世纪，科学技术进步的世纪，共同发展的世纪。实现这个愿望，人类既面临着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今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供求矛盾突出，环境保护任务繁重，贫穷疾病威胁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只有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才能化挑战为机遇，实现全球和谐发展。中国已经向世界再三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的美好明天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