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与建议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与此同时，还必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和健全稽核体系，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并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和解决外资参股问题。
强化金融监管实行对等开放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仅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建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现阶段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要保障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不仅需要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依法监管，而且还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
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加强风险控制建立稽核体系
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宏观层次来看，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从微观层次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必须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演变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其风险敞口，是引发和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之一。导致风险敞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一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存在草率承销和欺诈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漏洞。二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缺陷，放松了对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集中性风险、名誉风险以及表外风险敞口的评估和管理。三是投资者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过于轻率，突出表现为机械性地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四是对次贷担保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CDO）风险评估的失真和失误。五是金融机构进行的公众披露有时未能说明其表内外风险敞口。六是存在着众多的扭曲激励，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之前的资本框架鼓励银行将低风险资产证券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低资金成本的工具来支持高风险资产的证券化。
又如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薪酬模式忽视长期风险，相当于鼓励过度冒险。以上风险没有受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机构要引以为戒，要加快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稽核体系。
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海外并购风险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海外发展不断提速。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延伸方式之外，也开始采用投资参股或并购方式，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影响因素很多。从选择并购方式来看，可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原有银行为依托、开拓地区市场；节省新设银行的开办费，降低机会成本；减少新设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吸收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拥有主动权，可根据发展战略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
但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问题值得关注，其海外并购和扩张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为：一是高素质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弱；二是不熟悉东道国的经济、法律运作环境和方式。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为此，需要特别重视加强调研分析、完善内控机制、慎重稳步推进。
掌握主动权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最终确立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即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操作。这里所指的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掌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动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属于一国的主权范畴，当事国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地安排。在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第二，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不能只简单地观察表象，还需要具体地、深入地对实践状况进行分析。中国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显然，中国逐步实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准确来说应当是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基本可兑换。在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之后，对短期外债和投机性头寸仍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限制。
第三，防范资本外逃和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经济体制又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因此需要对资本项目中的一些子项继续实行适当的管制，其主要目在于：一是防止境内资本大量外逃而严重影响境内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二是防范境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境内而冲击经济和金融的平稳运行，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异常流动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第四，关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金融环境。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整个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进而使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面临着较多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国际游资的冲击，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缺乏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防范机制，三是世界经济政治矛盾交织。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对中国的开放政策有过精辟的论述：“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是中国开放政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基础、相辅相成，必须同步协调推进。
金融业的对内开放，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金融机构形式垄断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对内开放的程度近似于或者高于中国在加入WTO协议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质就是深化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金融机构的产权向民营资本和自然人投资开放，如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或收购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鼓励设立民营银行或其他民营金融机构，以及提高非国有股权对金融机构战略发展和经营的支配程度。二是指放松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制、改革金融机构的组织制度与人力资源制度，实现组织创新和业务创新。
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对内开放明显落后于对外开放。尽管中国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也在推进，但步履维艰。从名义上来看，向外资开放的银行业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但并没有一份明确的向民间资本开放银行业市场的“时间表”，也缺乏具有可操作的程序规定，民间资本始终难以涉足银行领域。
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对内对外开放不协调的状况，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将产生一系列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是可能导致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威胁中国金融安全；二是极大地压缩了国内民间资本的扩张空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将可能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三是对外开放单兵突进，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四是无助于将国内储蓄引导、转化为投资，不利于降低整体金融风险；五是不利于打破金融垄断、消除金融压抑，不利于培育良好、公平、公正金融竞争的格局（例如在重视外资策略下形成的内外资银行税赋的不公平使内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提升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六是中国经济金融不得不被动地受到外资银行母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受到挑战。
显而易见，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同步协调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和金融对外开放已是大势所趋。
现代银行制度与外资参股问题
进一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对于建设现代银行制度、增强中国金融业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银行业在对外开放的全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积极、稳妥、高效。
所谓积极，就是指根据建设现代银行制度总体目标，加快形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的现代化大银行。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现代银行制度的建设、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建立一个健康、发达的银行体系。
所谓稳妥，就是指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步骤要与中国经济社会承受力、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减少社会成本，避免出现失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注意随时总结经验、避免损失是稳妥的核心。
所谓高效，就是指银行业对外开放要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收益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使之真正成为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的现代化银行，增强长期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并非单纯追求规模和短期效益。
需要辨正地看待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一方面，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也包括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安全。实际上，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银行作为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因此将单个银行的风险问题完全等同于金融安全问题是不科学的。中外资银行之间通过股权或业务领域的合作，双方都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如果从银行业全行业的角度来看，必须高度关注金融安全问题，特别需要警惕防止陷入全行业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短期投机行为，也提醒我们必须关注其是否真正发挥了战略投资者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者说，需要建立对战略投资者所发挥作用进行及时、动态的评估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是目的，仅仅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过程中采用的措施之一，我们不可能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国外金融机构。银行体制改革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在制定具有全局性方针政策时更需持认真而慎重的态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稳健的操作。一个最基本出发点就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要防止为迎合境外投资者要求，忽视中国的主权利益要求和现实的倾向。
平衡国际收支完善汇率机制
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可预见和隐性的风险不断增加，这对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对中国国际收支战略的严峻挑战。由于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失衡格局具有不可持续性、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国际收支战略的基本取向为：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表明，中国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通常那样将FDI转换成为经常项目赤字。通过FDI获得的外国资金并没有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国内储蓄十分充足，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并不需要这些外国资金，实际上这些资金又通过种种渠道回到美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与此同时，相当于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内储蓄也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不合理格局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因此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就必然要求采用综合措施对外贸、外资、产业政策和战略进行调整。从贸易政策和战略来看，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是出口激励型外贸战略。这种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具有强烈的“重商主义”色彩，导致持续贸易顺差，致使外汇储备规模急剧扩大，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强烈的升值压力，而且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造成国际收支长期顺差的宏观经济相关政策和战略进行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一是构建外贸新战略。要构建开放型平衡发展的中国外贸新战略，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摒弃“重商主义”的片面追求增加贸易顺差的思想观念，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
二是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抛弃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调整和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实现出口“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使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转变。
三是调整进口政策。建立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及战略性资源的进口机制，动用外汇储备进口国内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把一部分超额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是调整外资政策。可适时适度调整外资政策，外资政策从以往的政策竞争向制度优化转变，促进利用外资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对内外资企业全面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逐步实现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由过去的普遍优惠转变为重点优惠，有选择地吸引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好企业。与此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注重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
2008年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已成为对中国经济经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人民币持续升值，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出口企业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压力，而重要的问题并不仅仅于此。人民币升值及其升值的预期吸引国际投机资本，导致国际游资流入。针对这种局面，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在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至少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比较自由地根据汇率信号做出反应,使汇率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调节机制。
其次，改进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调控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调控手段将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主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也辅以行政手段配合对外汇市场进行管理,以维护外汇市场秩序。
需要强调的是，采用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货币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充其量只是发挥一定的价格杠杆作用，来寻求进出口之间的平衡。而对宏观经济相关政策和战略进行调整、采用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治本之策。
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与监管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印证了国际金融的一条规律，即：货币金融危机不仅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生在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会影响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国际协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系统性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未来一段时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单一储备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也会逐渐暴露出来，使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且缺乏保持汇率稳定的机制。几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带来巨大风险。为此，中国应主张：主要发达国家应负起责任，协调其宏观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汇率之间的波动；必须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国际流动性的职能；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七国集团首脑和财长、央行行长的定期协商，对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腾飞和崛起，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原有格局已被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规则制订的局面应当改变。国际社会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并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中国要在平等竞争、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加强各国之间、亚洲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积极探讨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稳定机制，为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
近年来，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增强，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加强本地区在金融稳定、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体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对维护本地区的货币和金融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应该继续支持和积极参与20国集团的活动，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从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意义上已经丧失了最后贷款人和风险监管者的职能。要吸取多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应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加快改革，重点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预警，从而尽可能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二是在出现金融危机征兆的时候，及时根据各国实际提供流动性。
（王元龙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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