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
对内而言，一是北京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不但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京奥之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的一些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北京奥运在筹备和主办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京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走向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纵向看则是五百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东西方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所有这些都必然伴随着整个北京奥运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个案探寻自身发展的深层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近七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七年，也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七年，还是中国自身许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七年——无论是奥运火炬、西藏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等问题，奥运使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一站，无论是以国际摩擦还是以自身观念体制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对于中华民族成长的心理冲击和历练，是过去一百多年从未有过的。
京奥折射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许多西方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更由于中国迄今依然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不是今天的政治体制，而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将由此而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加上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的距离，而导致中西之间出现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给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藉奥运更多地将中国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善良乃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就可能顺利完成融入的过程，而忽略了背后许多复杂的因素。
让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最近七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则缺乏心理准备地与西方发生了许多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对立于西方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二十世纪以来一个不熟悉的对手，这对手对西方的冲击程度还远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与之相伴的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到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每每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二十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会对其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与西方对抗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一度还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的实力竞争加上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都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
中国“非典型国家”的转型和方向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中心还在于探讨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北京奥运在较集中地出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的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国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则还比较远。
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最慢和最艰难的是政治体制；中国人观念变化最快的是在生活形态方面，最慢的是在文明法治领域。虽然体制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留下的最大问题，但比体制改革更难的是观念的改变或进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新旧观念的激烈博弈。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并未同步带来民族精神的梳理和成熟，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精神的茫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形成较大的反差。
京奥折射的中国阶段性问题
所有这些都在此次奥运筹备和主办过程中从深层浮上表层。虽然没有人质疑中国举办奥运想与世界接轨的诚意，但事情往往在执行的某些过程中走样，其根源并非官方的诚意，而是体制遗留的习惯思维。
举个简单的例子：奥运开幕前，奥组委宣布将开放北京三个公园作为示威区，消息公布后受到外界的普遍欢迎，被视为中国自信、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奥运期间，三个示威区没出现示威者，有关部门透露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
如果说，决定设立示威区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举动，显示了中国高层的自信和开放，体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新思维和方向，那么大部分示威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是否显示了具体主管部门甚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奥运前、奥运期间还是奥运后，相信都有不少。
虽然新旧思维的冲突和博弈是转型期国家的常见现象，但中国未来必须向着多元、开放、法治、均富和自由的现代文明国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权力需要监督，政治需要清明，社会需要纯净，人民需要心情舒畅、畅所欲言。这些都是跨越任何社会体制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奥运期间的媒体环境，在中国崛起给西方造成巨大心理冲击的背景下，北京奥运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中国是否需要将话语权更多地下放给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由中国媒体也担当诠释的主体呢？相信凭民族感情，中国媒体可以交上令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奥运的开放报道与国家控制的行为，不应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达到平衡的，这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开放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在北京奥运期间，中国对外媒的开放和周到服务，与内地媒体的依然受到严格管制形成了截然的反差。如果说，前者体现了中国的开放诚意和风范，那么后者则依然折射了体制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孤立发展；中国今后的发展，仍离不开与西方关系的互动。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和国民心态、价值观，其调适的难度丝毫不亚于西方之面对中国的崛起。
过去五百年是西方主导秩序的世界，但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已不可能完全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中国完全崛起后，必然成为世界新体系的重塑者、共管者和游戏规则的共同制订者的一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一定程度接受并发展虽发源于西方但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法治、社会开放和公民自由，这也是中国未来必须迈出的一步。这样，中国的崛起也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好的贡献。
中国“后奥运时代”的走向，这不是现在就能具体回答的问题，但是由体制而带来的效益和由体制带来的遗憾，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都还会继续发酵，并将伴随中国的进步和转型。
“后奥运中国”：需要与西方更多的沟通
在北京奥运记者会上，曾有一名西方记者连续三次发问中国的人权。这实际涉及到西方应当用什么角度看中国的问题。西方在观察和评估中国时，若能将中国放到有纵有横的坐标系上，就能从中国的历史悲情和过去的艰难道路中，更好地理解、接受中国崛起和进一步的发展；反之，若只将中国放在横向的时空上，就只会看到中国在共时状态下与西方的差距，而作出对中国较为片面的导读和评估。
更重要的是，西方如何以业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民主、自由来克服数百年残存的文化傲慢，这是西方知识界、舆论和公众与中国互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二十一世纪未来的时间里，都应当跳出自身的局限，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来展开互动。
北京奥运后，西方对中国的指责不会就此停止，相反可能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可能有几个原因：一、北京奥运筹备期间中西方的冲突及其根源，并未因北京奥运而消失，尤其是北京奥运将确立中国的大国和成长中的强国的地位；二、奥运前中国官方虽然出台一些放宽外国记者采访的限制，但西方媒体对中国奥运期间在人权、言论等方面的表现，显然认为并不符合其标准，因此一定会以西方的标准来诠释北京奥运。
就目前而言，西方和海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奥运后中国将正式以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且由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自信心将极大增强，今后在国际事务中将更为“任意和蛮横”。这一诠释加上之前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在奥运后估计将有新一波甚嚣尘上的态势。
在这方面，建议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出面发表《北京奥运与中国发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在奥运问题上以及“后奥运时代”在一系列价值观问题上与西方的互动空间，并直接针对西方上述的疑问或攻击阐述中方立场，其中包括：一、如何看北京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二、如何看北京奥运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连接中国与国际社会方面的意义？三、如何看围绕北京奥运，西方与中国在一系列价值观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其中，哪些是出于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哪些是由于双方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如何看中西双方未来在这些价值观方面的磨合及其前景？四、如何看中国成为金牌第一？五、中国如何看西方社会对奥运后中国行为模式（即“更任意、更蛮横”）的指责？六、“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