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复杂的，香港特区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民望不断下挫，让人们对上述问题愈加担忧。随着曾荫权进入第二任期，他与民众的“蜜月期”早结束，西方民主轮替政治的影响与殖民地传统思维的绞缠，不可避免地令曾荫权过早地成为施政上的“跛脚鸭”。一方面，特区政府在去年推出的大型基建项目受到立法会的挑战，迟迟无法上马；另一方面，试图在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方面另辟蹊径的做法又受到民意的反弹，一切事情似乎都令曾荫权动辄得咎。在这种状况下，港府能否有效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特别是温总理在俄罗斯高调谈论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经济，更令香港耳语满天飞，左、中、右三方都做出了对曾荫权不利的解读，也希望在未来的特区政府全力布局中先行卡位。在这种趋势下，北京方面尤其需要对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向、香港与内地的长期关系有清醒的判断。
首先，香港经济将面临金融海啸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香港的金融、地产已经快速下滑，旅游、物流即将进入寒冬。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进入大萧条、全球化进程不大幅度逆转、各国不采取贸易保护的孤立主义政策，香港经济就会像1998年后那样找到新的定位，并且通过市场机制适应并形成与内地的新关系，就会再次发挥自己管制少、开放度高、市场灵活的特点。因此，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原则应该是，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开放经济防火墙的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如果说在金融海啸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排在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位，那么金融海啸的尘埃落定后，背靠内地的香港完全可以有条件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当然，这种前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如何用香港。
其次，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主要官员，从特首到财政司长、从金管局总裁到特首办主任，完整经历过1998年金融海啸与索罗斯的对抗，在危急关头他们敢于打破“市场至上”的教条直接入市，既挽救了香港经济又赚到了利润。在全世界范围，很少有政府又如此多的高级官员，既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且能全身而退，而且目前他们还在权力的巅峰。因此，香港政府对金融海啸的基本判断是“危中有机”，成立的是“机遇委员会”来抗击和应对金融海啸，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及时评估形势，筹谋应对之道，以及捕捉新的机遇，从而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中央应该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施政，尽力帮助他们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约束那些号称在北京有关系的香港人士的“放话”。其目标就是要令香港成为金融海啸后国际金融新体系和新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为了社会稳定，香港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处理“雷曼迷你债券”等事务。其实，该事件的主要投资者是富人，如今在部分立法会议员的串联下，结合部分中老年投资人，该事件越闹越大。这个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在民意上处于下风的特区政府凡事讨好民意的心态，而罔顾了“投资有风险，输者自负”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势必会牵扯更多的精力。因此，对于类似事件，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应该予以客观报道，并在社论上订出基调，必要时也可请中联办官员或其他官员（如央行）发表看法。
第四，挽救香港经济下滑的当务之急，是配合国内的刺激投资计划，迅速启动香港内部和跨境的基建项目。港珠澳大桥、深港机场铁路、穗深港客运铁路专线，完全可以在粤港联手下迅速启动，而香港内部的西九龙文化中心等大型的基建项目，也可以趁这个时机排除内部的反对声音迅速开工。这些跨境项目，既能够对抗经济下滑，缓解失业率上升，又能够从长远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中央的对港决策机构一定要抓紧时机，赶快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回归十年来，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地理”回归到“心理”回归的过渡，在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形成兼顾短期和长期的香港政策，香港经济就完全可以走出危机，并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形成新的定位，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 |
