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因此，这次震灾已引发了许多具分水岭意义的新契机。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各式各样问题的谈法都受制于西方，最典型者，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虽然西方自己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早已强到趋于极端，但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却被严重地污名化，只要有任何出自于民族义愤的行动，都一定会被扣上“官方煽动”的帽子。在这种扭曲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已不能谈或不敢谈。但由这次震灾，却显示出海内外源于共同民族和血缘感情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极其强烈的。只要中国本身有了正确的表现，它就立刻凝聚。也证明了西方媒体长期污名化中国爱国主义的图谋其实并不十分有效。而四川地震引发全球华人规模如此浩大的人道关怀运动，在近代全球各国更是绝无仅有。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机会之窗打开，进入了一个宛若丛林的经济扩张阶段。由世界各国的先例，早已证明伴随着经济的扩张都必然出现价值的倒退和各种不择手段行为的大量出现。就以美国南北内战之后的经济扩张为例，即贪污、政商勾结、恃强凌弱等大行其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有贪污、勾结、欺骗、败德等各类行径。对于这些现象，无论西方媒体或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将它简单的本质化，认为中国人无价值无道德，只不过是个大家拼命向钱看的地方。但这种简化的说法，终于在这次震灾里被证明并非如此。灾难是一种极端的情境，许多隐而未显的人性都会在这种情境下显露。这也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人性”。在这次震灾里，亲人爱、邻居爱、同胞爱、民族爱、军民爱、师生爱等均显现无遗。证明了中国绝非道德的荒漠，有太多优良品质的种子一直潜伏着，终于在灾难里被唤起而发光。
再次，战后迄今的西方论说里，都习惯性地丑化中国的官吏、特别是军人。官吏腐化、军人蛮横，这些都早已固定化，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但由这次救灾的官吏表现，特别是军人动员，奋不顾身，证明了官吏和军人的那些刻板印象其实是不对的，官吏和军人在合乎现代性的动员上，具有发动机的角色。
也正因此，这次震灾对中国而言，乃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震度如此大的地震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四川，由于动员抢救及时，反应快速，伤亡固极严重，但已较第一时间所估计的少了许多。这是进步的力量。对于这次抗震救灾所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有必要试着从一个比较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俾作为砥砺未来的参考架构。谨在此从现代“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以及“灾难政治学”两个角度，试着加以探讨。
（一） 政府权威和人性化的社会控制
任何国家与社会，都必须与时俱进地维系着稳定的秩序，俾让社会本身得以持续发展。这种秩序维护的工作，也就是近代“社会控制论”的起源。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斯（Edward A. Ross）最早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型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俾使其适合群体的需要”。他这个概念提出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把‘社会控制’主要限定在司法，特别是惩罚性的司法层次。到了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之后，由于对跨历史的社会控制研究增多，更深刻的面向才受到注意。而在研究社会控制的各种观点里，耶鲁大学的格罗斯（格罗士）（Jon T. Gross）指出，新兴革命意识形态政权，由于制度不良，会出现“国家机器的私有化”，意思是说各种新贵占据大小权力位置，甚至乡镇村落，各行其是，希望藉此形成秩序，最后一定是贪腐及滥权盛行，这是最糟糕的社会控制。而曾任白宫顾问的学者艾兹奥尼（伊兹厄尼）（Amitai Etzioni）则提出另一种警告，那就是到了媒体民主时代，已开始出现一种操弄媒体以形成民意的社会控制模式，当今美国即是例证。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乃是哈佛教授布莱克（Donald Black）所指出的“效用”及“规范”为主的社会控制。他指出社会控制里都自然而然必须就对错是非、真假美丑做出评价与引导，因此好的社会控制不是搞奸巧的法律，也不能是藉着操纵民意而左右着社会，而必须以领导权威明示价值规范的取向，作为普遍的规范。
而从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即注意到了中国其实已在这次动员里，显露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控制模式。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高层救灾指挥部即告组成，温家宝总理也立即飞抵灾区坐镇，行政及军队系统也展开动员。这是“以人为本”的落实，它诱发出了一种具有道德制高点的氛围，自然一切正面的力量如媒体、官员、军警、城乡居民等的积极性也就被召唤而出。在动员里型塑出了新价值。如果北京中央高层没有主动到第一线，而是让地方和军区调度救灾，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无论就效用或道德规范的角度，这次震灾和年初的雪灾相同，既显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也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新价值，在这次震灾后经历了洗礼，中国的官员与军队以及社会气氛必将大为不同。而领袖走上第一线则无疑是个关键。
由国家领导人在震灾中发挥的功能和创造新价值的角色，这时我们已有必要更深入一点来考察国家领袖的创新示范功能这个问题了。
过去的政治，无论国际与国内都相对较为单纯， 加上资讯并不发达，领袖的角色偏重在“体制性领导”上。但到了现在，不但政治日趋复杂和高度联动，社会事务也同样日益繁重。在复杂度高并联动紧密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告增加。领袖除了要对内守护人民利益外，对外也要争取国家最大利益，当国家利益受损时不但不能回避，而且更要力争。近代主要国家领导人穿梭内外，并不只是在作秀而已，乃是领导人“积极性领导”的角色在加重，因为许多事情不是大使、省长、司令能完成的，非得国家领导人出面。震灾的因应良好，不就是个例证吗？
（二） 灾难政治学的启发
在人类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过程里，总难免会遭遇到各类重大的灾难，如战争、瘟疫、地震、海啸、洪水与饥荒等。对于灾难，古代每视之为“天降灾厉”，只有委诸命运，人们始能忍受它所带来的苦难。但到了现代，由于人的能力渐增，已不再视之为命运，而宁愿将灾难看成是考验，盖只有如此始可能变消极为积极，将灾难转化成推动进步的力量。
有关灾难带来进步之事的学术研究已多矣。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所谓的“现代性”里，有一大半就是由灾难所生。举例而言，近代有关瘟疫史的研究即发现，所有传统对瘟疫的见解如迷信的“鬼神说”，以及基于歧视的“恶习传染说”等遭到扬弃，现代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如公共给水排水、墓地管理、隔离治疗、医疗防护、微生物学，甚至人医大过兽医的专业地位之确立，以及合乎现代标准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等，则开始一步步构建完成。瘟疫的可怕程度和它带来的进步都同样惊人。而以地震海啸为例，尽管它的科研难度最高，但它至少促成了紧急救难、大范围地质研究和火山探测活动的兴起、海啸预警系统的建立、建筑标准的改良等。再以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地球暖化和气候异变、水旱风灾问题为例，它不就加速了天候研究以及全球目前正在展开中的各类反省吗？
灾难可以转化为推动进步的力量，可以强化灾难动员的能力，让国家应变能力增强。在这次抗震救灾动员上，相信绝大多数人印象最深刻的，当为军队的动员表现及其影响了，而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
在发展中国家，军人乃是最大的单一群体。军队因为任务目标明确并讲究精准，加以军队的装备有极大的科技内涵，这都使得军队成为最早现代化的部门。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就指出，军队可以是国家现代化的先驱。军队的上述特性使得它具有两种相反的走向，一是它靠着自己是最大实力群体的特性，有军人干政乱政的可能；另一则是它将军队讲究权责效率的那些现代性标准推广，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量。而在中国，军人干政的可能早已被排除，而由这次震灾的军人动员所展现的效率，我们已可预估到它对政府体制的效能改革必将有极大的示范作用。
因此，“灾难政治学”是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人在面对灾难时会暴露出缺点。人类学家发现，当印度面临饥荒时，社会的重新分配会构成许多同心圆，从最外圈起可以一批批加以牺牲，充分暴露出它以种姓为名的阶级歧视。前两年卡特里娜（卡翠娜）飓风肆虐美国南部，整个新奥尔良（纽奥良）市形同陆沉。该风灾暴露出动员迟缓、官僚冷漠、布什及其家人傲慢失言等许多风波。美国媒体和新奥尔良市市长即明言，这和重灾区多半为黑人有关，救灾里潜藏着种族歧视。与这些例子相比，中国救灾所显露的则是大家一体平等，救人最要紧的另一种态度了。
自然灾难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进步。在这个地球异变、各种气候、瘟疫以及地震海啸等灾难以一种我们尚不知道原因的方式增加的时代，对灾难保持警戒，强化动员应变能力，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大国，对灾难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如地质、海洋、气候、细菌病毒等更需要大量投入。古谚说“多难兴邦”，中国的成长必多考验，为将来的考验多做好准备的确日益迫切。由年初华中华南的雪灾和这次震灾，再加上东北常出现的森林火灾，中国在救灾动员体系上可能也同样到了必须有所规划并在救灾装备与训练上加强的时候了。
（三） 富人与国家的关系
这次震灾，无论官民军警皆表现良好，中国遂出现了很难见到的情况，那就是发生问题并没有把箭靶集中针对政府。但这次震灾的箭靶却多了一个新的对象，那就是中国的富人。对富人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外一章，它的确显露出了中国另一个值得反思的课题。
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古代皆有富人自己或通过寺庙教会而施粥赈济和造桥铺路的文化价值。而到了近代，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富人的博爱、公益、人道角色开始出现。人们不再用古代的词语如“施舍”（alms）、“慈善”（charity）、“赒济”（eleemosynary），而开始用“公益博爱”（philanthropy）。而首开风气的，乃是美国小富人皮博迪（皮波迪）（George Peabody）。他出身贫农和皮革工人，后因勤奋聪明而致富，成为金融投资家。财富达一千二百万美元，换算成今日身价，约为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他毕生捐钱行善，以扶贫为主，活着时即用掉三分之二财产。除扶贫外，他主要喜欢赞助教育，现在仍然存在的耶鲁大学“皮博迪自然史博物馆”及巴尔的摩市的“皮博迪音乐学院”皆他捐建。后来更大的公益家如卡内基、洛克菲勒，都只是他的继承者。这种富人公益在一九二零年代达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峰期。
富人捐资公益行善，这只是个人行为吗？当然不是。一九二零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德曼（Edward Lindeman）乃是公益研究先驱学者。他在奠基之作《财富与文化》里即根据实证研究指出，富人捐资和成立基金会、广邀领导精英参与当董事，事实上是完成了“美国社会精英层的建构”。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美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秩序因而形成，一个“产—官—学”的社会国家认同也开始确立。这也等于是“富人”和“国家”形成了一种同盟关系。富人用行善来帮助国家社会具有正当性；而国家社会则荣耀了富人的身份。赚钱之目的在于肯定自己，赚了钱之后的行善则是荣耀上帝，这种价值观也因而确立。它乃是美国这个国家在社会基础上具有超稳定性的原因。这种价值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比尔?盖茨和巴斐特两人的公益表现即是例证。
因此，富人热心公益，在他们捐助时，就等于无言地表示了“这是我的国家，我的社会”这样的态度，也等于是替国家社会的存在正当性做出背书支持。人们对中国新富阶级在震灾时的相对冷漠加以责备，我们不能排除有嫉恨的因素，但更深的意思则是对他们认同感的稀薄表示质疑。
在震灾后，港台巨商捐献动辄上亿人民币，大陆自己的富人远远落后。四川震灾损失愈千亿，捐多捐少其实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不慷慨的大陆新富少了一个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机会，也伤到了人民的感情。
一个国家，“国家”与“富人”间应有同盟关系，它不是政商勾结，而是要在国家目的、社会认同等价值上合一，从而能够建构出较强的稳定基础。 这不只是富人必须觉悟的课题，也是“国家”必须去思考的问题。震灾后富人成为箭靶，已为这方面的思考做了开始，还必须更严肃地探讨下去。
（四） 结论：把震灾当成新起点
这次震灾，时值某些国家有针对性的“修理中国”正全面展开之际，但因中国官方态度开放，领导人站上了第一线，而官员军警的表现良好，加上全球华人关怀，它所形成的气氛已让“修理中国”者无法利用这个不幸的机会而自鸣正义。由这次震灾已证明了做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将来的挑战一定很多，但只要自己奋发有为，再怎么排山倒海的“修理中国”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而由这次震灾的表现，它已显示出中国一旦改变领导管理及动员风格，就会有极大的不同。因而对领导阶层而言，这次震灾应有鼓舞的效果，如何在新的领导风格上继续强化，必可发挥更大的移风易俗，加速政府及民间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这次震灾，比起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水灾表现得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我们也无庸讳言，中国在处理灾难问题上，无论就体制、机具设备、科研，以及大规模的善后重建，都还有待强化。二十一世纪乃是个必须把“灾难”和“风险”这种观念时时放在心上、纳入体制的时代。中国有待努力的还很多！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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