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9日，伊朗总统艾哈麦迪?内贾德在德黑兰的伊朗总统府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
这次采访，恰好是在内贾德即将对邻国伊拉克进行访问前夕进行的。内贾德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没有总统，革命后则从未有总统到访过伊拉克），而且又是访问一个在死对头美国卵翼下的政权，在理论上说，甫踏上伊拉克国土，进入巴格达的绿区，伊朗总统就处在美国大兵的间接警戒和保护下。
于是，这次历史性访问自然会引起人们一些微妙连想。首先是美方对于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到底持何种态度。去年9月23日，内贾德在德黑兰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记者佩里（Scott Pelley）专访时，那位美国记者紧咬不放地追问伊朗是否提供武器给伊拉克反美武装，内贾德以他一贯的风格，不正面回答“有”或“没有”，只是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做，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和破坏伊拉克安全。”而今，在内贾德访问伊拉克终于成行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确实在阻止反美武装和武器由其境内进入伊拉克的问题上有所作为，这才换来美国默许其访问巴格达。换言之，伊朗总统成功访问伊拉克，本身就是美伊关系进展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在专访中开门见山向内贾德提问：伊朗是否正在通过伊拉克政府与美国进行沟通？在阁下访问伊拉克之后，伊美关系是否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对于我的这些问题，内贾德的回答也相当巧妙：变化总是有的，有些变化可能正在到来中。
他所说的变化，可能不是我所问的变化。但是古往今来，发生伊朗这个西亚大国中的许多变化，又往往都是戏剧性的。
古代辉煌、近代衰落、西化改革和伊斯兰革命
伊朗人有一句很自豪的口头禅：我们比历史还古老（More ancient than history）。公元前几千年，波斯曾经作为和希腊并驾齐驱的人类文明发源地，这是伊朗人颇引为自豪的。在德黑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被分置于两座建筑，特点十分鲜明。
自从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并被强行传播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先后入侵。18世纪末，土库曼人凯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凯加王朝。从19世纪初起，面对欧洲英俄列强的入侵压迫，波斯这个长期雄踞西亚的文明强国开始没落，也激发了一波又一波变法图强运动。在20世纪初期，曾经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1905-1911），迫使凯加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
1925年，哥萨克军官礼萨汗推翻凯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同时，礼萨王推行解放妇女和兴办现代教育等诸多社会改革，引进西方经济模式，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日益西化和现代化，也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
1941年，盟军为了开辟一条从苏联高加索地区经伊朗通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运输通道，出兵占领伊朗，迫使奉行亲德政策的礼萨王退位，扶持礼萨王的儿子巴列维登上王位。第二代巴列维国王更加西化，在政治文化上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都在伊朗大行其道，英美不甘心让伊朗被苏联左右，中情局在1953年策动了保王派军官的“八月政变”，逮捕了领导石油国有化运动逼迫巴列维国王交权的首相摩萨台。政变后，巴列维在英美支持下重新开始君主集权统治，对左派政党严厉镇压，国会选举的内阁成为虚设。但他继续推行全面西化政策，培养出的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浸淫的新一代人又成为君主制度的反对者。同时，全面西化政策损害了伊朗宗教阶层的利益，宗教阶层站在国王的对立面并取得了反对君主体制的领导权，最后在1979年革命成功，赶走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推动伊朗全面西化谋求变法图强中，巴列维国王父子颇似俄罗斯国父彼得大帝。特别是第二代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的支持，凭借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不但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还实现了国家高速发展。1970年代初，伊朗人均GDP已经名列全球第九位，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列维国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经济革命目标，是使伊朗成为（继美国、苏联、日本和西德之后）“世界第五强国”。
但是，彼得大帝与巴列维国王所处的基础环境有根本不同，就是国民宗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并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的300多年，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与东罗马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结婚，宣布拜占庭基督教（即东正教）为俄罗斯人的国教。这一区别决定了巴列维王朝的结局注定不同于彼得大帝。
第二代巴列维国王在全面西化的同时，有意追溯伊斯兰化之前的波斯帝国辉煌历史，为此他取消了伊斯兰历法，代之以波斯帝国历法，还举行过极尽豪奢的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大典，希望弘扬伊朗古老文化传统，削减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低估了已经统治伊朗人民精神生活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力量，结果最终被伊斯兰革命扫出国门，流亡西方，郁郁而终。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后，这个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西化的国家，一夜之间回到意识形态最保守的国家。同美国反目成仇，同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八年战争（1980-1988），长期国际经济制裁，都阻隔了伊朗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革命将近30年之后，伊朗的面貌，和波斯湾对面的海湾六国，形成鲜明对比。
美伊关系恩仇录
在主观上，不论是君主政权还是伊斯兰政权，当权者们都有一相同之处，就是憧憬振兴波斯民族在世界上的荣耀和地位。革命后，伊朗从国王时期开放的亲西方国策转向180度，实行了以大阿亚图拉为最高领袖的政教合一国体，严格抗拒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踏上今天的伊朗土地，到处可见这类显赫的标语：“伊斯兰革命是价值观的革命”。在输出伊斯兰革命教义的同时，伊朗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和核工业，力图担当起伊斯兰世界反犹太主义的领袖和地区霸主。在专访中我向内贾德提问在他当选总统之后有哪些值得称道的成就，他特别指出伊朗核工业的高速发展。内贾德还对我说：“人们都说我们是地区大国，其实我们一直是全球大国。”可见伊朗当局毫不掩饰其成为世界大国的诉求和大力发展核工业的计划。
但伊朗官方倡导并监督国民严格遵守的价值观，是否能促进国家民族的振兴，这是人们私下议论很多的话题。富国强兵的首要任务，就是壮大国家经济，解决社会难题。虽然拜石油价格上升所赐，伊朗的GDP在进入新世纪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内贾德总统告诉我，过去三年平均GDP增长在7%左右），但是通货膨胀率也是高企不下，过去三年均在15%以上（当地民间人士称在20%以上）。
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迫使伊朗国内各界舆论不能不考虑政策的变革，改革派与保守派公开亮出旗号争夺话语权和国会议席，早就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甚至在年轻一代人中，连民主选举最高宗教领袖的呼声也出现了。可以预料，封闭将近30年的伊朗，迟早会发生一场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势必要求政治开放甚至宗教改革。
若实行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又直接涉及到如何与当代国际社会相处的对外政策，特别不能回避与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关系，而美伊关系的长期特征，就是敌视加猜疑。
在伊朗目前的政坛上，不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在对待西方社会的立场上，都可以说是强硬派。这是因为，在同西方世界打交道时，精于权衡利益交换得失的伊朗人，一直无法排除对外界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这当然来自于最近两百年来与国际列强打交道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伊朗过去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大国的幕后操纵、阴谋策划和武力干涉。革命以后，伊朗对于国家独立和自身安全，当然还有维护宗教意识形态，极为敏感和重视。
对于美国来说，发生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出人意料地改变了西亚和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的利益受到严重打击。为了报复这场革命，也为了一雪革命青年扣留美国人质（以及卡特政府军事营救行动失败）之耻，美国对伊朗长期采取强硬政策，包括支持伊拉克的逊尼派萨达姆政权同什叶派的伊朗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并且对伊朗实施各种制裁惩罚措施。
为了各自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今天的美国和伊朗在中东简直是不共戴天。然而回溯历史，30年前的伊朗，波斯文化穆斯林文化和殖民地文化在对立的同时也长期互相融合互相渗透，更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西方化历史，城市知识阶层和富有阶级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文化有着传统的亲近感，虽然革命后的伊斯兰政权实行严格的宗教控制和社会规范管制，但是普通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和对国王时代的怀旧情绪，仍然不绝如缕，更何况在美欧的大量伊朗侨民和移民，在伊朗和西方世界起着不间断的渠道作用。伊朗人对于美国的恨爱交织，和伊朗对于阿拉伯民族的鄙视（当然也含有对逊尼教派的历史仇隙）形成天然对比。
另一方面，美国的地区政策在客观上帮助德黑兰翦除了左右两个心腹大患：911之后，美国先是出兵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继而又在五年前开战摧毁了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扶持起和伊朗一家亲的伊拉克什叶派掌权。用内贾德的话说，他到访伊拉克就像回家一样。使两伊从过去的仇家变成今天的亲家，功劳自然在美国。难怪几乎所有伊朗官员都在私下对我们笑曰：“美国人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美伊关系改变的蛛丝马迹
日前，几位美国前外交高官William Luers、 Thomas R. Pickering和 Jim Walsh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在过去几个月，美伊关系出现了新的机会，这是通过几个重要事实显现出来的：其一，在去年12月，美国情报界针对伊朗问题发表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指出，早在2003年，伊朗政府就停止了发展核武计划；其二，美国伊朗就伊拉克问题举行的直接谈判，已经使得从伊朗或经伊朗进入伊拉克的武器弹药和武装份子大大减少（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这为内贾德访问巴格达铺平了道路）；其三，不久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海军冲突事件的化解，也是两国当局为下一轮伊拉克问题谈判而做出的努力所致。
文章认为，虽然布什政府和伊朗政府之间强硬的口头责难仍然持续，但是上述事件已经为美伊关系新思路开启了政治空间，显示与伊朗进行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结果。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改变两国关系的机会。比如2003年，在当时的温和派总统哈塔米当政下，伊朗曾经向美国官员表示准备进行没有任何前提的直接谈判，全面讨论从核计划、恐怖主义到以色列地位等广泛问题。但是，当时全力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白宫，没有抓住那次机会。众所周知，伊朗人是很计较面子的，从那以后，美伊关系就成了这样的格局：一方提议遭到对方冷遇，对方提议也同样遭到报复性冷遇，陷入恶性循环。
现在，机会也许又出现了。内贾德总统在我的专访中再次暗示，愿意和美国改善关系，而这种改变正在进行中。
有助美伊改善关系的因素
可以说，目前在伊朗和美国内部，都存在着有助于美伊改善关系的因素。
在伊朗方面，外有国际社会在银行和出口信用方面对伊朗实施的严格制裁，内有通货膨胀和汽油配给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刚刚过去的国会大选中，虽然由于当政者拥有资源优势，从而阻挡了改革派在议会中获胜，但内贾德政府绝不会看不到目前的严峻局面，而一年之后又要举行总统大选，如果没有经济的明显好转，内贾德就必须在对外政策上有所作为。其外交政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剧与美国的对抗（这是他一直在做的），要么直接和美国进行解决核问题的谈判，这样不仅能摆脱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麻烦境遇，也能显示他作为总统，能够做到前任总统做不到的事情，为自己明年的连任增加筹码。
分析认为，内贾德的强硬外交立场所获得的支持正在减少，比如伊朗首席核谈代表拉里贾尼的辞职就是一个信号（伊朗政坛还有传言称最高宗教领袖或许属意拉里贾尼竞选下届总统）。同时，经过几次在伊朗的访问，我们也观察和了解到，伊朗目前用于制造浓缩铀的离心机所能产生的效益，并不如外界估计的那样高。针对美国有可能对其动武，伊朗国内也有传言称，一旦美国真的开打，伊朗将会表现出外界意料不到的退让或妥协。
在美国方面，与据称反对向伊朗动武的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法伦在3月11日突然辞职以及布什政府来日无多等因素相关联，政坛上频频传出改变对伊朗政策的呼声。主张直接同伊朗谈判的主要理由分为战术和战略利益两方面：
在战术上，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仍然面临不少困难。虽然联合国安理会3月3日通过了对伊朗的第三份制裁决议，显示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再次胜利，但是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之所以同意这份制裁决议，部分是由于他们不相信这一制裁有多少实际效应，部分是想以此遏制美国更加严厉的行动，比如军事打击。内贾德在专访中对我说：“这种制裁，其实是制裁了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 此言不无道理：伊朗的境况已经不能再坏了，制裁决议所影响的，倒是所有想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再说，如果制裁迫使伊朗破罐破摔，它制造铀浓缩离心机的速度将会很快。过去伊朗只用了18个月，离心机数量就从164台增加到目前的3,000台，可以预计，要达到它所宣称的把这一数量增加到50,000台，并且建造一种改良型的P-2型离心机，看来都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伊朗已经做出几项明显的举动，致力与波斯湾邻国改善关系，发展和俄罗斯的合作，并且以石油换取中国的支持，都是针对美国围堵战略的反制措施。内贾德去年年内分别访问了沙特和阿联酋等亲美海湾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十月访问了德黑兰，伊朗方面还多次表示，欢迎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伊朗。同时，伊朗还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加强合作，积极配合IAEA的核查，化解美国的压力。
在战略层面，虽然美国的鹰派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是：除了以色列、哈马斯、真主党和核计划问题外，美伊两国确有不少共同利益和共同忧虑所在，比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是巴格达现政府的有力支持者，都很重视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美国和伊朗也都同样支持阿富汗政府打击海洛因走私、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逊尼派极端运动。而巴基斯坦似乎正在陷入的长期动乱，也同时威胁了德黑兰和华盛顿的利益。
美伊关系改善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同历史上一样，围绕伊朗问题，今天也存在着大国之间的博弈。美伊关系一旦出现变化，将影响到所有大国与伊朗的关系，特别是利益的分配，所以相关各国都在为各种变局的版本进行未雨绸缪的准备工作。
伊朗北方的强邻俄罗斯，从沙俄到苏俄，从上世纪到新世纪，一直没有放弃过在伊朗争取自己的利益。当然，俄国人在伊朗人心中的印象，并不比英国人美国人好。与此同时，虽然俄罗斯赞成对伊朗的制裁并做出姿态愿意参与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但是美国人向来更认为俄国人不可信任。
倒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和作为，值得认真重视和思考。伊朗目前是中国重量级企业设点最多的国家，中石化刚刚与伊方初步签订了价值七亿欧元的液化天然气购买协议并有其它大单正在谈判。在接受我专访时，内贾德总统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表达了十分热情和良好的祝愿，我希望这不是客套话。就在不久之前，伊朗媒体就中伊贸易之间的一些动向，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不满声音。今年1 月17日，刚从中国回国的伊朗商务部副部长、伊中商会的主席阿斯加尔乌拉迪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抱怨中国银行不说明任何理由就拒绝给伊朗商人开出信用证。他说，中国是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但目前银行成为伊中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伊朗上下对此非常气愤。1月25日，伊朗各大报刊登了阿斯加尔乌拉迪接受伊朗记者的采访，向公众正式公布中国银行拒绝开信用证的消息。随后几天，《市民报》、《伊朗时报》等报纸还刊登了伊朗前总统，伊朗专家会议主席拉夫桑贾尼的谈话，对中国银行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措辞颇为严厉。到了2月初，《伊朗时报》头版刊登《伊朗Khodro国有汽车公司停止与中国奇瑞合作》的报导，称由于中国银行拒绝开信用证，伊朗不得不停止与中国汽车生产商进行合作。
中国在伊朗市场信誉和发展面临危机
就在此前的去年12月份，凤凰卫视记者在采访伊朗最大汽车生产商Khodro公司时，这家公司负责人还表示伊朗汽车公司和奇瑞的合作将是今后几年的发展方向，并预计奇瑞汽车将在两年后占居伊朗的大部分市场。中伊两国的经贸关系在2007年飞速增长，贸易额已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伊朗最大的出口目的国。但由于银行不肯开信用证和保单，不少中资公司负责人也为手上的很多项目无法落实而发愁。知情人透露，中国在伊朗市场的信誉和发展正面临危机。
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对伊朗做出的这些行动，应该与安理会制裁决议特别是美国的因素有关，在围绕伊朗问题而展开的国际社会间的合作与分歧，都与当事各国利益息息相关，操作并不容易。但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考虑，中国如何在目前这种微妙的局势中寻求最有利的定位，是需要认真判断智慧抉择的。
古波斯有谚语说：宁可相信敌人不可相信朋友。美伊这对冤家知己知彼相克相生，当他们讨价还价到某种均衡点时，可能会比其它国家都容易达成交易。上述三位美国外交家建议：美国应该放弃苛刻的叫价（比如以伊朗完全放弃铀浓缩为条件）并打消伊朗对于美国企图改变德黑兰政权的恐惧，和伊朗在寻求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进行直接谈判。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这对于美国领导者是个历史性时刻，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并推动伊朗这个由骄傲人民和古老文化构成的强大民族，去融入国际社会。这一过程会是痛苦和艰难的，但是回报将是一个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中东。”
（吕宁思是天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总编辑时间》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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