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解放思想，说起来很平常、简单，换换脑筋、改变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不就行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容易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要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再次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必须克服更大的重重阻力。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唐朝王勃《縢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再往前一千多年，老子早就说过“有无相生，易难相成”的话。宇宙无穷之大，变化亦无穷，使得地球上的事物生生不息，不断地弃旧迎新。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就必须不断变化、不断深化，才能跟上新时代，才会不断有所进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当然，每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变革和进步，都会有许多曲折，要冲破各种阻力、甚至要付出许多牺牲。远的不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经历许多曲折，要冲破许多阻力，然后才会有第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才能够在制度和体制改革上打破一些旧的框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政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
到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国内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情况，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公现象，在世界上还不能称为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往往心口难一，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总的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次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许多旧思想、旧框框阻碍了中国在制度和体制的深入改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妨碍政治的文明和进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这一次的解放思想，所要遇到的将会是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必须要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去冲破重重阻力。
一是要彻底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旧框框
一百多年来，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每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定义，都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而每一次认识的更新和飞跃，都使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世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邓小平到了88岁高龄的时候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他也说不准，所以，才要“摸着石头过河”，才有了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和其他重要场合的讲话中，也强调“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可是，在中国，有许多人仍然是用老套套、旧框框，或者是站在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立场上来解说社会主义，或者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到处贴标签。其实，被贴上标签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形态和市场规律等，也同样是可以、能够为社会主义的斩新事业服务的。还有，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党政机关的改革和人事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只要与他们想象的“社会主义”不相等，看得不顺眼，实际上还觉得有损自己的利益，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晃子，指责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那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大力反对，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止、打击。解放思想，首先遇到的将是这方面的强大而顽固的阻力。
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实践在不断检验各种各样的定义、“真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性认识在中国、在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实际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和认识，今天和昨天、前天，已经不完全相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解放思想，打破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旧框框，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子，才能使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不断地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创造一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二是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在上个世纪初期，西方人曾经十分迷信市场经济。可是，现在的中国，似乎又有不少人在迷信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牛奶倒进大西洋，股市一落千丈，华尔街曾经一天有十多个资本家跳楼自杀，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淹淹一息，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让资本主义国家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醒悟过来。1932年开始，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主政之下，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整顿、宏观调控、计划措施，收拾由于市场过度自由所造成的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困苦、市场欺诈成风等等的许多混乱局面，这才使国家经济逐步回稳和发展。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如雨后春笋。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危机中，又不得不重新学习和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各种计划和调控措施，包括实行新的货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关贸政策等等，避免了出现更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通过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经济有了新的更大更快发展。这也使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疑惑，到不得不开放自己的大门，同时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极力主张不能再搞单一的市场经济了。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西方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几十年来不断地修改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在第16版和17版之后，就加进了世界的许多经济案例和新的经验，并且反复地更加明确地指出市场有许多缺陷，市场经济不是万灵的，提醒人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
新中国建立之后，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学习苏联，搞单一的计划经济，既取得成绩，又吃了不少苦头。邓小平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桎梏，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摒弃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思想观念，推动中国在坚持有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取得光辉业绩。但是，时至今日的中国，却又有许多人反过来一味迷信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看作灵丹妙药，一切只讲市场、依赖市场，唯利是图。其结果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往往被他们大打折扣，还有不少官员腐败堕落，某些方面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已经沦丧。繁荣稳定的社会中潜伏着着各种危机。更加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极大地妨碍市场和计划、自由竞争和宏观计划调控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妨碍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
中国不可能再搞单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搞单一的市场经济。在今天各种信息既发达又流通十分快速的时代，要想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应该抛弃一切旧框框，既要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又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再次认真解放思想。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首尔，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要虚心地学习和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不拘泥、不拘格，只要有利者，一切皆为我所用。唯独如此，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优秀文化的繁荣，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三是要冲破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迷雾
自由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不矛盾的。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很多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其实比起别人来，他是更大的奴隶”，与马列主义经典中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两者是多么地相似。无论过去是信奉哪一种思想哲学经典，都认为人应该生来就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个人，要想自己不受缩缚和完全解放，就必须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和自由。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种自认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人们所共同追求的都应该是人类社会高度民主自由的文明制度。
中国曾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然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难有民主自由可言。新中国建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民主、自由似乎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和“专利”。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地强调各项事业要以人为本，提倡自由、倡导民主。可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一层蒙胧的迷雾。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比较陌生，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排斥倾向。
有不少的人把讲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划不清界线、分不清是非。这种思想观念于实践的结果是，无论是党政机关行政，还是企业管理，都是专制、集中的多，民主很少、自由不够。有的党政干部也跟着上头大喊“要以人为本”，自己却照样当官做老爷。更主要的是，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由民主观念、意识，不懂得如何为自己争自由、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们往往只是“认命”，要么逆来顺受，要么以非法、非理性的暴力方式、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革，必然地步履艰难，阻力重重。缺乏上层建筑改革成果支持、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就难于继续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因此，中国要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就一定要冲破罩在许多人前面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迷雾，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真正热爱自由，热爱民主，懂得自由，懂得民主。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唯独如此，才能够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充分地发挥出来，把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和谐的高度文明社会。
四是要勇敢地迈过文化体制改革这道坎
当今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互相交融。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哪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地向纵深发展。中国的改革，目前是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相对快一些，而文化体制改革则步伐最慢，而且最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慢节奏、难寸进，已经在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后腿。
2003年“非典”肆虐刚一缓解，中共中央马上就于6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主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文化体制的现状，十分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省市的分管领导人和几十个试点单位的头头们也都激动万分，磨拳擦掌。
可是，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是没能够深入进行。政府的文化管理体制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改革和变化。有一些演出团体市场化，而有些重要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剧团不该市场化的也给“化”了，搞得难于生存。有一些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了，出版社的体制却谈不上有什么改革。最为步履艰难的是报业和广电体制的改革。因为有不少的人都认为报业和广播电视、还有网络媒介的改革，涉及到意识形态敏感问题，也就关系到政权的大问题，不能放，不能改革。
在中国，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只是谨记苏联解体一条教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媒介倒戈、不向着共产党。因此他们一定要把新闻媒体管得死死的的，抓得紧紧的。诚不知，媒介只是喉舌，一个人是否健康、有活力，还是死亡，决定性的是脑袋、心脏和整个身体。一个政党、政权稳不稳、硬不硬，在于自己是否得天时、地利、人和，而最重要的是是否得民心。民心向背才是决定一个政党、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媒介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影响民心，但那只是部份的外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办了半个多世纪，一直都是国民党的忠实喉舌，是赫赫有名的国民政府机关大报。可是在台湾，它不能帮助国民党守住政权，更不能协助国民党重掌政权。在台湾的国民党下野之后不久，《中央日报》由于失去了卵翼和保护，而自己又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终于不得不关门大吉。现在台湾，还能够继续为国民党讲话，能够为老百姓讲些公道话的，是两张非机关报的民营大报。因为，他们过去一直没有像《中央日报》那样得到执政国民党的卵翼和保护，所以必须自我生存、发展，千方百计因时应变，贴近民众、贴近社会、贴近市场。国民党虽然下台了，这两张报纸照样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还能够发挥较大的舆论作用。这不是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教训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成立那么多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按现代企业进行管理和经营的。许多机关报的发行渠道，主要是依靠党委和政府机关发通知、强制性地要求人们用公款订报。许多媒体的广告收入，主要是依靠执政党的权威和特殊行业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到各个企业，以及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去摊派、乞求。不少编辑、记者为了完成拉广告的任务、也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回扣，只要你有钱就能够给你胡乱编发新闻。什么党委要求的“社会效益第一”，什么职业道德，统统被这些人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媒介正在严重地失去社会的公信力，也就在严重地失去执政党的喉舌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在现在的体制下，上头管得越死，保护得越严密，媒体的公信力尤其是老百姓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下降，其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更不要说能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之下，同国际上实力强大的媒体集团去竞争了。因为人家是航空母舰，而你却只是一艘连6级台风也抵抗不住的小舰艇。还未曾接触、只是一阵风浪就把你掀翻了，你还怎么能当好喉舌，怎么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中国要真迈过文化体制改革这个坎，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旧观念，从旧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
其实，当前的中国，要再次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阻力远不只是这几个方面。可见要大解放、大进步、大发展之艰难。然而，若能正视问题，克服困难，打有准备的大仗，则改革成功的机会就会更大，振兴中华的希望也就更大。
（吴松营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执委、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前社长、香港商报前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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